启功杂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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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终无恙。昨朝小疾诊疗忽然见问题，血管堵塞行将影响全心脏。立呼担架速交医院抢救细检查，八人共抬前无响尺上无罩片过路穿街晾盘儿杠。诊疗多方臂上悬瓶鼻中塞管胸前牵线日夜监测心电图，其苦不在侧灌流餐而在仰排便溺遗臭虽然不盈万年亦足满一炕。忽然眉开眼笑竟使医护人员尽吃惊，以为鬼门关前阎罗特赦将我放。宋人诗云时人不识余心乐，却非傍柳随花偷学少年情跌宕。床边诸人疑团莫释误谓神经错乱问因由，郑重宣称前赌今赢足使老妻亲笔勾销当年自诩铁固山坚的军令状。
　　其实，这不是说启功自己赢了输赢账，而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真情难抛，他在一首悼亡诗中写道：
　　先母晚多病，高楼难再登。
　　先妻值贫困，佳景未一经。
　　今友邀我游，婉谢力不胜。
　　风物每入眼，凄恻偷吞声。
　　启功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我这一辈子有两个恩人，一个是陈垣老师，一个是我的老伴。但他们两个都是为我窝着一口气死去的。老伴在时，连现在看来极普通的要求，我都没能满足她，她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她虽死而无怨，我却心里更加难受。我们是‘有难同当’了，却不能‘有福同享’。因此今天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特别是我今天得到的一切，已经觉得名不符实了，怎么能安心地享受这一切呢？况且我已无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无儿无女，身内之物一件都没有，我要钱、要物、要名、要那么多身外之物还有什么用呢？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劫　难

　　启功到北师大以来，生活一直是比较安定的。
　　不料，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启功的生活就像突然间做了一场噩梦一样，一场劫难降临了，先是莫名其妙地被划成“右派”，后是接踵而来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当初，他的确不知道这档案子的由来，那时，他的老伴还在，两人夜里睡不着觉，就偷偷讨论起这个话题。
　　启功只能从他的阶级出身找原因，但是，是从什么事情上引起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真是一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无妄之灾。
　　后来，他被揪到中国画院开批斗会，才把事情的原委慢慢地弄明白了。
　　原来，这件事是从画院引起的。
　　当时，周总理为筹办建立画院的事，从香港请来一位画界的名人叶恭绰，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受命组建中国画院，任院长并招揽了一批中青年画家到画院工作，也邀请启功到中国画院去。启功在书画上的造诣是很有名的。但启功想：“我是师大的人，主业是教书，再说，校长陈垣是我的知己，怎能抛弃师大这一摊事业，转去搞画院呢？”就对叶说：“我有封建感情，老记着陈垣先生的知遇之恩，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的，他活着一天，我就不会离开师大！”两人来回纠缠了几天，还是陈垣说了话，陈垣说：“这样吧，师大这边不要离开，但你可以拿出半天去画院，权当帮忙！”老师的话，启功只得服从。
　　到了画院，他确实帮了不少忙，所有的公文报告都是他起草的。到了“反右”运动时，画院的人忽然想起了他，说他是叶恭绰的“狗头军师”。
　　其实，启功在画院的问题，最后也没几条像样的“罪状”，查所有档案记录没有任何言论，因为是搞运动，后期不得不照此例划几个“右派”，启功就这样被划进来了！
　　不过，启功对“右派”两个字是无所谓的，只是后来加“分子”两个字，他就受不了啦！因为一加“分子”，他这个具体的人就突现出来了。当时他的心情不是很沉重的，而是一种无可奈何，他想，既然是搞运动，好比发一次大水，把多少房子和人都给冲了，命好的，可能逃出来，命坏的就要溺于水下，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这能怨谁呢？
