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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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怀觯�以后被发现了，“治以有心藏匿之罪”《清高宗实录》，卷970，18页。。一个月后，湖北巡抚陈辉祖报告在收缴书中，查出明末人黄道周所著《博物典汇》一书，进呈销毁。乾隆命令陈辉祖，不仅要毁书，还要连刻板一起毁掉，以求彻底。　　　　
　　　　乾隆对查缴禁书活动，似乎比编纂《四库全书》更加关心。贵州巡抚韦谦恒曾提出各省收缴禁书于原地销毁的建议，被乾隆斥为“实属乖谬”。乾隆要求各省必把禁书统统送到北京，“并经朕亲行检阅”，以决定存毁。乾隆这样要求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他不放心各省督抚能真正销毁禁书，如江浙地方遇有禁书，甚至私下传抄。第二是他担心各地方官不分青红皂白，把不需毁的书也烧掉了，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根据《清实录》记载，乾隆的确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各省进呈的禁书。　　　　
　　　　四十年（1775年），乾隆批示处理僧人淡归所著《遍行堂集》。淡归，俗名金堡，明末进士，授知县，后来在桂王政权中任给事中，桂王失败出家。金堡事迹见《永历实录？金堡列传》，卷21，岳麓书社。乾隆阅读淡归著诗文，发现多有反清字句。该书由高其佩之子、广西韶州知府高纲出资刊刻并作序。乾隆下令去高纲之子高秉家搜查，又发现东莞人陈建著《皇明实纪》一书，“语多悖谬”。还有江宁人清笑生所著传奇《喜逢春》，“亦有不法字句”。乾隆以高秉身为八旗大臣子孙，家藏违禁书籍为由，将他交刑部审办；又下令两江总督高晋、两广总督李侍尧于所辖地方，“细查所有刷印之本及刻板，一并奏缴”《清高宗实录》，卷995，7页。。僧人淡归生前所建的丹霞山寺，改名为十方寺，削除淡归开山名目，不准淡归传人留住该寺，别选僧人进驻，并将有关淡归事迹的所有碑石全部推倒毁弃。由此可知，并非交出禁书就太平无事。山西巡抚巴延三报告发现江西人袁继咸著《六柳堂集》，乾隆下令山西各地要追查，江西也要追查，江浙地区为书籍荟萃之地，更应调查有无此书。宁波人周乃祺所撰《历志》一书，已经残缺，乾隆还要追查其他散卷，看到底有无问题。　　　　
　　　　乾隆规定交出禁书时间，从四十三年（1778年）起，下令各省查缴禁书，以两年为限。如逾期后，仍有隐藏违禁书籍，发现之后，“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清高宗实录》，卷1070，6页。。此旨一出，湖南巡抚李湖报告查出明末检讨陶汝鼐著《荣木堂集》，其孙陶煊编撰《国朝诗的》；江西巡抚郝硕报告查出明末进士黎元宽著《进贤堂集》，其子黎祖功著《不已集》；江苏巡抚杨魁报告查出明末颜季享著《九十九筹》等禁书。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一次查缴禁书的高潮。　　　　
　　　　编纂《四库全书》时，到底销毁了多少部禁书，迄今为止并没有准确的数字。比较少的可能是安徽，四十年（1775年），巡抚李质颍报告说，安徽全省共查缴禁书一百种。《清高宗实录》，卷995，35页。最多的恐怕是江西，四十一年，江西巡抚海成报告，各地方州县搜买以及民间呈缴应毁禁书共八千多部。虽经家喻户晓，还不能收缴净尽，请求展限购求。乾隆表扬海成办事认真，并说：“江浙为文物所聚，藏书之家、售书之肆，皆倍于他省，不应购获各书转不及江西。”《清高宗实录》，卷1022，20页。据姚觐元《禁书总目》四种，所列军机处四库馆河南、浙江两省题奏，应毁书目共二千六百余种。陈乃乾《禁书总录》，又别得江西、湖北、广东销毁书目，删并重复，校补缺失，合计全毁及抽毁加上书版石刻共二千九百二十九种。肖一山：《清代通史》，第2册，45页。以上五省毁书总量就超过了《四库全书》全部。毁书超过辑书，是后来学者们的一致结论。　　　　
　　　　由于要销毁的明末野史数量太大，乾隆提出区别对待禁书问题。他为此发表了上千言的谕旨，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标准和处理办法。　　　　
　　　　首先要区别忠奸。乾隆说，像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人，原在明朝做官，后来降清，本来是不齿于人类的软骨头。这些人反而在诗文中标榜忠贞，诽谤清朝，以遮盖丑行留名后世。“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而刘宗周、黄道周、熊廷弼等人，立朝守正，赤胆忠心，不愧一代完人。乾隆又说，王允成的奏稿弹劾权奸，指陈时弊，“亦为无惭骨鲠”；叶向高请补阁臣疏连上七十七次，足见其忠。保存他们的奏疏对清朝吸取明亡教训有好处。乾隆提出改的办法，“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　　　　
