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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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理馆上事务者，英廉办理部旗及内务府各衙门，事件较繁，亦难悉心校阅。金简另有专司，此事本非其职。至于敏中，虽系应行阅书之人，但伊在军机处办理军务，兼有内廷笔墨之事，暇时实少，不能复令其分心兼顾。”《清高宗实录》，卷953，8页。　　　　
　　　　《四库全书》的编纂实行总办负责制。总裁官们上任之初，由刘统勋正式向乾隆提出：“《四库全书》卷帙浩博，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清高宗实录》，卷930，21~22页。纪昀，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纪昀曾外放任贵州都匀府知府，乾隆爱其才改任京官。他任总办后，“从《永乐大典》中搜辑散逸，尽读诸行省所进书”《清史稿？纪昀传》，卷320。，先后编辑成《四库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书目》，对该书贡献最大。除二总办外，陆费墀任《四库全书》总校官，负责全部书的校对工作。总办之下为纂修官，除翰林院原派纂修人员，又调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担任纂修。如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等人为纂修。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为分校官。他们都是对古籍有特殊研究、造诣极深的大学者，对保证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参加《四库全书》实际编纂工作的有三百六十余人，抄写的工作人员则有三千多人。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献书和编书（3）

　　　　乾隆亲自制定《四库全书》的编纂方法。他要求纂修人员“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聚”《清高宗实录》，卷934，1~2页。。根据这一指示，各省所进书到四库馆后，纂修官先阅读书籍，掌握内容后，按应刊、应抄、应存三项分类。乾隆具体指示说：“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入总目。”《清高宗实录》，卷935，1~2页。按照这个分类标准，全书修成时，共刊印书籍一百三十八种，两千八百九十一卷，后人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应抄书为三千四百七十部，存目书为六千八百一十九部。　　　　
　　　　编写提要和简明书目。不论应刊、应抄或应存书，乾隆要求一律编写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览了解”《清高宗实录》，卷963，26~27页。。简单来说，就是对古籍“提要钩玄”，“为读者指明读书门径”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23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今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出自纪昀之手。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纪昀》，说四库全书提要和《简明目录》“皆出公手”，纪昀自己也有此说。乾隆说，四库馆将《永乐大典》检出各书送给他阅览，“见其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灿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清高宗实录》，卷941，8页。，看来也不完全是纪昀一人所写。其时纪昀为学士，陆锡熊是郎中，乾隆将两人都擢至翰林院侍读，以资鼓励。总目提要本来是方便学者检阅的目录书，但介绍书籍多至上万种，本身就成了大部头著作了。是书未成时，乾隆就认识到，将来总目提要刊刻成书，检索必然十分困难。所以他决定在提要之外，再编简明书目一部，只载某书有多少卷，作者是谁，以便查阅，“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清高宗实录》，卷963，28页。。后来即由纪昀等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确实给人们带来很大方便。　　　　
　　　　《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为方便自己看书，又下令择全书精华部分，编为荟要，“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四库全书荟要》共两部，一藏于皇宫内摛藻堂，一藏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校勘与存贮

