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2李敖对话录-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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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般人觉得，我们要爱人，不要恨人，这是错的。我觉得，爱和恨都是很重要的力量。恨，不是坏的力量。好比说，我义助慰安妇，就是因为我恨日本人。日本人这样蹂吝中国妇女，然后李登辉这些狗东西，这些浑蛋，还要在台湾修改教科书。而这种事提都不要提，怎么可以呢？我们被人家蹂躏，怎么能提都不能提呢？所以我认为，这件事要面对，结果日本人就搞鬼，日本人要进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说你们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做了很多坏事，屁股没有擦干净，现在把它弄清楚。日本人在慰安妇方面，他交不了差就骗这些慰安妇，说我们每个人给你们台币五十万，你们跟我们和解，和解的理由是说，当年我们把你们拉去作军中的性奴隶不是日本政府，而是和你们的商业行为。弄得这些慰安妇很不愿意，明明是被屈辱，可是那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又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她们都是衰病贫穷，老了以后孤苦无依。有的一辈子没来过台北，乡下人。这个五十万现金对她们太重要了，吸引她。所以我后来就提出办法来，你要让她不要这个钱对她也不对，她要这个钱呢，又失掉了尊严。我说，好了。我们来搞五十万给妳，同样的钱，妳要我的，不要拿日本人的。所以我拿出具体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钱哪来呢？我去募捐，用俗话说也不尽人情，你要做好事为甚么要我们捐钱？这样，我拿出艺术品来卖给你们，这些东西是无价之宝。
　　汤﹕是。
　　李﹕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个字值多少钱？没有定价钱嘛，我用一百万卖出去了，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告诉各位，你要表达你的爱和恨，要用方法不是嘴巴说的。讲空话就不能做，我个人能够在台湾存在，大家以为我是会写文章的人，那就错了。本人固然能写文章，更能跟别人周旋、纠缠，哈，这样我能存在，很务实。
　　汤﹕您刚才讲到台湾的民族性，也讲到大陆民众的民族性。那么从一个知识分子洞察时事这种眼光，您是不是看到这个民族带有太沉重的历史的阴影，您会不会有恨其不争的感觉？
　　李﹕当然有。可是也不完全是民族性的问题，是基本的人性的问题。所以台湾的问题、中国人的问题不能够完全用民族性来解释，基本上人性就是这样子吧，比如说﹕喜新厌旧，好逸恶劳，希望发财，喜欢有成就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人性表现。只是政治上的纠缠，这种表现发展的不正常而已。
　　汤﹕是。在您的著作中好多次在后记中写到，李敖写于中国台湾。您最近发表在《亚洲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写了，死也要死在中国我的家园，这些很感性的语言，令海内外华文读者感动得要流眼泪。您能不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个人对于国与家的思想、国与家的区分和国与家的关联？
　　李﹕国与家基本上他是冲突的。因为个人的利益跟国家的利益有时候很难完全一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在文章里也谈到，我提到了一个故事，那是我在坐牢的时候看到的一个故事。是讲大陆的一对青年情侣他们觉得在祖国太苦了，就跑到香港去，游泳偷渡到香港，游到一半男朋友淹死了，结果这个女孩子一手抓住男朋友的尸体最后游到香港，意思就是说死也要死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对于一对小情侣而言，他们觉得祖国对他们太苦了，譬如说他们要生小孩子，不要只生一个，一胎化嘛，他们希望多子多孙。这个观念能说错吗？不能说错。可是人人都是多子多孙的话，那不得了啦。现在我们祖国已经一天就生出五万个人，加上私生子已经不只五万了，这样生的话，那就不得了。一切进步都被吃垮了，所以国家的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跟家庭的利益有时候是冲突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政治家的看法跟平夫贫妇、愚夫愚妇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可是不知道的时候，政治上只有强制执行，有甚么办法呢？大陆的一胎化就是这样来的嘛。
　　汤﹕刚才讲到您的作品《北京法源寺》，您能否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北京法源寺》体现甚么样的精神和情操？我觉得这部小说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情怀。
