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 作者:林语堂-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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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王安石变法

　　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O　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的实行出来。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二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但是，尽人皆知，那个威力强大的军事组织，依照此一学说已经建立，随后发展起来，且已使秦朝的专政之君统一了全中国，正当这样的政治学说要应用于全中国之时，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真是出人意料，竟在数年之内崩溃了。

　　另外有两次激进的改革，一次是汉武帝时，一次是在王莽当政时。第一次是按照桑弘羊的国家资本财政论，虽然战争绵延，国库赖以增富，但是终以几乎招致叛乱而废止。第二次则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亦成泡影。所以，如今王安石变法成为第四次失败，固不足为奇。但是在此四次新的实验之中，每一次都是由一个具有创新力的思想家的观点出发，其人宁愿把过去全予屏弃，凭其信念与决心，全力以赴。王安石对商鞅极为钦佩，曾经写过一首诗吁请大家对他当有正确的了解，此一事颇具重要意味。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　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现代的读者自然不难明白。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留在外头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吨。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做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弓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一0六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很显然的是，此人的兴趣是在经济财政方面，只有在这方面他才会对国家有最大的贡献。后来他母亲去世，他必须辞官守丧；但是甚至于守丧期满，他又被召入朝之时，他又谢绝在京为官，宁愿留在金陵。

　　他这一段自己韬光养晦历程，颇难了解，因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时机到来，他必可为国家做大事。若说他壮年这段时期已经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础，是合乎情理的说法。也许当时朝廷名臣重儒之间的竞争，他觉得不能胜任，因为那时朝中有年高德助学识渊博的文臣，如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曾公亮等人，这些人都会对锐意的改革侧目而视，都深得人望，足以使抱有新见解的后起之辈无从发展。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时。但是，从心理上看，恐怕另有一个理由。王安石那样气质的人，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而在偏远的外县身为太守，仍不失小池塘中的大青蛙。他在京师担任一项官职，那一段短短的时期，他曾和同僚争吵不和，使事事错乱失常。他想变动成规，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吴桂和张方平都记得与他为同僚或为属下之时，遇事都极难与人合作。

　　在仁宗嘉佑五年他来到京师时，时人都视之为奇才。他已经写过些好诗文。他有创见，也善于言谈。老一辈的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彦博对他颇有好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有好感。在他那古怪的仪表之下，暗藏着当时那些官员所不能窥测的才干和品格，他这个奇特之士就曾与那些大员周旋。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并认为他将会成为国家一大害的寥寥数人之中，有苏洵和他的老友张方平。张方平曾与王安石为同僚，共同监督地方考试，将他峻拒之后，便不再与他交往。他一定把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经验告诉过苏洵。于是二人对王安石极为厌恶，更因为他穿着习惯的矫揉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欧阳修曾经把王安石介绍给苏东坡的父亲，而王安石也愿意结识苏氏父子，但是老苏对他拒而不纳。王安石母亲去世时，在所有经邀请参加丧礼之人当中，只有苏洵拒绝前往，并且写了那篇着名的文章《辩奸论》，这一篇成了后来历代学生常读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苏洵开头儿就说了解人的性格很难，甚至聪明人也常会受骗。只有冷静的观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预知他将来的发展。他引证古代的一个学者山巨源预言王衍的将来，那时王衍仅仅是聪颖秀逸的书生；还引证名将郭子仪预测卢杞的将来，后来卢杞对唐代的灭亡多少负有责任。卢杞为人阴险而富有才干，但其容貌极丑。郭子仪在接见卢杞时，必须把歌女舞姬等斥退，恐妇女辈见其丑陋而受惊，或因一时嗤笑而开罪于他。但是苏洵说，当时若不是有昏庸之主，这两个人还不足单独有亡国的才干。现在一个具有王衍的阴险与丑陋，兼有卢杞的辩才的人出现了。“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阿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此人如一旦得势，足以欺英明之王，为国家之大害。“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烷，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镜。”苏洵希望他的预言不应验才好，这样他就可比为“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名将了。但是他说：“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王安石的奇怪习惯，是否是矫揉造作，无法断言；但每逢一个人对某一事做得过度，人总容易怀疑他是沽名钓誉。我们若是相信邵伯温的记载，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怀疑。一天大臣等蒙思宠召，盛开御宴。客人须在池塘中自己捕鱼为食。在用膳之前，做成小球状的鱼饵，摆在桌子上金盘子里。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便将金盘子里的鱼饵吃光。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王安石为伪君子。人也许误食一粒鱼饵，总不会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鱼饵吃完的。”由这个故事看来，可见为什么仁宗不喜欢王安石了。在王安石的日记里，他对仁宗也挑剔得特别苛酷。由后来的发展看，苏洵的话没说错。但是不知何故，在世界各国，怪人、狂想家、精神分裂者，总是相信通通脏乱才是天才的标志，而最能使自己获有千秋万岁名的办法，就是拒绝正人君子般的装束。还有一种怪想法，就是，肮脏污秽就表示轻视物质环境，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于是合理的结论必然是：天堂者，恶臭熏人的天使集中处也。

