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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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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清口水志。清口位于黄、淮交汇之处，黄河泥沙混浊，清历届河道总督为解决黄河下游水道淤塞问题，在清口两侧筑束水坝冲击黄河泥沙，这就是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创造的“束水攻沙”、“以清敌黄”之法，即利用洪泽湖所出清水冲刷黄河河淤，保证下游河道通畅。乾隆二十七年三巡江浙时，发现河臣嫌筑坝费工费力，每当洪泽湖盛涨时，即全靠天然五坝往下河地区减水，乾隆乃亲自确立清口束水坝拆宽办法，以高堰五坝高于水面七尺以上，清口口门宽三十丈为基准，如果洪泽湖水再涨一尺，则清口束水坝拆宽十丈，“水递长，口递宽，以此为率”，秋汛结束后重新镶筑清口束水坝如前。自乾隆确定清口水志后，“河臣恪守此法，数十年来下河免受水患，田庐并资保护”。《清高宗御制文二集》，卷14，《南巡记》注。
改土堤为石堤。乾隆非常注意黄河堤坝的质量，他于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先后三次到徐州一带巡视黄河堤坝，发现此处黄河“南北岸相距甚迫”，一旦盛涨，极易溃决。乾隆下令一律改建石堤，共砌筑十七层，长九百七十丈。四十五年南巡时，乾隆还下令徐州韩山至奎山一带土堰一律接筑石堤，计四百五十丈，一直连接山脚下面，使这段堤防坚固无比。五次南巡时，河道总督萨载请求乾隆把洪泽湖高堰大坝三堡至六堡段卑矮砖砌坝加高，乾隆认为砖不如石头结实，“命毋惜帑费，一律改石工”，使大坝固若金汤，成为下河地区人民生命的保障。
“海塘乃越中第一保障”，这是乾隆帝的经验之谈。浙江省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六府与大海相邻。温州、台州两处海塘蓄泄之利多，冲决之患少，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治理。杭、嘉、宁、绍四府江水（指钱塘江）顺流而下，海潮逆流而上，“加以回溜汕刷一日两次，非巨石长桩密排深砌不足以资捍御”。海宁、仁和两县处于钱塘江入海的喇叭口处，潮汐一日两至，“海水直逼塘下”《南巡盛典》，卷64，7页。，全恃海塘保护当地人民生命田庐。先是十五年，乾隆就表示：“浙江海塘为捍卫民生要务，朕明春巡幸浙省，意欲亲临阅视”《南巡盛典》，卷55，1页。，命令当时在江南审理案件的户部尚书舒赫德赴浙江查看准备。不久，舒赫德报告说：“南北两岸不特塘工毫无受阻之处，抑且塘之内外桑麻遍野”，根本没有阅视的必要。舒赫德还报告说，天晴时，海塘上可以勉强行走，若一遇春雨，南方道路泥泞，土性胶黏，行走甚难，一句话，乾隆想去，也没那条件。所以前两次南巡，乾隆并没有前往海塘阅视。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巡视河工海塘（2）
解决柴塘、石塘之争。海塘兴修始于宋，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清代人认为石塘最坚固，开始改土为石。乾隆二次南巡之后，浙江沿海潮汛渐迫北岸，海宁一带塘工告急，地方官计划在老盐仓一带改柴塘为石塘，但引起一些人的反对。乾隆倾向改建石塘，“即多费帑金，为民间永久御灾捍患，良所弗惜”。但有的人提出海宁沿岸均是浮沙活土，石料建筑施工困难。二十七年，乾隆三次南巡时，一到杭州，就让大学士刘统勋、河道总督高斌、浙江巡抚庄有恭在施工现场准备好签试桩木。第二天，乾隆亲往海宁施工现场，实地观察打桩情况，“一桩甫下，始多扞格，卒复动摇，石工断难措手”。虽说将施工地点后移几十丈，即可建筑石塘，但必须毀坏许多土地村庄，“欲卫民而先殃民，其病甚于医疮剜肉矣，朕心不忍”。乾隆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反复权衡，唯有修缮柴塘，“得补偏救弊之一策耳”，他要求“岁修以固塘根，增坦水石篓以资捍护”。尽管定策柴塘，乾隆并不否定石塘的好处，将来机会成熟，还要改成石塘的。如乾隆在视察尖山、塔山之间的旧存石坝时指山：“就目下形势而论，或多用竹篓加镶，或改用木柜排砌。……如将来涨沙渐远，宜即改筑条石坝工，俾屹然成砥柱之势，庶于北岸海塘永资保障。”《清高宗实录》，卷656，6页。这表明，乾隆对于海塘工程，的确耗费了不少心血来研究，对根除海潮的危害有着长远打算。