　　　　其次，要以书籍的实用性加以区别。乾隆列举黄道周《博物典汇》中关于李成梁谋害努尔哈赤事，说该书“可补当年记载所未备”。他命令将此段事实量加修改后，写进正在编纂的《开国方略》中。朱东观编辑的崇祯年间明臣奏疏，主要内容是揭露明朝秕政的，乾隆说，这部书可以作为教育爱新觉罗子孙的教科书，“永念祖宗缔造之艰难，益思兢兢业业”。　　　　
　　　　再次，对合众人之手而成的选集类书，要注意区别。如清朝不少诗文集，都收录了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的诗文。“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其众”，只要将他们的诗文削去，原书就可以保留。乾隆说，明朝人编辑的各种类书，只是在边塞、兵防门内，才有关于清朝先世的有碍字句，“然只须删去数卷，或删去数篇，或改定字句，亦不必因一二卷帙，遂废全部”《清高宗实录》，卷1021，4页。。　　　　
　　　　关于删改图书的范围，乾隆做了一些具体规定。


盛世修书修《四库全书》：寓禁于编（2）

　　　　第一，从维护君权神圣出发，乾隆要求凡对历代帝王大不敬的字句都要更改。他以宋朝人李廌《济南集》有“汉彻方秦政，何乃误至斯”诗句，大加发挥君主独尊思想。乾隆说，汉武帝刘彻是有为之君，虽有穷兵黩武、幻想成仙等事，不过是小疵。东汉桓、灵二帝特别腐败，“未闻称名指斥”，怎能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并列？汉武帝不能直书其名，应该将李廌诗中的“汉彻”改成“汉武”。乾隆还说，南朝人直呼北朝皇帝的名字，北朝反之亦同，宋人对金、元皇帝，金、元人对宋，都有这种情况。他要求四库全书馆大臣凡遇此类问题，“俱加签拟改，声明进呈”《清高宗实录》，卷1042，13页。。　　　　
　　　　第二，关于少数民族称呼问题。我国汉族文人编纂的历史书，把少数民族常写成“夷”、“戎”、“狄”、“蛮”等字样。有的字加“犬”字旁，如“回”写成“”。人名也故作贬义，努尔哈赤写成“奴儿哈赤”。现在令其一律改正。《清高宗实录》，卷983，6～7页。这种问题，《辽史》、《金史》、《元史》最多，乾隆命令“按同文韵统例，概行更正”。　　　　
　　　　第三，凡史实记载错误，予以改正。清朝康熙年间修《明史》，至乾隆朝始完成。向以精核著称。乾隆对《明史》提出异议，《英宗本纪》有正统十四年（1449年）杀巡按御史汪澄、柴文显之事。乾隆认为此处“未详获罪之由，不足以资论定”。土木之变是由太监王振挟持英宗亲征，致使英宗被瓦剌部俘虏。乾隆指出：“乃纪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语，尤为疏略。”《清高宗实录》，卷1032，25页。他下令英廉、程景伊、梁国治、和�｜、刘墉等人将《明史》所有本纪，“逐一考核添修”。除改正之外，又出现添加问题。今本《明史？英宗本纪》于汪澄、柴文显被杀之事，并未增加获罪之由。实际上此二人被杀，历史上一直有人认为罪为至死。　　　　
　　　　第四，改删地方志书。安徽巡抚闵鹗元首先提出，各省郡邑志书中如有刊载应毁书目及钱谦益之流文人的诗文，应该予以删削，乾隆立即表示赞同。地方志书一般都有人物、艺文两门，专载本地名人及诗文。乾隆很重视闵鹗元的意见，下令各省督抚除收缴禁书外，再将本省省志及府州县志悉心检查，“其中如有应禁诗文，而志内尚复采录，并及其人事实书目者，均详细查明，概从芟节。不得草率从事，致有疏漏”《清高宗实录》，卷1095，11页。。　　　　
　　　　第五，删改戏曲剧本。这是乾隆本人想到的。四十五年（1780年），他首先指出，明末清初时期的剧本肯定有问题，凡涉及清朝字句，“自当一体饬查”。又说，南宋与金朝，离清朝已远，但有些剧本过分夸张，与史实出入过大。有些乡间愚民，“转以剧本为真”，所以也要列入清查删改范围之内。戏曲剧本世代流传，经众人改动，作者难以实指。乾隆主张对此事要慎重，他嘱咐演剧最盛行的苏州、扬州等地方官暗中办理，“派员慎密搜访，查明应删改者删改，应抽掣者抽掣，陆续粘签呈览”《清高宗实录》，卷1119，18页。。　　　　
　　　　乾隆对图书的销毁和删改，引发了人人自危的局面。著书人、刊刻人、售书人、藏书人都害怕有违禁图书在手。各级政府官员也怕本地区出现违禁图书过多，对个人仕途有碍。特别是江浙地区，是乾隆指定的收缴禁书的重点省份，地方督抚多次被点名批评。于是，浙江巡抚三宝想出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后士子文人欲刊刻书籍，先抄写正副两本，送本籍教官，转呈学政检查，然后才能刊刻。或未经官府检查，即使“无违碍字句，亦令地方官严行禁毁”《清高宗实录》，卷1054，17页。。乾隆考虑到，私人著书立说自由刊刻已有几千年的传统，设立书籍检查制度尚无先例，总算没有批准。


盛世修书用人有道：“乾纲独揽”（1）

