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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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璋�行船巨石凿去，又自乾隆八年起，在两岸绝壁上开凿纤路，工匠们在悬崖峭壁的石头缝中插木搭架，然后用藤条缠在腰上，把自己悬在空中铲凿，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两岸共凿出纤路一万多丈，不知有多少人因此丧生。在云南总督张允随的主持下，历时二年多，耗银十余万，云南至四川一千三百余里航路凿通。乾隆十年告成，张允随奏报：“现在川省商船赴金沙江贸易者约三百多号，即雇募此项船只，装运京铜，除经过上游之滥田坝、小溜简及下游之沙河、象鼻、大汉漕等滩，分半盘剥，余皆原载直行，毫无阻滞。”得旨：“所奏俱悉，亦赖卿担任实心，而且条理井然，故得成功也。”《清高宗实录》，卷241，28页。金沙江通航后，水路运铜可省费十分之三，四川粮米和食盐等物资溯流而上，密切了两地的经济交流。　　　　
　　　　3．浙江海塘工程。浙江沿海地区，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淹没大片农田。唐、宋以来筑有土塘，康熙时海宁一带土塘常被海潮冲溃，雍正时改土塘为石塘，但监修官员偷工减料，工程窳败。雍正十三年九月，杭州副都统隆升报告，海塘绵亘百余里，除大学士朱轼所修五百丈至今稳固外，“其他坍卸之处水落石出，始见以前石料狭薄碎小桩木违式，通塘比比皆然”《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乾隆因“浙江海塘工程，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生民之保障”《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特命大学士嵇曾筠专门负责修筑海塘。嵇曾筠请于仁和、海宁等处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从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建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余丈。其修筑方法是“密签长桩，平铺巨石，以米汁灰浆扣以铁钉铁锅”，工程质量极其坚固。嵇曾筠去世后，浙江巡抚卢焯、常安督修。八年，海宁县鱼鳞石塘告成。自雍正八年动工至是年工竣，共用银二百三十万两。《清史稿？嵇曾筠传》，卷310；《清高宗实录》，卷41，35~36页。　　　　
　　　　4．直省水利工程。乾隆继位时，各省地方水利设施大多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著各管理水利河务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七？水利》。。各省督抚遵照乾隆帝的旨意，闻风而动，筹款修堤筑坝，于兴修水利颇为用力。如：　　　　
　　　　（1）江南水利。乾隆元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请将广州和肇庆的原筑土坝改为石坝，以保护坝下民田，得到批准。同年，江南部分地区发水，淮阳被淹，乾隆下令修濬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及高邮、宝应各水道。两江总督那苏图和江苏署理巡抚许容遵旨前往淮阳地方调查后回奏：“沿河一带边土较高，兴、泰、宝、盐等处地方低洼，形如釜底，必须测量地势随宜办理，如蒙简差在京熟谙水利工程大员，相度董率方为有济。”三年，乾隆特派大理寺卿汪漋总办江南水利工程，次年，又因水利工程重大，增派通政使德尔敏同往江南。淮扬里下河地区共有九州县，地界江淮濒河临海，既有鱼盐之利而又频遭水患。汪漋等人在当地详细查勘，发现其主要水害为开放高邮三坝及海水倒灌两问题。高邮三坝之设因上游洪泽湖天然二坝泄洪，自雍正朝洪泽湖东筑成高堰大石坝后，清政府已决定天然坝坚闭不开，为此他“请将高邮三坝及昭关坝、子婴坝平撤，以期永除水患，更添闸三座以溉田亩，上源无骤涨之水，下游自无泛滥之虞”。对海水倒灌问题，他提出在天妃口重新建闸，将范公堤内之闸移建于串场河之外口，“其余有墙石底石损坏者，有闸板朽腐者，俱应修葺，以时启闭，则碱水之患亦除矣”。除了堵住外来之水，还要疏导本地之水，汪漋提出挖挑淮扬地区南流入长江和东流入海各河，计有盐城属东塘河，阜宁属之清沟河、苏家嘴河，山阳属泾河、市河，宝应属子婴闸河，兴化属北官河、溪河、白涂河、梓新河、兴盐界河，泰州属小纪、宗村、蚌沿三河，以上为东流入海各河；扬州以北湾头河、董家沟芒稻河、扬州城东沙坝闸河，以上为南流入江各河。上述河道“皆灌溉所资，盐船经行之路，今俱淤垫浅阻”。汪漋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以上各条河道均得改善，在施工时，又将挑挖出的淤土在各河两岸数丈之外堆成圩岸，“岁旱则引以灌田，水大则听其堵闭”《清朝文献通考》，卷7，考4918页，《田赋七？水利》。，使苏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大为改观。历时三年，始完成全部工程。　　　　