添筑海宁绕城坦水坝。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次南巡，又来到海宁阅视海塘。乾隆注意到环绕海宁县城的五百三十丈石塘对保卫该城起着极大的作用。但为加固石塘所筑的坦水坝（紧靠石坝的缓坡，起减少海潮冲击作用）只有两层，唯在最险要处建有三层坦水。他下令一律改为三层石坦，“其二层旧坦内，有桩残石缺者，亦著查明补换”《清高宗实录》，卷730，6页。。经过三层坦水的保护，海宁护城石塘愈加坚固。
老盐仓鱼鳞石塘的完工。乾隆三巡江浙时，已亲临海宁老盐仓一带实地考察解决柴塘、石塘之争，命令因地制宜，先修柴塘。四十五年南巡时，乾隆又来到海宁，看到经过十几年时间，涨沙渐远，地基结实，已经具备改建石塘的条件了，命令督抚实地调查，能建石塘的地方一律改成石塘。乾隆大驾回銮时又突然想到，该处地方官及百姓知欲建石塘，或视柴塘已经无用，不再加以保护甚至拆毁挪用，在石塘未竣工时可能先遭到海潮的侵害，“不几为开门揖盗乎”？而留此柴塘，对沿塘居民来说是双重保险，于是下令：“著该督抚严饬地方文武官员，将现有柴塘仍照前加意保固，勿任居民拆损窃用，将来石工告竣，迟之数年，朕或亲临阅视，尔时柴工倘有损坏，惟该督抚是问。”《清高宗实录》，卷1104，7~8页。经大学士阿桂、闽浙总督陈辉祖赴工地勘查，提出筑成十六至十八层鱼鳞大石塘，乾隆拨给三十万银两，由工部侍郎杨魁负责施工，于四十八年七月完工。
海塘的加固与增修。四十九年，年已七十四岁高龄的乾隆又来到浙江海塘工地。他果然检查了改建的四千二百丈老盐仓石塘，虽然地方官遵照他的指示，保留了柴塘，而他却不满意。原来石塘虽砌得很坚固，却没有修坦水坝以保护，而柴塘靠近石塘之处，已经出现沟槽一道，存有积水，“将来日积月甚，石塘根脚势必淹侵渗漏”。乾隆下令将石塘上为美观起见堆起的土牛埋入积水沟槽内，再把柴塘后面的土顺石塘做成斜坡，只露出石塘三四层，然后在连接柴塘与石塘的土坡上面种上柳树，“俾根株蟠结，塘工益资巩固，如此则石柴连为一势，即以柴塘为石塘之坦水”《清高宗实录》，卷1201，3页。。乾隆认为，这样施工之后，不修柴塘，也可以二三十年安全无事。不能不说乾隆此项决策确实非常高明，既省人力物力，又使柴塘和石塘都得到了加固。最后这次视察海塘，乾隆还指示邻近海宁的范公堤也改建成石塘，特拨银五百万两，限期五年完成，结果，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
秋狝和巡谒效法康熙南巡：察吏安民（1）
清朝崛起白山黑水之间，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只在东北建国定都。顺治入关，但是没有到过江南。康熙是清朝第一位过黄河、跨长江的皇帝。雍正也没有远行。乾隆是第二位涉足南方的清朝皇帝。既然有此一行，就不能不把“察吏安民”作为一项目的。
江浙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历来为清朝统治者重视。乾隆首举南巡，于途中发表上谕：“惟念大江南北，土沃人稠，以百年休养户口益增，习尚所趋，盖藏未裕，纷华靡丽之意多，而朴茂之风转有未逮。夫去奢崇实，固闾阎生计之常经，而因时训俗，以宣风而布化，则官兹土者之责也。其尚励乃实心，以行实政，无忝教养斯民之任。凡兹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屏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艰难，事事惟侈靡之是戒，将见康阜之盛益臻，父老子弟共享升平之福。”《清高宗实录》，卷383，6~7页。从此番言论之中可以看出，乾隆南巡，意在稳定江浙地方人心，巩固清朝统治。为此，笼络士农工商的谕旨频频颁布，真是一路皇恩浩荡。
蠲免地丁钱粮。乾隆凡巡幸所到之处，跸路所经州县免交本年应征地丁钱粮十分之三，若上年灾则减免十分之五，已经形成惯例。十六年以首巡江浙，特宣布豁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苏省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余两，安徽省积欠地丁银三十万余两，浙江省向来不欠交粮赋，免本年地丁银三十万两作为奖励。乾隆在颁布此道上谕后，说江苏欠赋多达上百万而浙江全无，顽户抗赋不交是其主要原因，告诫江苏地方官严格督催，“此次扩清之后，若又听其故智复行，则顽户将视为旷典可常邀，适以启拖欠之端”《清高宗实录》，卷380，7~8页。。然而，乾隆再次南巡时，江淮地区刚刚发生大水灾，因此又下令免除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积欠地丁钱粮，以后历次南巡无不照此办理。