　　老苏写《辩奸论》时，苏东坡说他和弟弟子由都认为责骂得太重。只有张方平完全赞同。可是，事过不久，苏东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苏的所见太对了。那篇文章至今流传，足以显示苏东坡老父的真知灼见。

　　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不久，他就企图试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础。当时仁宗在位。他就上书论政，长达万言。在此万言书中，陈明他对改革财政的基本原则，“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他说自宋开国以来，政府即感财力不足之苦，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财政经济政策。此等政策之所以未为人所想到，只因为无伟大而有力者谋其事。他说当时有其权位者，却无此大才。在全国之中，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干足以出任斯职。他很巧妙的指出若从事基本改革，必使之与古圣先生之道相联系，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他又说，在顺乎古代传统之时，切勿师先王之法，但仅师先王之意，政策无论如何不相同，但皆以人民之利益为依归。总之，那是一篇结构谨严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论到政府的每一方面，财政、官制、教育，无不在内。

　　倘若王安石打算试探他的政治基础，他发现他的政治基础还在松软下陷。仁宗皇帝把他的万言之书看完，就置请高阁了。在随后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当政之中，王安石又蒙思召，但是他仍然辞谢不就。历史家往往举出的理由是，因为仁宗无子，仁宗驾崩后，他曾奏请免立英宗为帝，因此他心中感觉不安之故。

　　这时，英宗之子，将来要继承帝位，现今正以王储之身，居于京都，后来即位为神宗，王安石那时才因宠得势。神宗为太子时，韩维为太子司文书事，而韩维对王安石则极为佩服。韩维常对朝政表示意见，每逢太子赞同那些意见，韩维就说：“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意见耳。”于是，太子对王安石渐渐器重，希望将来他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在英宗四年（一0　六七），神宗年二十岁，即帝位，立即任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将他摆登翰林之位。王安石与他的好友韩维不断联系，深信他的机会终于到来。他这次违背了以前的老习惯，圣命一到，立即拜受了官职。但是延迟晋京，七个月后才成行。

　　神宗皇帝说：“先王之时，王安石一向谢绝任命，不肯来京都。有人以为他冒失无礼，现在他仍然不来，称病为藉口。是真有病在身？还是冀图高位？”

　　这一时期，朝中有两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一为曾公亮，一为韩琦。韩琦在三朝继续担当宰相与枢密之职，已有权责太重之势。曾公亮在企图动摇韩琦之时，希望拉王安石为有力的同党。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具，皇帝应当对他的话信而不疑。另一方面，大臣吴桂深知王安石之为人，他警告皇帝说，若使王安石得权，必致天下大乱。

　　最后，在神宗熙宁元年（一0　六八），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对他的态度，乃自外地来京，奉召入朝，奉准“越级进言”，不受朝仪限制。

　　皇帝问：“朝政当务之急为何？”

　　王安石回奏道：“以决定政策为要。”

　　皇帝又问：“卿以唐太宗为如何？”

　　“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固不仅唐太宗而已。尧舜之道行之亦甚易。后世儒臣并不真了解先王之道，认为尧舜之政，后世不可复见。”

　　皇帝听了颇觉称心，但谦谢道：“卿之所望于寡人者过奢，恐怕寡人无以符贤卿之望。”

　　后来王安石得到一次单独召见的机会，别的官员已全退去。那是王安石的千载良机。

　　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