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2006年第1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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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呜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宣告结束。（《真实的汪精卫》）　
　　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汪精卫与张学良的矛盾逐步公开和激化。1932年8月6日，汪精卫请求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时又致电张学良，指责其“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8月8日，汪精卫再度请辞，并指责张学良治下的省份既不上缴税收，又不许中央过问兵额，却屡屡来电催饷。（参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由此可见，有的书称汪精卫“一贯主张对日妥协”（《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并不准确。　
　　然而，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之后，曾经主张积极抗战的汪精卫，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的“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挤压下，他的鲸须完全弯曲了，似乎再也无法舒展开来，施以还击。主和——这可能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当时外交上采取的比较一致的立场，但他先后态度的明显转变，他所处的在第一线负责外交的主政位置，毫无疑问，他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招致国民党内主战派和情绪激昂的中国民众的抨击与讨伐。　
　　当1935年来临时，主和的汪精卫似乎看到了实现与日本休战的希望。刚刚过去的1934年，虽然日本的挑衅依然不断，但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日本侵略的脚步也一下子停了下来。这大概让他感到稍许宽慰。七十年后，后人在编选这一年的图志时，用《1934：沉寂之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作为书名，或许可作为佐证。　
　　显然，汪精卫有信心试图在1935年以向日本妥协、和谈来创造新的历史。　
　　已经侵吞东北三年的日本，此时，也向中国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汪精卫（当然也包括蒋介石）做出了积极反应：　
　　广田弘毅出任外务大臣以后，深感日本退出国联，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试图从修复中日关系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处境。1935年1月22。日，广田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响，蒋汪联合政府也对广田修复中日关系的倡议表示响应。2月1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具有诚意”；2月22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发布禁止“抵制日货”等排日活动的政府令……（《真实的汪精卫》）　
　　于是，在《时代》于3月18日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中、日关系是否缓和、如何进展，成为最重要的新闻背景。从刊物的报道看，东北沦陷随着“满洲国”的成立，似乎已不在考察问题的范围之内了，最直接、最紧迫的问题则是在世界大的经济环境下，中国如何解决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如何在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寻找有力的支持。关于这一世界经济背景，《剑桥中华民国史》有一段明确而简略的论述　
　　1934年中国愿意与日本妥协部分地反映了国际格局。中国曾指望的对日本的排斥并未实现。美国正按照白银购买法执行一项自我中心的政策，开始以高出世界市场的价格搜购白银。直接结果是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导致白银严重短缺和货币危机。银行关闭，商店停业。憎恨美国的情绪上升，伴之以中国也许必须同日本共处的信念。英国准备帮助中国恢复财政秩序，但没有日本的认可，就不可能承担大规模的计划。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有些中国人认为中日和解的时刻已经到来。（《剑桥中华民国史》，第586页）　
　　史学家的这一观点，在《时代》关于汪精卫的报道中得到印证：　
　　目前，日本对蒋委员长和汪院长所施加的压力，首先是东京在试探，看看罗斯福总统的白银政策是否能使中国财政崩溃，或者能维持多久。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这位长着猫头鹰眼睛的孔子后裔，能够做到的只是再贷款一亿美元。见中国已陷入困境，日本遂提出减轻债务的建议，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应该同意成为日本事实上的受保护国。　
　　……　
　　在上海的中国高层人士透露了日本提出的缓和条件：　
　　1．中国完全停止煽动抗日，而发动促进中日谅解的民众运动。　
　　2．日本提供贷款帮助中国应对财政困难。　
　　3．聘请日本人担任金融、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顾问，取代其他国家的顾问，特别是多年来一直帮助训练中国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　
　　此类条件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之中，而汪院长采取的措施几乎是让中国政府的鲸须完全弯曲了。（《时代》，1935年3月18日）　
　　站在外交前台的汪精卫的“鲸须”彻底地弯曲了。　
　　弯曲了的“鲸须汪”成了众矢之的。1935年7月，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汪精卫主政的行政院提出弹劾。汪精卫于8月8日提出辞职，但被蒋介石挽留。继续主政的汪精卫，却再也无法避免万民声讨的命运。他被刺杀的一天终于到了。　
　　时间：1935年11月1日；地点：南京总统府大礼堂。　
　　不过在当时的社会舆论中，汪精卫和蒋介石被认为是卖国主谋，激进的爱国者们把两人列为暗杀的对象。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中央委员合影照相时，大礼堂里的秩序比较混乱，于是多疑的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合影，返回会议厅休息室。汪精卫见蒋介石迟迟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精卫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摄影刚完，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向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发三枪，一弹射进左眼外角下颧骨，一弹从后贯通左臂，一弹从后背射进第六、七胸脊柱骨旁。（《真实的汪精卫》）　
　　行刺的孙凤鸣的公开身份是晨光通讯社记者，他在受伤后第二天去世。汪精卫却没有被刺死，只是受伤，除背部那颗子弹留在体内外，另外两颗取了出来。　