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是南巡经由之地，凡有水旱之灾所欠地丁钱粮常因乾隆南巡所蠲免，江苏粮赋最重，免赋也最多。以四十九年为例，乾隆进入江苏省界即宣布：加恩将江宁藩司所属积欠地丁漕项等款未完银三十六万七千余两，民借籽种口粮未完银十五万余两，漕粮漕项等款未完米麦豆十八万九千余石；苏州藩司所属地丁漕项等款未完银四万余两，民借籽种口粮未完银一千二百余两，漕粮漕项等款未完米豆三万八千余石；安徽藩司所属地丁等项未完银三十七万三千余两，民借籽种口粮未完银六万余两，漕仓等项未完银八万三千余两，漕粮漕项等款未完米麦豆六万余石，“俱著全行豁免，用敷恺泽，副朕行庆施惠之意”《清高宗实录》，卷1199，1~2页。。就实际情况而言，江苏比浙江欠赋多，纯系连年的水灾造成，江苏淮安府地处黄、淮、运三河交汇区，是水灾最重之区。乾隆六度南巡，对欠赋原因心里十分明白，与其官逼民反，不如承认现实适当豁免，正是这位皇帝的高明之处。
提倡文教，优礼士人。清朝实行科举取士，江浙地区为历科中举之最，清朝的汉族大学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学士徐本、汪由敦、梁诗正，为浙江钱塘人。陈世倌为浙江海宁人。史贻直，江苏溧阳人；刘纶，江苏武进人；于敏中，江苏金坛人。任尚书、巡抚等官员的人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区又是鼓吹反清复明思想的大本营，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康熙朝的庄廷《明史》案，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为江浙士人。所以，乾隆很注意笼络江浙地区的知识分子，礼部侍郎沈德潜和刑部侍郎钱陈群以诗文称雄一时，为江浙士人推崇，他也能密切与此二人的关系。
沈德潜，江南长洲人，六十七岁才中进士，故乾隆戏称为“江南老名士”。七年（1742年）乾隆出己写诗命沈德潜唱和，十分欣赏沈德潜的唱和诗，故沈以诗受宠发迹，五年后竟升至礼部侍郎，当上了朝廷二品大官。十四年，沈德潜致仕回籍，乾隆赐给他人参，又赋诗表奖。十六年南巡，沈德潜接驾，命他享受在籍食俸的待遇。乾隆二次南巡，沈德潜加礼部尚书衔。三次南巡、四次南巡，沈德潜已年愈九十，仍坚持到常州迎接乾隆，因此加官为太子太傅，他的孙子沈维熙也被赐为举人。乾隆母亲六十、七十大寿时，沈德潜还不顾年老体衰，风尘仆仆赶到北京为太后祝寿。沈德潜九十七岁去世，赠太子太师，祀贤良祠，谥号“文悫”。乾隆赋诗称赞沈德潜：
吴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征明定若何。书画虽输诗胜彼，功名已过寿如他。游山有兴仍清健，处世无争只善和。明说九旬有三寿，那更年格尚嫌多。《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47，《赐沈德潜》。
皇帝和诗人关系的密切，堪称千古佳话，然而，沈德潜死后，发生徐述夔《一柱楼诗》文字狱案，里面有沈德潜为徐作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清史稿？沈德潜传》，卷305。，沈德潜受到夺官罢祠削谥的处分。其实，在此之前的多起文字狱中，都有沈德潜为书作序，或假托沈德潜作序，乾隆就对沈不满意，终因徐案而爆发，可算盛名之累吧。
钱陈群，浙江嘉兴人。康熙南巡，钱陈群在吴江迎驾献诗，旋因母病，丧失了升官的机会。后来他考中进士，皇帝想起他的诗作得好，特别授为翰林院编修。乾隆十七年，钱以侍郎衔退休。乾隆帝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南巡时，钱陈群都赴行在接驾，他的官因此加到太子太傅，乾隆赐诗称他为“大老”，儿子钱汝器也得到了举人头衔。乾隆六十大寿时，钱陈群献竹根如意，乾隆非常喜爱，批示：“未颁僧绍之赐，恰致公远之贡，文而有理，把玩良怡。今赐卿木兰所获鹿，服食延年，以俟清晤。”昭链：《啸亭杂录》，卷1，《答钱香树奏折》。乾隆每年都把自己写的诗上百篇寄给钱陈群，钱即与之唱和。乾隆诗曰：“东南有二老，曰钱沈则继。并以受恩眷，佳话艺林志。而实有优劣，沈踳钱为粹。”二人生前同受恩遇，死后乾隆则抑沈而扬钱。
除了以这二位士人为代表，乾隆也没忘记其他知识分子。凡是前来接驾献诗的文人学士，都规定通过考试来授给官职和科举功名。如二次南巡时，江苏安徽两省进献诗赋的士人经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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