　　划了“右派”，课也不能上啦！亲朋好友几乎不来往了！家里清静得很，这倒给他写作、思考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启功慢慢地从倒霉中品出其中的滋味来。每天开批斗会，他就优哉游哉，他就计划着写几本书，他的“脑力劳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当他被拉去陪斗，被抓去给造反派抄大字报的时候，台上哇里哇拉大喊大叫的声音，在他脑子里却变成了古诗文平仄的声律；当年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的情景在脑子里一幕幕地影现出来。他非常惊异地发现，自己的脑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使，这么灵便。他自己备了一个小记事本，还有一根铅笔头，一有奇思妙句，便记下来。半夜里睡觉，忽得一妙句，就爬起来匆匆记下来。第二天早晨一看，竟是逻辑性很强的、很精彩的见解，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出于自己的手。
　　因为怕人家看到，批他“不好好改造，走白专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大部分写在香烟盒、旧信封、小学生作业本的背面。写好后，就塞到房屋的一个布口袋里，到1962年，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时候，他写的纸已经装满了四个口袋。
　　有时被拉去开批斗会，也是会上一出，自己心里唱的是另一出。写交待材料的时候，他也用大部分时间写自己的东西。有时搞专案的人来了，发现后呵斥他一顿，他嘴上唯唯称是，私底下仍然照写不误。老伴深知启功的为人，每天回家的时候，便摸一遍启功的口袋，凡是有字的纸便掏出来，用手理平藏到后屋的布口袋里边。在被划入另类的日子里，这个一向老实巴交的人，就是用这样“虚与应付”的法子，到1974年宣布解除他的管制的时候，完成了他的第二部著作——《诗文声律论稿》。一个“右派”出书，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个造反派头头，煞有介事地说，启功书稿中有不健康之处，他告诉启功，你的书我们“不要”。启功回答也干脆：“不要就不要。”因此，这本书一直拖至1977年才得以问世。
　　结成集子前，启功做了些修改、补充，然后用小楷写成大32开给了中华书局。出版社提出了一些意见，说修改后才能出版，主要意见是：
　　1。大32开版本是“封资修”的东西；
　　2。现在这本书上的“前言”没有毛主席教导字样，这是不允许的；
　　3。这本书是讲诗的，里面引用的名句竟是“封资修”的东西，什么李白啊、杜甫啊……就是没有毛主席的。
　　所以当时把书稿给退了回来。
　　退回来以后，启功先按出版社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又用小楷重写成小32开，之后，交给了出版社，这才给出版了。
　　《诗文声律论稿》一书，是启功教古典文学的一些经验所得，是古典诗、词、骈文、韵文、散文等文体中的声调特别是律调的法则，所采取的方法，是摊开这些文学形式，分析前代人的成说，从具体的现象中归纳出目前所能得出的一些规律。启功先生很谦虚地认为，现在只能指出它们的“当然”，还不能讲透它们的“所以然”，这些初步的结果，仅能说是进一步研究的阶梯和材料而已。
　　《启功丛稿》是启功继《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书，启功带着这本小册子又去请老师题签，这一年启功50岁。
　　稿子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启功带着稿子去陈垣先生家，请他题签。这时老师已经病了，身体虚弱，看起来是禁不住劳累的。陈垣一见有这么一大叠稿子，很是兴奋，非要看看不可，启功见了老师这般情景以后特别感动，又怕加重老师的病情，就想了个法子说：“这稿
　　须修改，等改完以后再拿给老师看，先只留下书名，请老师给写一下！”启功心里明白，以后恐怕连这样简单的几个字，也不易多写了。于是，想出《启功丛稿》四个字请老师先写出来作为大题，长篇出来，再分别用在各篇名下。1967年政治形势正紧张之际，启功去看老师，老师口诵他给一位朋友题的小诗两首，现在启功只记得老师捋着胡须念：“老夫也是农家子，书屋于今号励耘。”抑扬之声至今如在耳旁。
　　这段时间内，带给他的最大困难是经济上的拮据。
　　他本来是北师大教授，划“右派”以后，工资降下来了，教授当不成了！月收入有三十元生活补助费，这点钱只能贴补家庭必须之用，原有的值钱东西也变卖一空，不得不打自己心爱的书画的主意啦。
　　一次，陈垣去逛琉璃厂，发现了在“荣宝斋”展出的一些书画，马上就认出这是启功家里的，于是喊来秘书辨认。秘书一看说：“没错儿，这是启功家里的！”陈垣一听心头一惊，说：“没想到启功家庭生活窘迫到这种程度！”便把书画买下。回校后，把书画送到启功家里，还兑了一百块钱，给他贴补家用。启功拿了钱，不好意思地对老师说：“我家里地方太小，实在没办法，卖了它们图个清爽、干净。”启功对老师的关怀心里头很感激，他在逆境中坚持下来，并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反右”结束后，想不到一场“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启功再一次成了被审查批判的对象。这时启功实在感到绝望了，他对老伴说：“‘反右派’我熬过来了，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恐怕熬不过去了，不如死了算了！”老伴慌了，赶忙去找一些亲朋好友劝他。他一看老伴这么认真，倒笑了，说：“你们放心，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没工夫自杀！”
