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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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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地方军事的代本官，由原来的四人增为五人。
6全藏地方人民的差徭，仍由达赖喇嘛按地方大小、人户多寡均定，颇罗鼐任意侵占或滥赏者彻缴。
7达赖喇嘛差务，向由地方百姓供应，颇罗鼐时私出牌票派累百姓，以后遇公事，禀照达赖喇嘛发给印票遵行。
8接壤青海之哈拉乌苏，接壤准噶尔之阿里克，令达赖喇嘛选员驻扎，并咨部奏给号纸。
9达赖喇嘛仓库，向系仓诸巴专管，公事动用启闭，俱以达赖印信为凭，颇罗鼐始行擅权，嗣后仍照旧办理。
10达木蒙古，前由颇罗鼐差遣，现有头目八人，由颇罗鼐妄加宰桑、台吉称号，应改为固山达。所属择授佐领骁骑校八人，给顶戴，归驻藏大臣管辖，仍令每佐领各派十人，驻藏备差。
乾隆对上述十条基本满意，同意照所定实行。但是进一步指出藏地关系最紧要者为台站，“此乃往来枢纽所在”，从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反叛，即不令塘站递送文书，使驿递断绝，至班第达始下令恢复通行，原因是皆由他们主持，“驻藏大臣不能制其行止操纵，何以得其要领”，于是下令对此再留心办理。对第巴等官所管事务地方也应详议。《酌定西藏善后章程》，见《清高宗实录》，卷385，15~18页。经过乾隆反复催办，又做了必要的补充。“自嘉玉桥抵西藏共一千九百六十余里，均系藏属，按地方大小，各设喋巴一二名不等，管理地方人民一切事务，与内地州县同。内设台站共二十五塘三讯，台站官兵所需各项，俱由各喋巴办应。番地之操纵，权在喋巴，喋巴去取，议归达赖喇嘛、驻藏大臣主持。”后来台站的问题允准暂缓一二年解决。《清高宗实录》，卷388，2~3页。
这一《酌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了西藏在清朝统治下的地位，确定了废除藏王、达赖喇嘛成为政教合一的代表的地方政权体制，但是更强调了驻藏大臣的重要权力，即不仅同达赖喇嘛共治西藏，而且似有高于达赖喇嘛之意。从此彻底解除了和硕特蒙古贵族与西藏地方封建主的权力之争，结束了藏王与达赖喇嘛任命噶隆政府之间所引起的摩擦，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的地位都有所提高。但是权力又集中到噶隆手中。为防止产生矛盾，乾隆特地传谕新任四位噶隆官员，对他们说：“今藏内已经平静，噶隆事务不可一人主办，特令总督策楞拣选贤能，仍照旧例，分设噶隆四员，公同办事。尔等当感戴朕恩，尊敬达赖喇嘛，和衷协力，黾勉供职。勿存私意，致生猜疑，勿分彼此，互相瞻故。遇有紧要事务，禀知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遵其指示而行，尔等其感恩宣力，副朕兴黄教安群生之至意。”《清高宗实录》，卷386，18~19页。西藏后来维持四十多年的和平安定，实与乾隆所确定的这一体制有关。
开疆与治藏西藏的治理：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五十七年（1792年），清朝反击廓尔喀军两次入侵西藏取得胜利之后，乾隆帝在治理西藏上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金奔巴瓶制度，二是钦定西藏章程。二者相比，钦定西藏章程更重要。
“金奔巴”，藏语为瓶，金奔巴瓶制就是在瓶中放上牙签决定达赖、班禅继承人的制度。因为廓尔喀的入侵，主要是垂涎已故班禅的财富。其实达赖、班禅及西藏各大寺院都有巨量财产，西藏内部的世俗地主也为此而争夺。他们通过指认子孙为呼毕勒罕（转世）灵童而欲把达赖、班禅及各大寺院财富据为己有，以致灵童转世，“或出自族属姻娅，或出自蒙古汗、王公等家，竟与蒙古王公八旗职官袭替相似”，“甚至西藏噶布伦丹津班珠尔之子，亦出自呼毕勒罕，以致众心不服”。如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落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去世后，商卓特巴（掌管大活佛仓库之僧官）那旺达什为寻觅转世灵童，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庙内行礼，在额尔德尼昭地方遇土谢图汗车登多尔济，告称生有一子，出生时有一点微光，并表示愿出资修建额尔德尼庙，那旺达什即问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又至公额琳沁多尔济家，问其子年庚及父母岁数。之后，那旺达什赴藏恳请达赖喇嘛指示，达赖不能确指，反让他问拉穆吹忠，那旺达什向拉穆吹忠送银五十两，缎一匹，哈达一个，“拉穆吹忠遂指车布登多尔济之子是呼毕勒罕”。《清高宗实录》，卷1424，36~37页。