　　　　（2）甘肃水利。乾隆三年（1738年），川陕总督查郎阿因瓜州地多水少，疏勒河水不敷灌溉，经调查发现瓜州之北蘑菇沟、西部柳条沟两河水渠水源充足，遂在两河之间拦腰建闸，又修渠道一条，将两河水引入渠中，解决了回民所在地区的灌溉问题。兰州西南黄峪沟等处，有泉水数十条，当地人常修渠引泉水灌溉。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发生一场大地震，将泉水全部埋入地下，渠水干涸。甘肃巡抚德沛了解后，指示地方官“募夫沿渠道故迹开濬，遂得清泉十一处，泉水盛流至宋家庄引入渠道，约长六十余里，可灌田二百余顷”《清高宗实录》，卷45，18页。。　　　　
　　　　（3）云贵水利。云南、贵州地处高原，交通闭塞。贵州“地无三里平”，云南则“跬步皆山”，乾隆因此很关心该地水利，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濬，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清高宗实录》，卷40，8页。。乾隆要求地方官能切实执行。三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组织开凿本省河道，自都匀经旧施秉通清水江达湖南黔阳、常德。又由独山三脚坉经古州越广西怀远直抵广东。贵州和湖南、两广的交通得到改善。云南大理洱海发源鹤庆府属观音山，挟诸山之水注入弥沮河，至大理，又会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合赵州、蒙化之水，由波罗甸出天生桥入合江浦而总会于澜沧江，海身长一百二十里，宽二十多里。天生桥一带海口深宽不足一丈，长仅七里，泥沙淤积，每至雨季，海水泛滥，洱海周围农田被淹。八年，张允随署理云贵总督时，令地方官员率领民工疏治洱海海口，“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濬，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濬”《清史稿？张允随传》，卷307。。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兴修水利（3）

　　　　（4）安徽水利。安徽在春秋时楚国兴修了芍陂，灌溉大片农田。至清初淮河两岸支流大半淤浅，“不足资以灌溉，亟为挑浚”者共六十二处，“寿州之安丰塘即古芍陂，向为潴水之区，今已淤成高地，即不能蓄水，反致阻遏水道”《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水利田》。。负责总办江南水利工程的大理寺卿汪漋请求招民垦种，可得良田五万亩，每年农隙之时组织种地农民将塘外挑成河道，东西下游各筑土坝，可化无用为有用。得到批准后，在安徽布政使晏斯盛的主持下，以濉水和巢湖为中心的各支流河道普遍得到了疏浚。　　　　
　　　　（5）河南水利。河南境内贾鲁河经涡河入淮，涡河浅窄，常因此泛滥。巡抚雅尔图按照乾隆的指示，“开濬省城乾涯河，复于中牟创开新河一，分贾鲁河水势，由沙河会乾涯河，以达江南之涡河而汇于淮，长六万五千余丈”。乾隆六年新开河道竣工，乾隆帝高兴地赐其名为惠济河。《清史稿？河渠四》，卷129。同书《雅尔图传》，“乾涯河”作“乾河涯”。　　　　
　　　　（6）畿辅水利。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御史柴潮生奏请大笔拨款，经理畿辅水利。乾隆“命尚书刘于义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在刘于义的直接指挥下，先后三次大规模兴修幾辅地区水利。九年，濬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别清浑；疏凤河，濬塌河淀，引唐河水入保定河；濬正定诸泉水引以灌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十年冬天，上述各工完成。又将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蓟运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以上为第二次兴修各工程。再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诃、盐山宣惠河，以上为第三次兴修各工程。十二年同时完成。《清史稿？刘于义传》，卷307。　　　　
　　　　乾隆初，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治水害、兴水利，这对增加粮食生产，保障人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发展采矿业

　　　　中国的采矿业总的发展迟缓，至清朝略有改观。乾隆时又算是比其前期发展更快的，商办矿业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铜矿为主，包括煤、铁、金、银、铅、锡、硫磺、水银、朱砂等各式矿种的生产，都以十倍二十倍的数量在翻番上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矿场规模不断扩大。矿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参见《清代的矿业》，前言，中华书局，1983。　　　　