　　遇刺受伤后，汪精卫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院长，张群接任外交部长。汪精卫离开了南京，又一次前往欧洲，在远离漩涡中心的地方疗养。曾听人这样说过：“汪精卫还不如在这次遇刺中死去，他就不会走到成为大汉奸的那一步。那么，对他的评说也就大大不同了。”然而，历史无法如此假设。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又回到了国内，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虽重返政坛，他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庭抗礼，而他的对日态度与蒋的差异也越来越大了。冯玉祥这样回忆他最后一次见到汪精卫的情景：　
　　1938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顿，走了几步又坐在那里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9495页）　
　　同一年，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从重庆潜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轰动世界的“艳电”，继续着1935年的对日主和政策；再过一年多，1940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出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他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走到了被民众唾骂的幽暗处。　
　　孙凤鸣1935年的行刺虽未使汪精卫当即丧命，但那颗留在体内的子弹，最终还是导致了汪的死亡。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就医的汪精卫死于名古屋。这一天，距他南京遇刺整整九年；离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　
　　“鲸须汪”六十一年的人生就这样结束了。　
　　　
　　3　东亚前线炮声响起　
　　　
　　遇刺后辞职的汪清卫，1936年2月离开上海前往欧洲。他的离去为蒋介石走到前台处理一切政治事务提供了机会。　
　　汪精卫离去也正当其时。在他遇刺一个月后，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大游行，抗议正在酝酿的“华北自治”，从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日运动高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要求抗日的情绪，终于第一次公开地以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一二九运动”。这一运动，史称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和进行的，为促使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形成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如果把目光转向国际视野，就不难看到，此时改变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的直接因素，更为重要的则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发生了突变。也就是说，如同过去十多年的情形一样，苏联总是借助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和遥控，影响着中国局势的变化。1936年同样如此。而这一点，过去的史书中论述得颇不充分，甚至没有提及。　
　　就在汪精卫即将离开上海时，1936年1月24日，蒋介石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上的人物，不过，这一次他是一组人物中的一个，报道的背景是新年伊始在远东中、蒙边界上爆发的苏、日间的军事冲突，而参与军队还有支持苏联的蒙古、支持日本的“满洲国”。于是，这一期的《时代》封面，用了这样一个简洁的概括：“东亚：苏维埃与帝国”，同时出现的人物分别是：苏联的斯大林、日本的裕仁天皇、“满洲国”的溥仪、中国的蒋介石。　
　　《时代》一开始描述了在远东爆发的苏、日冲突：　
　　落后的、表情死板的蒙古人上个星期突然全副武装，装备上了最新乡；战斗机。在东亚腹地的漫长战线上，他们被认为可将苏联势力与日本帝国的军队隔开，战斗中有上千蒙古步兵和日本装甲车参加……　
　　苏联一直不愿意还击。日本对此也早有观察。然而，最终具有历史性的是，上周，苏联的坦克突然投入反击。这一未曾宣布的战争，是在世界正处在东西方每天都可能发生冲突的矛盾紧张之时爆发的。本周，蒙古人，他们的资助者，他们的仇敌日本人，都在这一突然爆发的重大事件中出现。卷入的有四个国家：日本、苏联、中国、满洲国。还可说有第五个：德国。　
　　在莫斯科，苏联官方目前的愤怒分别针对日本和德国。苏联害怕她会渐渐遭到德国和日本的两面夹击。日德签订的军事同盟秘密协定墨水未干，它受到莫斯科满脸严肃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和著名的红军之鹰、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不停攻击。　
　　众所周知，苏联秘密情报组织十分出色，独裁者斯大林几个月前就预测日本——感觉德国也会与之站在一起——会不再迟疑地在前线择机进攻，即上周爆发的这种战而不宣的战争。在莫斯科，早有防范的独裁者斯大林，最近邀请表情死板但处事油滑的外蒙古总理和司令官访问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盛情款待，灌他们伏特加酒，与之密谈，以示友好。（《时代》，1936年1月24日）　
　　苏联与日本终于发生军事冲突，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无论国民党或者共产党，这都是一个好消息。甚至可以说，从1931年起，为这一天，中国已经等待了四年多。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蒋介石、张学良等国民政府要员，包括许多知识分子，都寄希望于国际组织和西方列强能够出面干涉中、日冲突，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国家都有各自的在华利益，它们从来不会轻易容忍日本独吞。然而，中国很快失望了。正在承受经济大萧条痛苦的西方各国，特别是新崛起的美国，无暇顾及远东的冲突。对日本侵吞中国东北，策划成立“满洲国”，除了口头谴责和采取“不承认主义”外，它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也曾寄希望苏联出面干涉。但令人失望的是，苏联走得比西方列强更远。美国等国对“满洲国”还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苏联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以及与日本在分割中国利益上的历史恩怨，虽然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继续指导中共开展武装革命，另一方面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甚至还撇开主权国家中国，直接与“满洲国”谈判出售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事宜。　
　　学者田保国在论述“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对华关系的变化时，这样写道：　
　　首先，苏联试图以外交手段遏止日本的侵略。苏联在向中国人民深表同情的同时，却不敢大声斥责日本的侵略行经。……1931年10月25日，出席中苏会议的中方代表莫德惠向加拉罕提出苏联能否就“满洲事变”发表一份正式声明时，加拉罕当即拒绝，说：苏联报纸已“很清楚地说明了苏联对事变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报纸都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永远也做不到。”为避免日本在中东铁路寻衅，苏联同意铁路局悬挂伪满旗帜，同意伪满在苏联设领事馆，甚至同意日本利用铁路运兵。当这一切仍满足不了日本的胃口时，苏联干脆作出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的决定。……上述可见，苏联面对“九一八”事变后险恶的远东局势，对日本采取息事宁人的姑息外交，必要时不惜出让部分权利来安抚日本，以争取和平建设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