　　　　《清高宗实录》，卷114，7页。康雍乾时期，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清统治者政策得当，乾隆十年（1745年）以后，清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清朝在边疆地区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国家空前统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欣欣向荣，国库充裕，存银经常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以上。乾隆和他的大臣们很注意保持这种繁荣局面。户部尚书梁诗正提出：“今虽府库充盈，皇上宜以节俭为要，勿兴土木之工、黩武之师，庶以持盈保泰。”《清史稿？梁诗正传》，卷303。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七十大寿，已届古稀之年，所以江苏学政彭元瑞进《古稀九颂》。彭元瑞大肆赞美乾隆的统治为自古少有，乾隆很高兴地表示：“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他还说，彭元瑞只是赞美，却忘了劝谏，容易使人骄傲自满忘乎所以。乾隆表示，他今后仍要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用人行政，旰食宵衣”《清高宗实录》，卷1112，21~22页。，乾纲独揽，推进大清帝国不断前进。　　　　
　　　　“乾纲独揽”，可以说是清朝前期所有皇帝实施统治的共同特点。如乾隆所说，引起封建统治危机的强藩、外患、外戚、宦官等，其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皇帝本人不理政事，大权旁落。清朝入关以后的几个皇帝都是精明能干而又大权独揽的。乾隆的祖父康熙就讲过：“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心躬自断制。”乾隆的父亲雍正四十五岁继位，正当阅历丰富而又精力旺盛之时。雍正为加强皇权，建立奏折制度，使地方一切紧要事务绕开内阁直接奏报给他本人，“上于几暇，亲加批览，或秉烛至丙夜未罢。所批皆动辄万言，无不洞彻窾要，万里之外有如觌面，奖善服奸，无不感浃肌髓”昭梿：《啸亭杂录》，卷1，《硃批谕旨》。。乾隆总结这种情况说：“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者，总未至擅权螅Хǎ�能移主柄也。”《清高宗实录》，卷1129，7页。　　　　
　　　　然而，康雍二朝，不时还有大权旁落的情况出现。康熙朝前期，大学士索额图设计除掉鳌拜，明珠规划平定三藩之乱，二人因功受康熙帝的宠信，“是时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贪侈倾朝右”《清史稿？索额图传》，卷269。。康熙被迫将二人罢免，而索额图又因积极支持皇太子胤礽，图谋杀害康熙被处死。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联合勾结，组成以夺取皇位为目的的政治集团，互相倾轧不已，康熙甚至说，他死后可能会出现内战。雍正朝初期，川陕总督年羹尧、步军统领隆科多因帮助胤禛谋取帝位，权倾朝野。年羹尧又有平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之功，更是不可一世。年羹尧应召回京，“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至御前，箕坐无人臣礼，上皆优容之，而年犹不悟”昭梿：《啸亭杂录》，卷9，《年羹尧之骄》。。胤禛不得不罗织九十二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乾隆继位初年，用人行政经常受鄂、张朋党争斗的影响。所以，真正号称“乾纲独揽”，仅乾隆帝做得到，如此一帝而已。　　　　
　　　　“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隆的这句话对理解“乾纲独揽”是最好的注释。通常，历史学家把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建有殊勋的臣子誉为名臣。如西汉武帝去世后大臣霍光“拥昭（帝）立宣（帝）”，促成“昭宣中兴”；唐太宗时大臣魏徵犯颜直谏，为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起关键作用。历史学家又把窃权营私、扰乱国政的臣子叫做奸臣。唐玄宗后期宰相李林甫，是以“口蜜腹剑”著名的奸臣，他打击刚直大臣，怂恿玄宗享乐，导致发生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宋朝的秦桧，勾结金朝，杀害抗战名将岳飞，被人唾骂千古。乾隆说，清朝绝没有上述问题，不仅没有奸臣，连名臣也没有。为什么呢？乾隆自己的回答是：“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清高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