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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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之一是恢复上司分赔之例。乾隆九年（1744年），山西浑源知州刘廷诏于八月初六被参革，第二天就病逝，留下大笔亏空。显然其上级有意纵容，知道刘廷诏必死无疑，才将其亏空揭发，倚仗朝廷不能向死人算账要钱，企图因此一笔勾销。乾隆回忆起雍正年间有属员亏空，上司分赔之例，由于奉行严苛，上下知所畏惧，此类案甚少，近年此例不行，所以贪风复炽，因此他虽然不得不放过刘廷诏，却宣布“刘廷诏未完亏空银两米谷，著该上司巡抚以下分赔，并传谕各督抚知之”《清高宗实录》，卷289，30~31页。。十二年，江西巡抚开泰题参万安知县马淇瑞侵亏案件，“据称该府于十一月内盘查，并无短少”。马淇瑞丁忧离任，距盘查不及半年时间，该县竟查出亏空五千多两。事情很清楚，知府“明知挪借掩饰，转令自行弥补”。没想到马淇瑞丁忧必须离任，已无法遮盖才提出参劾。乾隆命令到马淇瑞原籍追查，如马淇瑞不能补完，则由开泰等人赔补。谕令以后凡遇这类情况，一律依此办理。《清高宗实录》，卷292，9~10页。　　　　
　　　　办法之二是修改侵贪条例。直隶涿州知州张德荣，贪赃枉法罪恶多端，按律应处斩首。但张德荣任内亏空银两数目很大，按处理亏空条例规定，亏空银两若没有补足，应留待下一年处理。乾隆审理此案时，感到如此规定很不合理，“未完者转得邀缓决之恩，而全完者反抵于法，则侵欺之犯，惟以托欠帑项为幸免之计，谁复将亏空之项完补？如此科断，殊非惩贪之意”。乾隆特将侵贪条例修改，规定自乾隆十二年起，再宽限三年，凡亏空银粮之案犯必须补足亏额，否则按律治罪，表明他决心“欲惩一儆百，以息贪风”《清高宗实录》，卷298，7~8页。。　　　　
　　　　办法之三是坚决镇压以身试法者。乾隆十二年修改侵贪条例后，全国各地贪风多少有些好转，钱粮亏空案件也减少许多。虽然这年底陕西省曾将李铭盘、吴浩、丁棻三个亏空案件列入报请死刑案内，乾隆认为侵蚀毕竟与贪污有区别，法外施仁，又给他们一年期限令其完补。于是州县官们错误地以为乾隆仅是说说而已，仍旧置若罔闻，大肆侵吞国帑，甚至宁愿杀头也不肯交出公款。云南的戴朝冠，手段十分恶劣，把库银运回原籍购买房屋土地，“且恃年逾七十，冀得瘐死了事，刘樵侵蚀多至累万，而伊子且携资捐纳”。乾隆大声疾呼，“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是锧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从这年十月起，凡侵贪官员逾限未完列入情实（即证据无误）者一律立即斩首。《清高宗实录》，卷349，13~17页。十四年，戴朝冠、刘樵、荣大成、臧根嵩等人都被杀头。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1）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中产生朋党现象至少已有两千年了。汉、唐、宋、明都有，宋朝欧阳修为此而写过《朋党论》。及至清朝，也是始终存在，特别是由于经济和政治利害关系不同，朋党斗争非常激烈。顺治末曾对满汉大学士等提出严重警告：“但能力绝党私，始可倾心委托，历代人臣植党，因之遂致乱亡。”《清世祖实录》，卷135，15页。但是，清朝的朋党并未因此绝迹，其后的康熙朝，朋党屡禁不止。康熙四十年（1701年），也是对大学士们，康熙帝借推举人才之机，感慨地说：“朕听政四十余年，观尔诸臣保奏，皆各为其党。尔等致位宰辅，皆有可否人才之责，朕凡咨访人才，当以实对。”《清圣祖实录》，卷205，17页。鳌拜、明珠、余国柱等都是康熙朝以朋党著称的人物。　　　　
　　　　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时，曾不遗余力地反对大臣结党干政。雍正二年（1724年），他也写了一篇《朋党论》，或称《御制朋党论》，向诸王、贝勒、公、满汉文武大臣官员等宣称：“朕即位后，于初御门听政日，即面谕诸王文武大臣，谆谆以朋党为戒，今一年以来，此风犹未尽除。”“朕今御制朋党论一篇颁示，尔等须洗心涤虑，详玩熟体，如自信素不予朋党者，则当益加勉励；如或不能自保，则当痛改前非，务期君臣一德一心，同好恶，公是非，断不可存门户之见。”雍正的《御制朋党论》，中心思想是强调高度的君主专制主义，痛斥臣民结党营私，认为一切朋党都是对君主的挑战。他说：“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者，义当惟知有君，惟知有君，则其情团结不可解，而能与君同好恶，夫是之谓一德一心而上下交。”指责朋党之害就是“乃有心怀二三，不能与君同好恶，以至于上下之情睽，而尊卑之分逆”。