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さ却�将去年更换的绿旗兵丁八百名，仍留之种地。雍正对此奏请基本同意，但仍表示不放心，提出要北路两万驻兵之处，可秘密行文大将军平郡王，今噶尔丹策零虽遣使求和，而疆界尚未定议，不可深信，只有等到准噶尔倾心归顺，始可酌量撤兵。如驻兵不敷御敌，则不如不驻，但人数太多，徒费国帑也不好，两万兵之数应从能否御敌，再详加妥议。六月，查郎阿等又奏西路驻兵事宜，提出以五千兵合驻于南山，其中三千驻哈密，两千分驻于其西之三堡、沙枣泉，东北之塔尔那沁各一千，得到雍正允准。总之，在准噶尔的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雍正逝世了。蒋良骐：《东华录》，卷32，538～541页。另一件大事是苗疆的叛乱。尽管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苗民叛乱问题却未能立刻平息。因为“改土归流”之后，旧的土司因利益受损心怀不满，而新派的流官也不善抚众，突然向苗民增加赋税，调发徭役，自身又不清廉，属下以胜利者自居，到处抢掠，所有这些都给旧有土司及苗民中少数不满的人挑起事端造成了机会。从十三年二月开始的以古州、台拱为中心的苗乱，不但没有很快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朝廷的办理苗疆事务处出谋划策，前方剿、抚兼施，仅仅取得一点头绪，而在贵州的抚定苗疆事务大臣张照，湖广提督、副将军董芳与贵州提督、扬威将军哈元生，巡抚元展成等主张不一，行动各异，也影响了问题的解决。《清世宗实录》，卷159，9～10页。　　　　
　　　　然而经过上百年历程的大清帝国，也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使一代统治面临重重困难。矛盾丛集，这表现在：　　　　
　　　　首先，为政过严。康熙晚年有些过宽，宗室王公结党营私，吏治废弛，贪污成风，积弊不得解决。雍正上台，着力整饬，事必躬亲，勤于政务，雷厉风行，甚至大开杀戒，铲除政敌，即使留下骂名也在所不惜。短短十几年政风为之一变，的确对康熙晚年的颓废有所纠正。但是，由于过分严厉，不择手段，带来的问题很多。康熙末年诸皇子争位，拉帮结党，势同水火，雍正继位后，参与争位的允禩、允等并不服输。允被从西北召回奔丧，见到新君不表示祝贺。雍正指派他去守护景陵，实际是把他看押起来。允禟被发往西宁军前效力，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即落入年羹尧部下监视之中。雍正元年，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圣祖灵柩，不久病死，允遂受命护送其灵龛返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行至张家口不肯再走，结果被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囚禁。二年，废太子允礽死于囚所，允禔继续禁锢，四年正月，雍正发布上谕，指斥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清世宗实录》，卷40，14页。。将其削除宗籍，圈禁高墙。不久又改允禩名为阿其那，允禟名为塞思黑，当年二人相继死于囚所，显然是人为所致。八年又借口允祉参加怡亲王丧礼不举哀，将其囚禁。解决政敌手段如此毒辣，所以留下“弑兄屠弟”的恶名。屡兴大狱、株连过多，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离心离德。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帮助雍正掌握清部署在西北的重兵，牵制允，为其顺利继位起了关键作用。雍正初年羹尧又迅速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成为当时最受宠信的封疆大吏。但他以功臣自居，擅作威福，贪污纳贿，横行不法，结果被罗织九十二款大罪抄家赐死，同案被株连的有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曾、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璜、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人，田帝育等。王钟翰：《清史杂考》，160页。后来处理隆科多、允禩、允禟等大案中，无不顺藤摸瓜，肆意株连，且往往抄没家产，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以致当年遗恨难平。　　　　
　　　　其次，打击“科甲朋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往往结成师生关系，常有互相包庇之事。河南总督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并不尊重科甲出身官员，于雍正三年（1725年）接连参奏属下官员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四人，这四人恰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次年，李绂由广西调为直隶总督，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回京后即参奏田文镜。田文镜则反奏李绂也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包庇同年。雍正接到田文镜奏折后，即怀疑李绂等人是“科甲朋党”，将李降调为奉天府尹。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02～105页。不久，谢济世又参劾田文镜，雍正说他“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后来谢济世承认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所为。雍正得知后，认为科甲朋党不得了，毅然将李绂、蔡珽逮捕入狱，并开始有计划打击科甲出身官员，甚至连历来由科甲出身担任的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规定不必如此限制，而师生做官一地则要回避。结果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威信扫地。《清史列传？李绂传》，卷15。此外，雍正还利用文字狱来打击知识分子结党。如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翻案。钱名世赋诗要为年羹尧树平藏碑，于是成了“名教罪人”。陆生楠写《通鉴论》，主张分封制，罪行是“党援诸王”。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意在砍雍正之头。曾静、张熙游说岳钟琪谋反，目的在于“反清排满”，追究结果，却是受诸阿哥党羽的迷惑。雍正打击科甲朋党和大兴文字狱，严惩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准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而且处分极其严厉，不仅案犯本人被处死，又株连其家属。曾静反清思想是因为读吕留良著作而产生，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被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给予功臣家为奴。致使清政府与科甲官员的关系极度紧张，矛盾长期不得解决。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新政方针（1）