　　　　采矿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但乾隆之父雍正却反对开矿，认为“开采虽获矿砂之利，然寒不堪衣，饥不堪食，而聚集数十万不耕之人于荒山穷谷之中，其害不独有误农业而已也。纵云穷黎口资藉，终非养民之上策”《朱批谕旨》，见《清代的矿业》，上册，28页。。这位统治大清帝国十三年的雍正帝，除因铸币需要允许铜矿开采外，反对在全国开采其他矿业。他的此番话，代表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主导思想，即只知男耕女织的农业与家庭纺织业相结合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根本不想在生产力上来一个新的飞跃，特别是反对通过发展采矿业来实现这种变革。在反对开矿的理由方面，那时可以提出千条万条，而主要的不外三条：一是开矿不能解决穿衣吃饭问题；二是矿徒聚集生事；还有第三条是破坏地脉。在这三条中，雍正说出了两条，这也足以说明他是以传统思想来抵制开矿的。乾隆帝总的思想并未超出他的父亲，但是他的确比较开明一点，面对人口的迅猛增长和国家统治的需要，他逐步放松了对发展采矿业的限制。乾隆二年（1737年），他发表了如下的谕旨：“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清史稿？食货五》，卷124。五年，河南、山东等地督抚奏请开采煤矿，对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通衢处所，均批准，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八年，张廷玉奏请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之矿封固不准开采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奏中反复说明“矿厂为天地自然之利，固应开采以资民用”，并提出“招商刨挖，酌定章程”。这更反映了当时发展采矿业的新形势。《朱批奏折》，见《清代的矿业》，上册，15页。　　　　
　　　　即使开采银矿，乾隆帝也不主张完全禁止。乾隆二年，贵州提督王无党奏请欲闭银、锡矿，得到的谕旨是：“银、锡亦九币之一，岂可即行禁采乎？此奏虽是，而未通权。”三年，两广总督鄂弥达议复，“开采招募，并非易聚难散者”。乾隆帝借此大发议论，责问地方大吏：原以经理地方，人民乐业为安靖耶？岂可以图便偷安，而谓之安静耶？四年，两广总督马尔泰奏请封禁英德县银矿，乾隆帝不赞成，谕曰：“所奏俱悉，惟在实力行之。银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乎！”九年，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奏报到粤日期，乾隆反复向他谕示：“两粤开采一事，颇为目下急务。盖不开采，铜斤何如得裕，而办理少有不妥，诸弊丛生，有利十而害百者，不可不加之意也。”以上均参见乾隆《圣训？理财门》等。　　　　
　　　　和雍正不同，乾隆不是封禁矿业，而是主张开采，但要求妥善办理，兴利除弊。川陕总督尹继善奏报清理乐山县老洞沟铜厂，每年可得六十至七十万斤，乾隆夸奖他所办“甚为妥协”，说开矿可以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广资接济，地方穷民亦得藉以佣工觅食，于民生大有裨益，若谓川省向有啯噜子为地方之患，恐开采铜厂或致滋事，不知此等匪徒，即不开厂，任其流荡失业，尤易为匪，惟在经理有方，善为弹压，不致生事滋扰”《清高宗实录》，卷389，1~2页。。　　　　
　　　　乾隆年间，部院大臣和地方督抚也都认识到采矿业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作用，力争妥为开采。五年，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奏请开采煤矿，就因为北方各省薪柴缺乏，“苟或旱潦不齐，秫秸少收，其价即与五谷而并贵，是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爨”《朱批奏折》，见《清代的矿业》，上册，8页。。两广总督鄂弥达说：“窃见近年以来，洋铜出产不敷，钱价未能平减，皇上宵旰焦劳”，因此提出“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若就近招募工作，滨海无数生民均资养活，是粤东铜矿不特有裨鼓铸，抑且利益民生”。湖广镇筸镇总兵谭行义则更进一步提出，“如金、银、铜、锡等矿，皆天地自然之利，理应开采，以广民生养活之资”，并说，雍正八年他在惠州担任副将时，奉命封禁惠州五十余处矿场之后，“从前穷民无田可耕者，每借锡矿以为滋生之地，自矿厂封禁，穷民每有无业可执之苦，是锡厂之禁，于民生实有不便”。十四年，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署理浙江巡抚永贵请求开放浙东铁禁时指出：“小民终岁力田，不足供其食用，伊等借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自禁之后，俯仰无资……窃以国家承平日久，民间生齿愈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