雍正对欧阳修的《朋党论》极为不满，文中指斥欧阳修《朋党论》中的“君子以同道为朋”说，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换句话说，无论君子、小人均不该同道为朋。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特别指出此点值得注意。按着欧阳修的看法，可以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君子的，另一种是小人的，君子的可以存在，小人的应该取缔。而雍正的看法是，凡是结为朋党的都是小人，他说欧阳修所谓的“君子以同道为朋”的那个“道”，亦是小人之道，欧阳修之论只能为小人结为朋党作掩护，实际是没有那种君子的朋党的，甚至说“设修在今日而为此论，朕必饬之以正其惑”以上雍正发动禁止朋党的言论及《御制朋党论》，均见《清世宗实录》，卷22，11~19页。。　　　　
　　　　为了禁止朋党，雍正一朝屡兴大狱，如允禩、允禟案，隆科多案，年羹尧案，以及查嗣庭、谢济世、陆生楠案，虽然各有所指，案件具体内容不同，有时也有其他的名称，如文字狱等，但共同点就是他们又都是在禁止朋党的名义下发动的。当然禁止朋党是一回事，不断结成朋党又是一回事。所以到雍正逝世，乾隆即位，朋党依然继续存在。当大臣们因为结成朋党而与“乾纲独揽”的皇权发生矛盾时，乾隆也发动了一次次打击朋党的斗争。　　　　
　　　　1．取缔以允禄为首的宗室党人活动。允禄（1695—1767），康熙帝第十六子，雍正元年（1723年）奉旨过继为庄亲王博果铎之后嗣，袭封庄亲王，在当时被认为是得到一次厚爱。《清史稿？允禄传》，卷219。他与康熙帝第十七子允礼同被雍正遗命授为辅政大臣，而乾隆三年（1738年）允礼去世后，允禄的地位在宗室王公中更是鹤立鸡群，无人出其右者，引得不少宗室王公奔走其门。然在乾隆心目中，“王乃一庸碌之辈”，并无有所作为，尽管允禄不顾忌地收买人心，但处理政事模棱两可，能力有限，不会对皇权造成太大威胁，因此乾隆一直取包容态度。　　　　
　　　　经过一段时期，允禄和理亲王弘晳（废太子允礽之子）、火器营都统弘升（恒亲王允祺之子）、弘昌、弘皎（怡亲王允祥之子）等人结成一个小集团之后，乾隆就不能不提高警惕并注意防范了。因为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弘升在雍正朝获罪圈禁，后被放出在家思过，乾隆继位后加恩任命他为火器营统领，仍不知感恩悔过，“但思暗中结党，巧为钻营”。“弘昌秉性愚蠢”，自小不服管教，到处惹是生非，其父允祥不得不奏请将他圈禁在家以避祸。允祥死后解除圈禁，乾隆封他为贝勒。“弘皎乃毫无知识之人。”这些“不守本分”之流聚集在允禄周围，“渐有尾大不掉之势”，对乾隆的皇权构成威胁。《清高宗实录》，卷103，1~3页。四年九月，乾隆首先以弘升“挑动事端，使我宗室不睦”的罪名将其逮捕，交宗人府审问，再经进一步调查，于一个月后，又以“结党营私罪”革去允禄的亲王双俸及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务。弘晳、弘昌、弘普分别被革去亲王、贝勒、贝子封号。后来福宁告发弘晳听信安泰邪术，捏称祖师显灵事，继续追查，安泰又供出“弘晳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等语”。表明弘晳不仅结党营私，还企图复辟，属大逆罪。乾隆的担心变成了现实，遂将弘晳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允禄因此再次被痛斥。《清高宗实录》，卷106，12~15页。允禄经此打击，再也不敢过问政治，后来把主要精力用在研究数学、乐律上，成了古音乐专家。其他宗室王公也多以书画诗赋自娱。　　　　
　　　　2．警告鄂尔泰、张廷玉及其党人停止活动。鄂尔泰（1680—1745），字毅庵，满洲镶蓝旗人，姓西林觉罗。康熙时中举授内务府郎中，雍正为雍亲王时与鄂尔泰交结被拒，因而雍正认为他为人刚正不阿，才可大用。雍正四年（1726年），他就由一个小小的郎中升擢至云贵总督，地位令人瞩目。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为统一事权，特受他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他在西南设置州县，稽查田粮，平定土官叛乱，功勋卓著，十年内调回京，任首辅大学士。鄂尔泰一人得道，家族势力也大为膨胀，如弟弟鄂尔奇雍正时已担任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子侄多半为总督巡抚：鄂容安官至两江总督，鄂实参赞大臣，鄂弼四川总督，鄂宁云贵总督，鄂昌甘肃巡抚，鄂乐舜山东巡抚，真是满门显宦。鄂尔泰主要以地方满人督抚和京中部分汉官为主，组成政治小集团。


居安思危惩贪除奸：打击朋党（2）