乾隆帝说，他自乾隆八年起，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以学习研究喇嘛教，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铨，况本朝之维持黄教，原因众蒙古素所皈依，用示尊崇，为从宜从俗之计”《清高宗实录》，卷1427，3页。。然而黄教流弊蔓滋，使蒙古人民失去淳朴之风，把信教变成牟利的一种手段，西藏和蒙古上层人物更把喇嘛教作为扩大政治权利的途径，千方百计加以利用。这与清政府想要通过喇嘛教维护他们的统治产生了利害冲突。乾隆因此创立金奔巴瓶制度。规定将金奔巴瓶放置在西藏大昭寺内，遇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大呼图克图等呼毕勒罕，在报告出生的幼童内选择数人，把他们的生年月日和名字各写在一个牙签上，装入瓶内，交达赖喇嘛念经，公同驻藏大臣在众人面前掣签，以示大公无私。蒙古各寺院大喇嘛呼图克图的转世，因赴藏路途遥远，决定在北京雍和宫内，亦设一金奔巴瓶。如蒙古地方出现呼毕勒罕者，可报告清朝理藩院，将年月姓名缮写签上，装入瓶内，交掌印札萨克达赖喇嘛呼图克图等在佛前念经，并交理藩院堂官公同掣签，“其从前王公子弟内，私自作为呼毕勒罕之陋习，永行停止”。《清高宗实录》，卷1427，1~8页。这个制度的要害是杜绝世俗王公贵族插手寺院窃取财富和权力，同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蒙古各地大活佛的合法身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认可方能有效。
钦定西藏章程也是在廓尔喀入侵西藏过程中酝酿和形成的。当时乾隆帝已认识到对西藏的治理还应有所改革，特别是驻藏大臣的职权和地位必须加强。他说：“从前补放噶布伦、戴绷、第巴等缺，俱由达赖喇嘛专主，驻藏大臣竟不与闻。现在达赖喇嘛朴实无能，不过倚仗一二近侍喇嘛，办理一切，未免轻听属下人等情面，不择贤愚，滥行补放，以致噶布伦索诺木旺札勒、第巴桑干等肆意妄行，酿成边衅。”尤其是，驻藏大臣从思想上和行动上不能体现代表清朝统治地方的权威，乾隆最为不满，认为必须改变，他指出：
但闻向来驻藏大臣，不谙大体，往往因接见（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时瞻礼，因而过于谦逊，即与所属无异；一切办事，与噶布伦等视若平行，授人以柄，致为伊等所轻，诸事专擅，并不闻关白大臣，相习成风，已非一日。即如四十九年沙尔巴前往廓尔喀地方，并未告知驻藏大臣，请领路引。前此达赖喇嘛令丹津班珠尔前赴廓尔喀讲和，驻藏大臣并未与闻，其许银赎地一节，亦未见行关白，而驻藏大臣等虽有所闻，亦佯为不知，此即噶布伦等专擅之明验也。鄂辉、和琳均系钦差大臣，除拜佛瞻礼之外，其办事原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至噶布伦等，即系属员，诸事自须禀命钦差办理，如伊犁将军之统辖伊犁，喀什噶尔参赞之统辖回疆，方足以符体制而肃纲纪。《清高宗实录》，卷1403，21~22页。
乾隆帝在这里既指出了西藏地方政体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照新疆地方实行改革的方向。他强调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班禅平等，要理直气壮地负起管理西藏的重任，对噶布伦不能听之任之，必须按属下管理，补授各级官员，驻藏大臣应有自己的主见，不能为属下人欺罔。他还再次提出西藏驻兵的重要性，鉴于西藏地方不能外御强敌，有事就要调动内地大兵，要求“嗣后藏内挑取兵丁一二千名，每年应于何时操练，各隘口如何设防，及边界地方如何安设台站，务须妥协定议，永远遵守”。乾隆帝迫切期望为治理西藏制定一个“久安长治之策”。《清高宗实录》，卷1323，7~8页。担任反击廓尔喀武装入侵的清朝大将军福康安和驻藏大臣和琳等即根据乾隆帝的这一系列谕旨，会同达赖方面掌办商上事务的官员及班禅方面的札萨喇嘛等人，拟定了一个协议章程，也就是《钦定西藏章程》。
《钦定西藏章程》，现有藏文原本，藏于大昭寺和札什伦布寺，已经译为汉文，共二十九条。包括了有关西藏的内政、外交、宗教、军事、法律、贸易、职官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主要的是用法律条文规定了灵童转世的金奔巴瓶制度，强调最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认定；对邻国来西藏贸易的人必须进行登记，造具名册呈报驻藏大臣；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字样；正式建立拥有三千人的西藏部队，分驻前后藏及江孜和定日，军队征调应造两份名册，一送驻藏大臣衙门，一存噶厦；军官的职位设代本、如本、甲本，分级管理军士；征调兵丁，应发粮饷并由达赖发给减免差役执照；军队装备一半为火枪，弓箭、刀矛次之；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收入及开支，需经过驻藏大臣审核；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共同处理政事，所有噶伦以下首脑及办事人员以至活佛皆是隶属关系，无论大小都得服从驻藏大臣，札什伦布的一切事务，班禅