　　李﹕我主要提出来，现代人类有没有那种人了？一百年前的那种人，他们为了信仰，为了理想可以作牺牲。现代人已经不以那种方法作牺牲了，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人类之所以能够代表一些光芒，一些所谓的可歌可泣，就是因为有那种人。好比说文天祥这个例子，文天祥的死，那理由现在看起来是不成立的。可是有这种人，我们觉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同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也是这样，现在看起来会觉得他们好笨呵，年纪轻轻的就这样死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可是当时有这种人，我的《北京法源寺》重新申诉了人类应该有相当程度的理想主义。这一次我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提名，也是因为他们所重视的也是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虽然现代的社会如此发展，大家在感情上变得很粗浅，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向往最光明的一些人，和他们代表整个人类的光明面。居里夫人就是一个例子，她搞出来的镭以后，她放弃专利权，她的专利可以发很多财，可是她不要。要专利是很正常的，她经过了那多年的辛苦，从一个下女出身，最后变成一个大科学家，搞出镭来有点福利搞点享受大家会觉得是人之常情。可是她放弃了这个福利，放弃了这个专利，不是更伟大吗？人类有这种人，比你想象中更伟大的人。我觉得这些人及他们的故事，应该把他们表扬出来，这就是我在《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里想表达的。
　　汤﹕李先生，有这样一个问题，我想请您作一个比较，从您现在生活的台湾的政治社会和二十年前、十几年前台湾的政治社会比较，当时警总跟踪您甚至以各种各样的行为来监督您，您觉得目前您的言论发表的自由和思想表达的自由，以及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自由度怎么样？
　　李﹕我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假的。虽然从比例上来看，你有很多自由。可是，就是从这种比例上看，我觉得我的自由比以前少了。为甚么？我举个例子，台湾电视台四个无线电视台，三个是台视、中视、华视国民党控制的，你李敖进不来。另外一个开放给民进党的民视电视台，现在被那些台独份子像蔡忠（？）他们把持，我也进不去。我只能在那些其它开放的七十几个台里面找一个落脚点，所以我找来找去只能有两个台请我来作节目。他们还要出来打压，说起来，我李敖是台湾言论自由的标杆呵，不是吗？我写了一百多本书，九十六本被查禁。我这种标杆，别说是在台湾、在整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想想看，有哪一个人的书有九十六本被查禁的。所以我在台湾不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他打压你很简单，你讲话可以我们不抓你，可是你没有机会讲，没有工具讲，没有台给你讲，你等于跟没有自由一样嘛。这就是我所说的，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像李敖都不能得到充分的言论自由，证明台湾的言论自由是假的。
　　汤﹕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有一天您和江泽民先生坐下来对谈，谈您的理想，谈您对时事的看法，以及您的人生观，世界观，我相信江泽民如果真正为中华民族强盛而考虑的话，应该在中央电视台给您一个舞台，让您发言，让您纵论天下，指点江山。哈，哈………
　　李﹕哈，哈……
　　汤﹕您有没有期待这一天？
　　李﹕哈，哈。我可能要的更多吧。我不仅是要在中央电视作秀。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情，我在《李敖回忆录》里谈到一个老同学，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一起念书，他是个神童。在小学我们两个人拜过把兄弟，我一辈子没有跟人拜过把子，只有跟他拜过把兄弟。在四九年，我初一的时候我来到台湾，他在北京参加了共产党，他现在等于是中国大陆CIA的头子，你懂我的意
　　思吧？
　　汤﹕呵…。
　　李﹕呵，呵…所以我如果在中国大陆的话，我也可能会变成一个中国大陆的CIA的一个头子。但我现在却在写文章。哈，哈。
　　汤﹕我们期待您的这种既批判传统又继承传统、既吸收西方又批判西方的精神，因为西方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是在改革中发展。您的这种精神，能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这里没有奉承的意思，因为越看您的作品，越是感动，您确实是中西文化结合的这么一个瑰宝。只要是有识之士的领导人，不仅是要珍惜您，而且应该让您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让您的思想和才情纵横发挥。