　　　　编辑《四库全书》的主要任务是校勘和抄写。其校勘，多由著名学者担当。发现原版书有明显错误，给予纠正，使四库本较原来版本为优，是校勘人员的职责。假如校勘不认真，抄写人员照录原书，可以保留原来面目，问题也不大。抄写比校勘责任为大，因为稍不认真，就会出现抄写错字，甚至违反原意，还不如原本为好。《四库全书》的抄写人员，最初是从三十九年（1774年）顺天乡试落第举人中，挑选了六百多人。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又下令从该年乡试中选出“字画匀净，可供抄录者”《清高宗实录》，卷1037，20页。，共一千四百人担当抄写任务。这些抄写人员“自备资斧”，并不发给俸禄，每天仅供应饭食而已，近乎义务劳动。大部分问题就出现在抄写上面。　　　　
　　　　三十八年（1773年）十月，乾隆已注意到抄写错误问题。他说：“今进呈已经缮成之荟要各卷内，信手翻阅，即有错字两处。则其书写舛误者量复不少，若不定以考成，难期善本。”《清高宗实录》，卷944，36页。他让总裁官拿出考核办法，提高校对质量。总裁官接到指示后，立刻增设《四库全书》缮本复校官十六人，《四库全书荟要》缮本复校官六人，专门负责抄成书的校对工作。　　　　
　　　　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阅读已抄成的《圣祖御制诗集》时，发现“桃花”误写做“梅花”，这部书总裁官进呈时保证“校刊精审”，随手一翻，即有错字。乾隆因此下令处分每天到四库馆办公的总裁官王际华、蔡新、张若溎、曹秀先、李友棠，复校、分校人员也给予处分。乾隆说，总裁官是无法每篇都校对一遍的，但至少应该每本都阅读几个地方，发现一些问题，使校对和誊录人能有畏惧，不敢草率行事。《清高宗实录》，卷953，9页。　　　　
　　　　有一次出了个问题。三十九年（1774年）六月，纂修官黄寿龄把《永乐大典》拿回家中校勘，结果丢了六本。由于追查及时，一个月后找回丢书。这件事发生后，乾隆加强了对四库馆的管理，命令将各省运到翰林院的图书建立档册，纂修人领书要登记，提调人员每日稽查。　　　　
　　　　常见的是错讹问题。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乾隆在翻阅进呈图书中发现，不单是错字问题，有的原文有讹错，校勘人未能检查改正，抄书人依样抄写，并不“逐条举出，概以轻心掉之耶”《清高宗实录》，卷969，7页。。刘墉进《少阳集》誊写有错字，本人请求处分，算是主动认错。　　　　
　　　　为了解决讹错问题，乾隆确立处罚制度。凡呈进书籍，由乾隆发现分校、复校人错至两次，总裁官错至三次以上，由军机大臣查明交部议处；总裁进呈书校错一本，罚俸半年，分校、复校罚俸一年。乾隆将分校、复校改为罚俸三个月。总纂纪昀、陆锡熊，总校官陆费墀责任大，出现问题自然最多，乾隆特地声明他们三人“所办书籍既多，竟应免其处分。而伊等应更详慎办理，期于无误”《清高宗实录》，卷1029，12页。。　　　　
　　　　乾隆虽制定处罚制度，但没有忘记奖励。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修书已届五年之时，乾隆下令纂修人梦吉、王仲愚、章宝传、黄轩、平恕、邹炳泰、陈昌齐、庄通敏、王嘉曾、吴寿昌、陈初哲、郭长发十二人，“俱著以应升之缺，列名在前升用”。汪如藻、励守谦加恩授为翰林院编修。纪昀、陆锡熊、陆费墀三人已加恩升官，仍赏给缎匹、荷包、笔、墨、纸、砚等物，以示鼓励。《清高宗实录》，卷1051，32页。这年四月，全国举人会试北京，乾隆又准编书有功的国子监助教吴省兰、张义年参加殿试。《清高宗实录》，卷1054，16～17页。　　　　
　　　　四十四年（1779年）五月，乾隆下令在限期内完成编书任务者给予议叙。王燕绪授翰林院编修，仓圣脉、何思钧晋级，朱钤赏给庶吉士，杨懋珩、缪琪以知县即用。《清高宗实录》，卷1083，15页。总的来看，当时纂修人员的升迁比一般科甲人员要快。所以吏部提出要对应升人员进行考试，以鉴别能力高低。对此，乾隆也承认对纂修人员过优，不免有些弊端，他同意吏部意见，以后升迁人员够五十人时，统一组织考试。但乾隆又告诫吏部，将来考试时要放宽标准，不必照正式考试那样，过严苛求，“以示格外体恤之意”《清高宗实录》，卷1076，18页。。　　　　
　　　　藏书之法。如何保管《四库全书》，是乾隆十分关心的问题。他早就听说浙江宁波府范懋柱家所建天一阁，纯用砖甃修造，不怕火烧，从明朝建成后，书籍保存完好。天一阁源于明代藏书家范钦，钦为嘉靖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喜购书，筑天一阁以藏之，其后子孙一直坚持其传统。因此，乾隆在书还没有编出时，就派寅著专程去宁波范家了解书房样式。他吩咐寅著到宁波去见范懋柱时，可直按说明奉皇上之命，“因闻其家藏书房屋、书架造作甚佳，留传经久。今办《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故令我亲自看明，具样呈览”《清高宗实录》，卷961，21页。，让范家详细介绍建筑奥秘和藏书办法。　　　　