额尔德尼年幼时，由索本堪布负责处理，但须先呈驻藏大臣，以便出巡时处理；噶伦补缺，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提出二人名单，由皇帝选任；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二季出巡前后藏和检阅军队，各地汉官和宗本有不法行为查究之；处理和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公务，以驻藏大臣为主，和达赖喇嘛协商处理，发出文件必按驻藏大臣指示缮写；西藏与尼泊尔毗连的边界，驻藏大臣出巡时必须予以检查；西藏委任大小官员，废除只在贵族中选任，今后可从军队和非贵族中挑选；西藏税收及乌拉等差役，在贫富之人中平均负担；打架、命案及偷盗案件之处理，务求公正，今后罚款需登记，呈交驻藏大臣衙门，没收财产亦应呈报驻藏大臣，批准后方能处理，等等。《钦定西藏章程》，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62~71页。
这二十九条协议章程，是西藏历史发展上的划时代文件，有人认为它标志着清朝对西藏的统治从此“进入全盛时期”牙含章：《达赖喇嘛传》。。乾隆帝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盛世修书书生自诩：万事备载于书（1）
自古以来，人们常常对所谓“书生”怀有偏见，以为他们只是学了书本上的知识，如“纸上谈兵”的赵括，“失街亭”的马谡，把书生和无能视为同义语。乾隆当了皇帝以后，各省督抚在题奏请罢属员的疏稿中往往用“此员系书生，不能胜任”，或称该人“书气未除”，作为不可重用的依据。这虽是官场套话，却遭到乾隆的批驳。
乾隆这位大清皇帝，非常重视读书人。他和凡夫俗子看法不同，从维护大清统治政权出发，认为当官的人按照皇帝旨意实行统治和做臣民接受统治的一切道理全都在书中有所记载。他说：
夫读书所以致用，凡修己治人之道，事君居官之理，备载于书，故傅说之告其君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念终始典于学。成王训其臣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逮。又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人不知书，则偏陂以宅衷，操切以处事，生心害政，有不可救药者。若州县官果足以当书生二字，则以易直子谅之心，行宽和惠爱之政，任一邑则一邑受其福；莅一郡则一郡蒙其休，朕惟恐人不足当书生之称，而安得以书生相戒乎？
在乾隆帝看来，读书是非常有用的，通过读书可以懂得做人治国的大道理，问题不是怕当书生，而最怕的是很多人够不上称为书生。
最能体现乾隆不同意蔑视书生之称的是，他个人自诩为书生，并且称赞他左右的王、大臣都是书生。他说：“朕自幼读书宫中，讲诵二十年，未尝少辍，实一书生也。王、大臣为朕所倚任，朝夕左右者，亦皆书生也。”他向各地督抚大员们说明，如果指责属员的迂阔为书生，而进行攻击，这正是伊等不懂得书的原因所致，岂能将此过归咎于书呢？至于“书气”二字，乾隆更不同意当时一些人的浅薄之见，而带着赞扬的心情表示“书气二字，尤可宝贵，果能读书，沈浸酝酿而有书气，更集义以充之，便是浩然之气。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可列于士大夫之林”。他提出“书气正宜从容涵养以善培之，安可使之而除”。他斥责那些讨厌“书生”、厌恶“书气”的督抚是目光短浅，见识粗鄙，不识政体，不识大义的糊涂虫。《清高宗实录》，卷5，3~5页。
乾隆当上皇帝不久，即公开为“书生”正名，反映出他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重视。清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政权，各省督抚多为八旗将领出身，他们往往凭军功发迹，所以瞧不起科举入仕的汉族官员。乾隆少年时随贝勒允禧学习骑射，随庄亲王允禄学放火枪，十二岁就从玄烨入永安莽喀围场猎兽，其骑射本领丝毫不比八旗将领逊色。尽管如此，他乐于以“书生”自诩，说明他更重视封建思想文化对巩固政权的巨大作用。乾隆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稽古右文”的统治者，这不仅因为他对汉族文化的偏爱，更在于他把弘扬传统文化视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手段。
汉族封建文化因其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而得到清朝统治者的青睐。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清朝皇帝，掌握汉族封建文化，无疑是维护其统治的有效手段。清朝统治者十分清楚，自汉武帝设太学用儒吏，隋唐以科举考试取士，儒家经典及诗文词赋就成为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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