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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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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穑欢檬榫辜窃亟鸪顺圃按蟊被颉按缶保蛴谑凡缓希泻芏嗟胤健俺雅史妫岜崾す蚯锿蚴乐方圆蛔阈拧薄肚甯咦谑德肌罚�987，23页。。关于此类问题，人名地名尚可改订，史书流传久远，只能任其自然了。乾隆能做的只能是将文字改正过来。
《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编成之后，乾隆命令以是书为依据，对三史人名地名错译之处一体改正，重新刊刻，并亲自作序言。他在序言中说：“春秋一字之褒贬，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若辽金元三史之译汉文，则出于秦越人视肥瘠者之手，性情各别语言不通，而又有寓嗤斥之意存焉，此岂春秋一字褒贬之为哉！”大意是说，孔子编《春秋》，每一个字的使用上都含有褒贬之意，但以符合史实为准绳。而辽金元三史出自汉人之手，则故意在用字上贬斥三朝，所以需要加以订正。乾隆还说，辽、金是地方政权，元朝又盛行民族压迫，人心不附，在史书上反映出此类问题。现在清朝立国近一百四十年，汉族人已五代为大清臣子，满族人熟知汉语，汉人也有精通满语者，“今之纂修诸臣，即有善通清书兼习诸国字之人”《清高宗实录》，卷1154，27页。，才具备改正译写的条件。何况，乾隆本人兼通汉、满、蒙、维吾尔、藏五种文字，是质量的最可靠保证。
最后，乾隆告诫满族人，今天能纠正前人对满族先世的诋毁侮辱之词，维护民族荣誉，“乃天造我国家重熙累洽而后得此，则所以祈天永命，日慎一日之忱，惟益兢兢”。一句话，只有永保大清江山，才能保证全体满族人民先世的声名和子孙万代的幸福。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1）
我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汉唐时期先后发明了造纸和印刷技术，使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上保存古代书籍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历史学家喜欢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比喻古代文献的丰富。在这些书籍中，乾隆帝发起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文献。
据《清史稿？艺文志》载：“高宗（乾隆）继试鸿词，博采遗籍，特命纂修《四库全书》，以皇子永瑢、大学士于敏中等为总裁，纪昀、陆锡熊等为总纂，与其事者三百余人，皆极一时之选，历二十年始告成。全书三万六千余册，缮写七部，分藏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盛京文溯阁，热河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清史稿？艺文一》，卷145。全书共收各种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全书卷数各阁不同，可参见李春光：《古籍丛书述论》，188页。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份书已修成，以后加上抄写和整理时间，总共二十年才完成。
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帝亲自下令搜集古今图书。他说：“从古右文之治，务访遗编。目今内府藏书已称大备，但近世以来，著作日繁。如元、明诸贤以及国朝儒学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醇粹无疵者，当不乏人，虽业在名山，而未登天府。著直省督抚学政留心采访，不拘刻本抄本，随时进呈，以广石渠天禄之备。”《清高宗实录》，卷134，3页。从这份谕旨来看，搜集图书的范围限于元、明、清三朝图书，目的是充实皇家藏书。各省督抚学政仅把这个任务当做一般事务来办，因此没有什么收效，乾隆也没有过问落实情况，这次搜集古今图书与编纂《四库全书》关系不大。
三十多年后，乾隆再次下令各省督抚学政搜集古今图书，则与编纂《四库全书》有直接关系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谕中外搜辑古今群书：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即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骛，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无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有俾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著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抄本存留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借端滋扰。《清高宗实录》，卷900，7~9页。
乾隆给各督抚学政划定了搜集图书的范围：一、有关治理国家，教化人心之书；二、有关解释经典，考订制度之书，三、历代及本朝著名文人的诗文著作。但乾隆虽然第二次下令搜集图书，却同上次一样，反应并不热烈。各省督抚仍然视同虚文，也不认真办理。这种情况的形成与清朝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清初，汉族人中存在着反清复明思想，经常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著作中有所流露。康熙、雍正两朝，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打击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各省督抚们怕因搜集图书而出现文字狱，故动作迟缓。
一年之后，只有安徽学政朱筠认真办理搜集书籍一事。朱筠提出四点建议：1．汉唐遗书稀少，宋辽金元书籍刊本也有限，请以抄书为主要办法。2．搜集图谱金石碑刻，以扩大范围。3．整理《永乐大典》。4．编立书目，撰写提要。朱筠的建议受到乾隆重视，特别是朱筠提出派正在修书的翰林官查找《永乐大典》中所存孤本书籍，分类抄出原书一事，乾隆马上采纳了，而且还认为翰林官位卑权轻，改派军机大臣领导此事。
朱筠提出整理《永乐大典》，反映了当时很多读书人的呼声。该书虽卷帙浩大，但按类分目，割裂群书，使用极不方便。编纂此书只有六年时间，草率成事，“于易先列蒙卦，于诗先列大东，于礼先列冬官。且采用各字，不论易书诗礼春秋之序前后错互”，问题很多。乾隆接受朱筠的建议，决定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整理《永乐大典》，他指示把其中绝版书抄出整理刊刻，无保存价值的抄其简单概要存目。乾隆增派王际华、裘曰修为总裁官，由翰林官负责纂辑，军机处司员作为提调官。乾隆还下令于翰林院衙门内，划其西部为整理《永乐大典》的专用房屋，“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他此时所说的《四库全书》，纯指整理《永乐大典》而言。