　　　　新皇帝乾隆从雍正逝世之日起，就毅然决然地改弦易辙，转变大政方针。主要就是针对其父的严刻政治，改行宽大政治，以化解矛盾，收拾人心，巩固大清江山一统。他认为雍正逝世是一个难逢的契机，但从感情上不想立即伤害雍正，从策略上又不愿让人觉察到国家有什么不安定的征兆。于是他巧妙地把改变施政方针的主动权交给了已经瞑目的雍正。在八月二十七日宣布的大行皇帝遗诏中，提出了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原文中曰：　　　　
　　　　至于国家刑罚禁令之设，所以诘奸除暴，惩贪出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者也。然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令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有从前本严，而朕改易从宽者。此乃从前部臣定议未协，朕与廷臣悉心斟酌而后更定，以垂永久者，应照更定之例行。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清世宗实录》，卷159，22页。　　　　
　　　　在遗诏里，乾隆很巧妙地把雍正朝政治严刻的原因归罪于各级官员，而把转变指导方针的必要性解释为是“皇考遗训”，为他自己更改先父政治找到了最合法最无懈可击的理由。因为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标榜自己敬天法祖，小农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人习惯于墨守成规，乾隆这样做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以顺利实现政策的过渡的。　　　　
　　　　再说，乾隆所宣布的“皇考遗训”也不完全是强加在雍正身上的。雍正为皇子四十余年，经历过无数次政治斗争的急流险滩，为人精明无比，他推行严明之政，驭下过刻，自己并非毫无察觉。雍正六年（1728年）就发生过一次令他震惊的“布兰泰事件”。雍正听属下反映江西巡抚布兰泰执政过于刻薄，就找机会当面询问缘由，布兰泰回答说“臣在江西所办事件，往往从重从严，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蒋良骐：《东华录》，卷29，487页。。布兰泰的话表明：在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清代独裁体制中，官场作风普遍迎合，说假话，颠倒黑白，假公济私，栽赃陷害。明明皇帝施政严厉，做大臣的只能投其所好，比皇帝更严刻对待下属和百姓。布兰泰若说“严刻出自皇上”是很符合实际的，可惜他不敢说，因为说了就要掉脑袋。说“待皇上敕改，使恩出自上”，在他自己看来很得体，给皇帝一个争取人心的机会。岂料结果令雍正听了“心中战栗，不觉汗流浃背”。因为施政不论宽严都有限度，现在官吏仍故意从严从重办事，以待皇帝折中，而做皇帝的日理万机，哪能时时小心，一一看出改正。何况大臣们又没有事先声明何事办得过严，需要劳驾皇帝出面干预。再说地方官所办之事，并非都要奏请皇帝，因此毫无补救灵丹妙药，后果仍然要归咎皇帝。这时的雍正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将布兰泰革职法办，以儆来者。　　　　
　　　　在此之前，如雍正八年（1730年），处于病重之中的雍正帝在曾经宣布的“遗诏大意”已经表示：“朕夙夜忧勤，惟体圣祖之心为心，法圣祖之政为政”，但他心里明白，与康熙的“政尚宽仁”不同，他实行的是“严明”之政。《清史稿？世宗本纪论》，卷9。至此到了晚年，政令从严的这支令箭早已发出，立刻明目张胆收回，势必造成政治混乱，所以只可潜移默化，徐图进取，有待来日。无奈他寿命不长，改弦更张的任务只能由他的继承人乾隆来完成了。　　　　
　　　　乾隆是个有心人，尤其是未当皇帝之前已饱读经书，博涉历史，对过去治乱兴衰颇有了解。二十五岁当皇帝，又目睹康熙、雍正两朝政治得失，绝非等闲之辈。他即位伊始就看出皇祖康熙当政，正值国家经历四十年战争结束之际，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田野荒芜，人口锐减，百业凋零，满目疮痍，万民瞩目，这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笼络士民之心，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大力推行宽松仁慈的政治，所谓“非遍覆包涵，不足以厚生养而定民志”。当然，由于执法不严，各级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大肆贪污，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万国金珠献淡人”之谣。“东海”指大学士徐乾学，“淡人”指内阁学士高士奇。康熙明知故问，对大臣们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昭梿：《啸亭杂录》，卷1，《优容大臣》。结果不过将二人免职了事。康熙还说，即使号称“清官”之人，也未必都那么廉洁，“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亦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得出结论：“多事不如少事。”《清圣祖实录》，卷245，17、26页。说明这位大清圣祖尽管对臣下不法行为如此了如指掌，仍采取驭下宜宽不宜严的态度，以换取他们对清政府的效忠尽力。可是拖到了康熙晚年已是“政宽而奸伏，物盛而孽萌”的形势了。于是雍正看到“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按照正常的逻辑推论下去，应该说这是必要的或取得了何等显著的效果，然而乾隆继续说的却是雍正帝属下官吏误解了其中原意，以为目的在于严厉，加上执行中奉行不善，以致造成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清高宗实录》，卷14，21页。这就把问题揭示出来了，但又不损害雍正的形象。　　　　
　　　　事实也正是乾隆要推出自己的新政。讲康熙的“宽仁”政治和雍正的“严明”政治，都是为这位刚即位的皇帝颁布新政作陪衬。而乾隆的新政，既不宽大无边，也不繁苛累民，其核心的宗旨是“宽严相济”，走“中”或“折中”之道。乾隆初政的“宽严相济”与“中”及“折中”之道是一个意思。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新政方针（2）

　　　　论背景，乾隆的宽严相济之政出台，也有他自己的实践感受。他刚一即位借宣布“皇考遗诏”的机会，提出了“宽大”的施政方针，可是一经实行便出了偏差。即位仅一个多月，乾隆就要阐述他的施政方针本意。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而《记》称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兢不，以臻平康正直之治。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