　　　　寅著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去宁波天一阁看过后，向乾隆帝报告：天一阁位于范家住宅东侧，是一坐北朝南的建筑。整个建筑以砖为主，房屋前后都有门窗，房梁柱用松杉木制成。天一阁共六间，最西面一间设有楼梯，东面一间因日照不足，恐有潮气，并不贮藏书籍。中间三间，排列大书橱十个专门藏书，其中六个书橱前后有门，可以两面放书，又便于透风。十个大书橱后面还有中书橱两个，小书橱两个。西数第二间屋子，排列中型书橱十二个。每个书橱下都放英石一块，吸收潮气。天一阁前凿池蓄水，以备火灾。关于天一阁的命名，据说当初凿水池时，土中隐约有字形，如“天一”二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含六数”《清高宗实录》，卷961，22页。。　　　　
　　　　三十九年十月，乾隆下令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样式，建造文渊阁于皇宫内，以贮藏第一份《四库全书》。以后又陆续在圆明园内修文源阁，盛京皇宫内修文溯阁，避暑山庄内修文津阁，分别各存一份《四库全书》。从这些地方来看，都是皇家禁地，主要供乾隆个人使用。后来乾隆南巡，命令在扬州建文汇阁、镇江建文宗阁、杭州建文澜阁，供江南文人学士广为使用。　　　　
　　　　第一份《四库全书》的抄写全部完成时间，是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从三十七年初乾隆下诏全国采访书籍算起，历时整十年，若从三十八年二月正式设立四库馆起，实际编纂时间则不到九年。　　　　
　　　　四十七年（1782年）初，乾隆在宫中接见了以质郡王永瑢为首的总裁、总纂、提调、纂修、分校、督催、收掌等全体四库馆人员，孙士毅以下分别加官。乾隆在文渊阁举行宴会，招待纂修人员，以庆祝成功。《清高宗实录》，卷1149，14～15页。　　　　
　　　　乾隆在《文溯阁记》中说：“所余三部，惟钞胥之事，然而豕亥陶阴，犹不可不仇校也。”《清高宗实录》，卷1189，10页。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抄写和校对。至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另外六部书也全部完成。后来发现质量问题，又花费几年整理，故有用二十年成书之说。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寓禁于编（1）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暗藏销毁反清复明之书的目的。他在下令全国各地征集古今图书时，就指示江浙等地督抚，若发现有宣传反清复明思想、攻击清朝统治内容的书籍，“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方为实力办理”。然而事与愿违，各省半年之间进呈书籍上万种，竟没有任何督抚报告发现一本违禁书籍。于是，乾隆只好直接挑明寓禁于编的真实用心。他说：　　　　
　　　　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官，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此等笔墨妄议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岂可不细加查核。高晋、萨载、三宝、海成、钟音、德保皆系满洲大臣，而李侍尧、陈辉祖、裴宗锡等亦俱系世臣，若见有诋毁本朝之书，或系稗官私载，或系诗文专集，应无不共知切齿。岂有尚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不知各该督抚等查缴遗书，于此等作何办理？著即行据实具奏。至各省已经进到之书，现交四库全书处检查，如有关碍者，即行彻出销毁。至各省缴到之书，督抚等或见其书有忌讳，彻留不解亦未可知。设或竟未交一关碍之书，则恐其仍系匿而不献。著传谕该督抚等于已缴藏书之家，再令诚妥之员，前往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即经明白宣谕，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存留，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清高宗实录》，卷964，10～11页。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此旨颁布于三十九年八月，《四库全书》的编纂刚刚展开不久。这样，采访遗书的弘扬文化之举变成了摧残文化之弊。乾隆查禁书籍的目标指明在江南，具体要求凡藏书之家都要交出若干数量违禁书来，说明他完全是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一决策的。　　　　
　　　　各省禁书大量送往北京，乾隆亲自审阅销毁。自收缴禁书令下，两广总督李侍尧首先报告，查出广东人屈大均所著各种书籍均有悖逆字句，请将收藏人屈稔员、屈昭泗斩首示众。乾隆为了推动收缴禁书，故作宽大处理，不予追究。他又威胁说，现在若不及时交出，以后被发现了，“治以有心藏匿之罪”《清高宗实录》，卷970，18页。。一个月后，湖北巡抚陈辉祖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