　　李﹕我想，我的目标也是这样子。所以林语堂当时有一个对联，甚么“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贯宇宙东西”。我们现在做的这种事情，就是在思想层面上，知识层面上，并没有分哪一个是中国的，哪一个是外国的。我们总是觉得，能够把它们融合出来还是很好的。可是，你发现真正做起来，还是需要一些本领。这么多年来，像我个人就是在做这个事情啊，写了一千五百万字，干的就是这个事情。
　　汤﹕您还有一句很自豪的话，写白话文的第一名是您，第二名是您，第三名还是您。哈，哈…
　　李﹕哈，哈…。
　　汤﹕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大陆的青年听众朋友，中青年听众朋友，有一种不痛快、或者不舒服的感觉，或者说不是很畅快的感觉。他们不是说要找一个文化偶象，而是期待着有一个头脑清醒的，有冰雪智慧的人，能够摧枯拉朽的大喊一声，中华民族应该向何处去。中华民族暨不应该过分的自傲，又不应该过分的自卑，这里边当然学问太多了，您的书讲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我想如果现在让您在北京大学作演讲的话，您最想讲的一个主题是甚么？
　　李﹕这就又回来了，象我这次在台湾所谓的总统选举里，有一行字叫填写经历。我的经历就写了这段话很有趣，大概你也注意到了。我写道﹕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尔刚世界。哈，哈…。
　　汤﹕哈，哈……
　　李﹕勃起台湾，挺进大陆，威尔刚世界。结果他们这个政府衙门看到我的这个政见经历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不雅，这是在描写一个器官，可是他们又不敢拒绝，所以就这样注销来了。所以最后的选举公报我印出来这几行字，台湾的每张选票上都有这几行字。这就是用我的这种语言，表达这种意思。如果我在北京大学跟学生们讲话，基本的态度就是，我希望你们作李敖第二，如果你愿意付代价的话。这个代价很大。
　　汤﹕中华民族和中国人作为一个个人是不是雄性太弱？不管男女。
　　李﹕雄性？
　　汤﹕就是您所说的勃起的雄性。当然了，我们不是从性心理角度来讲，而是指一种阳刚之气，像您在传记所体现的那种“快意恩仇”这样一种性格，追求自己要追求的东西，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批评自己想批评的人和事。那么，中华民族文化中，现在我们是不是缺乏这样的东西？
　　李﹕可以这样讲，像我李敖这种人物历史上可以说没有。为甚么没有？因为他们过去不知道方法，很快就被消灭了，或者夭折了，或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得胃癌死掉了，譬如我们过去的殷海光老师都是这样子。我曾笑他，你是一个哲学家哎。
　　汤﹕还有鲁迅，五十六岁就气死了。
　　李﹕对啊。哲学家得胃癌死掉，说明这哲学没有学通嘛。哲学家得胃癌死掉，就像是一个神父得梅毒死掉一样嘛，神父怎么可以得梅毒呢？你要作这种人物，需要有这种技巧，也需要有这个能力，不是说硬干，硬有阳刚之气也不对。
　　汤﹕是。
　　李﹕要有培育阳刚之气的条件，才能够抗衡，才能够象宋朝人所说的，越久越不变，越不可为越为。这样才能成功，否则被消灭了，何来阳刚呢！
　　汤﹕还要有非常慎重的、周密的思考和……
　　李﹕能力。
　　汤﹕对，我很敬佩您在法律、法制上所有这一套本事。当然有的时候，您捍卫的不仅仅是您个人，个人的权益，而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公民不能受辱的精神。因此，您和官方打的所有官司本身也是一种大气磅礡。这个大气磅礡后面，您有很多慎密地思考，就是要有科学的精神和法制的精神对待这些问题。
　　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快意”很重要。
　　汤﹕哈，哈……
　　李﹕快意恩仇呵，不是恩仇啊。恩仇的话，怄气怄死人了，会得胃癌死掉。
　　汤﹕对，对。
　　李﹕快意，要痛快！这一点很重要。很高兴地来处理这些事情，笑敖江湖这样才有意思。可惜，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这个。我喜欢美国人就在这一点，我觉得虽然很多美国人很浑蛋，可是美国人的幽默感很好，这个很重要。中国人没有幽默感，变成每一个人都是很严肃的战士。结果怎么样，得胃癌嘛。
　　汤﹕哈，哈。缺乏一种……
　　李﹕没有技巧，又没有本领，就会生气。那么严肃，绷着脸有甚么用？找死嘛。
　　汤﹕是不是快意加理性？
　　李﹕理性还不够，还要有机会。没有机会，也没有用。像耕地，有个好锄头，很勤勉，可是要等时候，否则努力都是空的。所以，时机很重要。
　　汤﹕您认为您一生的时机怎么样？
　　李﹕就卡在这里嘛。好比我坐牢很倒霉呀，判我十年我都不上诉。甚么意思呢？蒋介石他要能关你满十年才算完，十年不到你死了，关我甚么东西？果然，蒋介石死了。我蹲了五年，他就死掉了，我结果坐了五年八个月就出来了。换句话说，蒋介石一生也死一次呀，这个好机会被我碰到了。也是好运气。我要是早十年坐牢，蒋介石不死那牢就得坐到底嘛。这个运气很重要。
　　汤﹕是。那您对美中关系，以及美中关系影响下的美台关系有甚么样的见解？
　　李﹕现在好在有个好的局面，我在骂台湾就是奔着台湾人，我说你们不要相信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