　　　　张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进士，末年已担任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四年升任大学士，被视为股肱之臣。因对西北用兵，雍正七年设立军机房，后改为军机处，其制度多由张廷玉规划完备。他还负责纂修《清圣祖实录》，对雍正帝参与争夺皇位事实巧加掩饰。张廷玉的子弟也多为达官要职，“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清史稿？刘统勋传》，卷302。。张廷玉的势力主要在内阁六部，他的党羽主要是科举出身的汉九卿和汉人督抚。　　　　
　　　　乾隆对鄂尔泰、张廷玉植党营私的问题早就察觉，他一直在等待机会加以惩治。古州发生苗乱，办理苗疆事务大臣张照密参因鄂尔泰办理不善所致，乾隆批示：“鄂尔泰之功过，将来事竣之后自有定论”，不置可否，实际上就是赞成。不久，又指示其他大臣对于鄂尔泰、张廷玉“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表明他对这二位辅政大臣，并非认为绝对可以信赖。《清高宗实录》，卷3，5页。但当年乾隆毕竟羽毛未丰，鄂尔泰、张廷玉是满、汉大臣的领袖人物，乾隆初政要稳定大局，还少不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乾隆为皇子时，鄂尔泰和张廷玉是上书房总师傅，有训诲之劳，情面不能马上撕破，所以乾隆还在许多场合对二老臣优礼有加，以示用人不疑。　　　　
　　　　到乾隆五年时，经过一番内修外治，国家安宁，乾隆帝的政治威望已经大大提高，根基牢固，完全可以着手解决鄂、张朋党问题了。恰巧这年四月，河南巡抚雅尔图要求将田文镜从本省贤良祠撤出，雅尔图所以有此请求，是因乾隆曾命令直隶总督李卫死后入贤良祠，“其意以为李卫与大学士鄂尔泰素不相合，特借田文镜之应撤，以见李卫之不应入耳”。乾隆以此为突破口，公开揭露鄂尔泰、张廷玉遍植私党，干预朝政。他说：“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有党援庇护之念”，向鄂尔泰和张廷玉发出了严正警告，从今往后，要公忠体国，不得包庇私党。同时也向那些依附鄂尔泰、张廷玉的满汉大臣们敲起警钟，“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全节，永受国恩，岂不甚善。若必欲依附逢迎，日积月累，实所以陷害之也”。最后乾隆告诫鄂尔泰和张廷玉应当悬崖勒马，“更当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清高宗实录》，卷114，5~10页。。　　　　
　　　　3．穷治鄂尔泰党羽。在乾隆打击朋党中，鄂尔泰及其党羽首先受到惩治。乾隆七年十二月，左副都御史仲永檀遵旨赴江南会同巡抚周学健办理赈务，仲永檀临行前，“以密奏留中事告大学士鄂尔泰子鄂容安”。此事被揭发出来，乾隆命严加审讯，结果证明仲永檀“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被逮捕法问。参与审讯的王大臣只按“泄漏机密事务律论罪”，乾隆要追查他的结党营私，于是重新刑讯，并要求将鄂尔泰一同革职拿问。乾隆因为鄂尔泰“为受遗大臣”，不好深究，给鄂尔泰降级处分。仲永檀死于狱中，鄂容安革职，含有从宽处理之意。《清史稿？仲永檀传》，卷306。十年，鄂尔泰病逝，其党不散，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二十年（1755年），又有内阁学士胡中藻著《坚磨生集》案牵连鄂尔泰。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进士，系鄂尔泰得意门生，自称“西林第一门”（因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乾隆举其诗集中“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世争在丑夷”等数十事，以悖逆罪，将其处死。在审理胡中藻案中，发现鄂尔泰侄、甘肃巡抚鄂昌与之唱和，鄂昌被逮捕解京，抄其家时发现鄂昌著《塞上吟》，语多怨望。还发现鄂昌书信中，有大学士史贻直为其子史奕簪请托等事，证明鄂尔泰虽死，党羽未散。鄂昌从宽赐自尽，史贻直革职。乾隆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为发泄对鄂尔泰的不满，命将其撤出贤良祠。《清史稿？鄂昌传》，卷338。　　　　
　　　　4．罪责张廷玉及其支持者。张廷玉为人小心谨慎，不像鄂尔泰那样锋芒毕露，授人以柄，所以乾隆评说：“鄂尔泰慎密之处，不如张廷玉矣。”乾隆五年，张廷玉受到明确警告后，六年，又有左都御史刘统勋上疏，提出桐城张、姚二姓，张家有张廷璐等十九人登仕版，姚家有姚孔等十人为官吏，而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