　　启功曾引用陶渊明诗句中的“草屋八九间”写过一副对联：“草屋八九间，三径陶潜，有酒有鸡真富庶；梨桃数百树，小园庚信，何功何德滥吹嘘。”恰好“八九间”有双关寓意。
　　这对联并不是启功当时的真实处境。他一直寄居在小乘巷内弟的两间草屋里。这里所说的“八九间”，是说他自己是排列在“地富反坏右”或知识分子间的八九之间，而他在这种处境下，要发挥自己所长，尽自己心力，浇灌出一片桃李松柏的绿地。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把所有被审查的对象分为三类人：一类是关起来；一类是挂起来；再一类是靠边站。启功被列入挂起来的一类中，处境稍微好一些，还可以参加运动，跟造反派一起讨论和学习。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特长——抄大字报，晚上可以回家，不过有事时，得随叫随到。他对这仅有的自由，已经很满足了。
　　那时候大字报如潮，造反派都喜欢找启功抄，因此他写的字一时成了学校有名的大字报体。启功对这件事乐此不疲，他总结出抄大字报有五大好处：一是写起来不心痛纸；二是写好以后挂在墙上好坏能一眼看出来；三是他们这些有学问的“分子”每天都必须看这些大字报，优缺点都得到他们的品评；四是有些重要段落，他必须站着在墙上写，从而练起了悬腕和悬肘的功夫；五是不择笔，不管什么笔拿起来就能写。
　　一次在绍兴开笔会，我去探访他，问他的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哈哈大笑说：“是写大字报练出来的！”
　　启功的解放多亏了毛主席当时的一句话：二十四史还得出。这下可把造反派难住了，他们哪懂二十四史呢？他们知道这件事不找启功不行。造反派不得不放他到中华书局去搞注释。
　　他到了中华书局，如同鱼归大海，浑身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他把几年遭遇的不幸，一古脑儿都抛在脑后，全心全意地干起来。他觉得在这样的年月能谋到这个差事是很幸运的，终于有机会部分地实现他的人生价值。他分到的任务是，负责《清史稿》的标点注释，由于他对清代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化艺术各方面都有比较丰富的知识，任务完成得很好。从1971年至1980年，这项长达十年的艰苦工程使他逃脱了“文化大革命”的乱世。
　　启功在1957年参加“反右运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1978年彻底平反。这二十年间，启功先生一直身陷逆境。打也挨过，骂也挨过，可是这一切只能扭曲他的形体，却没能扭曲他的一颗赤诚的爱国心。
　　他的老师陈垣就是一位卓越的爱国者。老师的刚正不阿、爱憎分明的品质，深深印在启功的心底。每当困难而绝望的时刻，恩师的面容便浮现在他的眼前。他细想自己的大半生，也是饱经忧患，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党是会了解他的。自己虽不能像陈垣老师那样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是相通的。
　　平反后回到家里，他思绪万千，此刻他最思念的是他的老师和老伴。他面对他们的遗像，眼眶里盈满了泪水，心里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给我改正了，没改时，我也没受到什么刺激，应该叫我做的工作，照旧叫我做，我也没有下放，没有受到特殊迫害，内部怎么算，我不知道，反正我自己感觉没什么不好。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我怎么也逃不过的，两派打派仗，两派来回揪，我在甲派表态，乙派非揪我不可，我这个出身、成分，那还能不揪？除了这个，其他零七八碎的，没一条够得上“走资派”，“地富反坏右”我都够不上，那么
　　“右派”的问题呢，谁也不提我了，挂起来审查完了，审查也没揪出去。可对有历史问题的凶得很。我们这个叫自己组织起来学习，有人管。害怕是害怕，不知有什么事……唉！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呢？那我是便宜大啦！就是我没有“右派”的事情，“文化大革命”我也逃不脱的，往好里说，我不知道爬到什么地位，往坏里说，我不定钻到哪个集团里去啦，这些都难说了！我告诉你们，我非常感谢我有了这次教训，大家不批我、不斗我，安安然然度过“文化大革命”。所以说，那一次是个教育，这一次是个鼓励，我真是这么以为。可不是，如果不给你改了，你还有什么理讲！告诉你们，改了是什么意思呢？是解放生产力！让你更加积极、更加愉快，好好做贡献！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尽我的力，没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了！老师、老伴，你们就放下心吧！……
　　说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