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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1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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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吗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要 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的人（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1957年我跟他同一个部门，批他的大会、小会，凡是让我参加的，我都不动声色坐在一旁，听着各种上纲上线的批判，瞥一眼各种人投来的目光：幸灾乐祸，冷淡，更多的却是同情。这次运动来势更猛，下跪、剃阴阳头这些至少在电台前所未闻的侮辱人格的种种，他无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进广播局大门，就感到异样，几个年轻人恶狠狠地嚷嚷，把黑帮梅：益揪出来！接着中央电台有人呼应，把郑佳揪出来！又有人喊，把……我赶紧快步走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我总是一声不吭，低头编稿，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认出门口的年轻人中有一个是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是对外部（国际电台）的文艺编辑，总还会有对内部（中央电台）的人参加，都是些谁呢？事后听说把黑帮头发剃成阴阳头的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跟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个特地找来剪刀的我还比较熟悉，是个极为幼稚的小录音员。应该说在广播局当时的一帮风云人物中，他们绝对不算最坏，可是偏偏我认为人品还算过得去的人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真是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来，觉得运动一来，那种疯狂，那种“斗、斗、斗”的氛围，还有历次运动过后积极分子被提拔的实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恶、最最残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调动出来了。这几十年，我还多次遇到那位复旦的低我好几班的校友和那位录音员，我们相处很好，谁也不提当年那些个事。
那些年在公众场合，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总是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委屈、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齐齐，个别极熟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说，你啊，越是日子不好过越穿得笔挺。笔挺显然是夸张，不过确实不愿给人以可怜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儿转进广播局幼儿园，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两路，疲于奔命，我感到轻松多了。运动一开始那种焦急、畏惧的情绪也稍有减轻。
两个孩子诞生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高兴时给孩子缝点衣服，偶尔回上海，亲人送、自己买，孩子穿得不算差。“文革”开始后，孩子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价钱又不便宜。我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平时开夜车怕影响第二天工作，万一犯困出了差错，可担当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就是我做针线活的时间，缝纫机经常踩到半夜两三点。会缝纫的大姐也曾给孩子做几件夹克衫寄来。哥哥和二姐也没忘了给我两个孩子买几件童装。就这么着，儿子从小到成年没穿过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装。我还记得，女儿有一件浅蓝色灯心绒外套，又短又小，我把它改成一件后边开的背心，还镶了深蓝的边，她穿了好几年。可能是1969年，形势稍许缓和一些，上海的哥哥出差来京特地为女儿带来了当时最时兴的小军装，女儿挺喜欢，我始终没让她穿，转送出去了。铺天盖地的草绿色，我不只是看烦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得意洋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头的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人的红卫兵，成天绷着脸训斥人的军宣队，哪个都穿着一身绿。
以往节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奶奶家去不成，我就设法带他们上公园，让他们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样，有欢乐的童年。
“文革”开始一两年，我还参加节日报道或重大报道的最后复制合成工作，外出采访自然就免了。复制合成时间性强，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好在这些活我干了多年，并不怵，麻烦的是晚上播出后还不算完，必须等姚文元审定的新华社稿来了以后，以钦定稿为准修改。这样，“五一”“十一”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着工作。改完还不能走，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改稿呢，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报》大样，我才算完成任务。
在机房时，我尽可能镇静、细心，动作敏捷，除了眼前的录音带、文字稿，什么都不想。出了机房，有点空闲，就要想这想那，想起那一双没人接的儿女，该在幼儿园园长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儿好。每逢节假日谁家孩子没人接，他理所当然地把孩子安顿在自家。我那一儿一女是老安家节假日的常客。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次我从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谢意，他和老伴只是轻轻地说，孩子挺好，快走吧，带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儿园接孩子已经是5月2日早上快八点了。3日一早，他们又该回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这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们上北海公园去！”两个孩子一边跳着蹦着，一边抢着告诉我头天夜晚怎样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顶上看天安门放花。虽说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们这么兴奋，倒也不觉得困乏。“真好看，妈妈，轰一下，半边天全亮了，紫的、黄的、银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们怎么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弄上去的。没事的。”
节日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独厚的享受、乐趣，对我仿佛已经陌生了。1956年的国庆，燕祥要写一篇夜晚的特写，我陪他走在西长安街上，望着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们随便谈着，他说起火树银花，我忽然联想到在上海看过的美国歌舞片《火树银花》，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当时他正真诚地帮助单纯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读苏联的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时看过的美国电影呢！我一直觉得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认为他过于刻板，不会跳舞、不会打桥牌，不会……我做梦也没想到，才一年时间，这个温文尔雅的共产党员被批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唉，越想越远，想哪儿了。
忘了哪千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儿童节正赶上星期日，我们三人起了个早儿，到颐和园门口才七点。清晨的公园空气分外新鲜，我带着他们登万寿山，游昆明湖，照了几张相。兄妹俩有两张单人相片后来放大了：在十七孔桥上，哥哥的那张笑容有点尴尬，是硬逗出来的，妹妹倒是抱紧了斜挎的军用水壶，乐开了花。谁能猜到这是一对享受不到父爱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说起头天的活动，同事说我真是好兴致，精气神儿足。我也不知道那几年哪来的劲，过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体，不说是身心交瘁也是勉为其难，居然顶下来了。人，大概就靠绷着一股劲儿，松不得，软不得。
闹 钟
1968年初，儿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
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我们娘儿仨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单元和中间单元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滴答滴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我在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师 傅
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年代。
做梦也没想到，工宣队的范师傅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不让我上郊区短期劳动。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是单位里理所当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年下放劳动、1964年“四清”，还有每年半个月的劳动，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1968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通知我去。决定自然不是随便做出的，部门十几个人，年轻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以往，我跟这位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没有任何龃龉，“文革”开始从他揭露走资派的大字报中，才揣摸出一些思路：领导没让他当“官”，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可是我这么多年连个小组长也不是，碍他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对了，运动开始作为部门“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整过张赫玲，一位少年参军，后来调干上大学的女党员，只因为她当《阅读与欣赏》节目编辑时十分尽责，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资修大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运动一开始，张赫玲成了挨批的重点，我为张打抱不平，当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实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义执言了呢，真是“改也难”。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吞下苦果。
我筹划了一下：在机关幼儿园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请老安伯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上学的闹闹怎么办？孩子爸爸，一个被专政对象，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当然帮不上忙。我对支部书记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穿过大半条长安街，还得过两条马路，我想，他要是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给孩子买月票，准备第二天开始“试运转”。
刚来几天的工宣队那位稍胖，的范师傅听说这事，果断制止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来临，我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以为他们对我这个敌对阶级的子女、妻子不会有好脸色，没想到范师傅不仅长得慈眉善目，说话也很温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横眉冷对的形象。他对我说了一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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