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乾隆正式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他确定编纂的范围是：除了正在整理的《永乐大典》外，皇家内府藏书，各省搜集的图书，武英殿官刻书，一律按经史子集四部编成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清高宗实录》，卷929，18页。。由整理《永乐大典》开始，变成编纂包括古今所有书籍的特大型丛书。据乾隆自己说，他将书名定为《四库全书》，是因为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不论有多少书籍，“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乾隆还明确规定，该书务必在十年内完成。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2）
乾隆为解决各省督抚学政采集图书不认真的问题，采取了限定期限的办法。他说，现在各省奏报采访书籍数目太少，并且多数是清代人所著解释经书的著作或诗文集，唐宋以来的名家著作、珍奇古本一概没有，“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乾隆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遗编著作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手干碍，豫存宁略毋滥之见。”这种估计倒是很准确，以前的文字狱不仅使知识分子深受其害，地方官也怕牵连到自己头上，所以瞻前顾后。对此，乾隆明确表示，他绝不会因采访书籍而惩处藏书人。“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做了保证之后，乾隆又反过来威胁说：“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清高宗实录》，卷929，19页。就是说，假如现在不主动将藏书如实报告地方官，将来被发现要从重治罪。最后，这位大清皇帝规定各省督抚以半年时间为期，必须办理稳妥，若再像从前那样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江浙地区文化发达，藏书丰富，乾隆把该地区作为采访书籍的重点。他对江浙一带的藏书情况很熟悉，一些官僚富商的藏书楼都叫得出名字。他举例说，江浙地区藏书最多的人家，有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的述古堂，嘉兴项氏的天籁阁、朱氏的曝书亭，杭州赵氏的小山堂，宁波范氏的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乾隆说，他不仅知道这些藏书大家的书房名字，还清楚他们的藏书目录。除此而外，他对江浙书籍贩卖商人也了如指掌，认为这些人对采访书籍用处颇大。如山塘地方有一姓金的书贩，“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原委，颇能谙悉”。“又湖州向多贾客书船，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最熟。”《清高宗实录》，卷929，22页。乾隆要求江浙地方官，可以向这些书商了解本地藏书情况，采取借抄的办法搜书，抄完书还给被借之人，一定会收到大批图书。乾隆又一次声明，即使发现书中有忌讳字样，绝不加罪于藏书人。若确有“诞妄”字句，不应保存者，不过将该书烧毁，转告藏书人不得再收藏而已。若由督抚转呈政府，则不予过问。乾隆要求两江总督高晋、浙江巡抚三宝和江苏巡抚萨载务必切实负责，把这件事办好。
大批图书运抵北京。乾隆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确实大见成效，自确定以半年为期之后，各省督抚闻风而动。两淮盐政李质颍从商人马裕处借出图书一百九十五种，将书目先送往北京，然后把部分图书送苏州书局校勘，部分送往扬州抄录。浙江士绅鲍士恭向巡抚三宝表示，愿将家藏图书共一千九百多种献给政府。浙江全省报告共采访书目有两千七八百种，江苏省也有一千多种，“并有称藏书家愿将所有旧书呈献”。这种情况表明，各省督抚为了完成乾隆所规定的任务，采取了强制的行政手段，不是向藏书家借出书来抄，而是干脆命令他们向官府献书。乾隆只好亲自出面干预，凡各地方所献之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人家”。他要求各省地方官，使用官印加盖于采访图书封面，并注明藏书人姓名和负责送书的官员名，书送到北京后，再盖上翰林院印，记录存档，以后返回各省，由督抚负责还给原主。各省送到北京图书的总数，今天已经无法弄清。但自乾隆向各省限定时间后，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清高宗实录》，卷934，1页。。
奖励献书人。乾隆命令，凡个人进书百种以上，选择其中精本送他本人亲自阅览点评题咏。然后，由四库馆优先抄录，即将原书发还，“俾收藏之人益增荣幸”。献书最多的是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江苏马裕四人。他们各献书五百至七百多种，合计就有两千多种。乾隆下令由政府奖给鲍、范、汪、马四人各《古今图书集成》一部，“以为好古之勤”。献书一百种以上者，江苏有周厚堉、蒋曾蓥，浙江有吴王墀、孙仰曾、汪汝瑮，朝中大臣有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人，各赏给刚刊印的《佩文韵府》一部。《清高宗实录》，卷958，23页。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各省运送到北京的图书已超过了上万种，四库馆里的工作开始大规模铺开。
编纂《四库全书》的领导机构。乾隆从整理《永乐大典》时，就宣布派军机大臣领衔主持。确立编纂《四库全书》之后，乾隆又大量增加人员，“刘统勋、刘纶、于敏中、福隆安、王际华、裘曰修俱著为正总裁，英廉、庆桂外并添派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为副总裁”《清高宗实录》，卷930，20页。。以后又陆续增加皇六子质郡王永瑢、大学士舒赫德、礼部尚书蔡新和户部尚书和热宋懿霉佟Ｇ∪蚊苏饷炊嗟淖懿谩⒏弊懿茫辔蟪肌⒋笱俊⑸惺椤⑹汤傻雀吖俅罅牛硎舅员嘧搿端目馊椤返闹厥印５庑┤硕加写罅空裨谏恚尴竟思按耸拢械幕贡в胁煌捶āＶ祗藿ㄒ檎怼队览执蟮洹肥保笱苛跬逞图峋龇炊裕衔遣患敝瘢铱髁硪桓龃笱坑诿糁腥χС郑攀骨∠戮鲂目目夤荨！肚迨犯澹坑诿糁写罚�319。他们两个人，刘统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去世，于敏中死于六年之后，王际华、刘纶、裘曰修、舒赫德等人都在第一份书未修成前先后病死。即使像于敏中这样热心该书的总裁，也没有时间过问此事，所以总裁制徒有虚名，连乾隆自己也承认：“如皇六子质郡王永瑢、舒赫德、福隆安虽派充总裁，并不责其翻阅书籍，乃令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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