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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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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巴黎只停留了十天。在十三年的通信后，他终于见到了茨维塔耶娃。两个诗人的景况完全不同，一个在国内惶惶不可终日，另一个在海外借债度日，彼此根本无法沟通。帕斯捷尔纳克想告诉她国内的真实情况，但在半公开场合下又能说什么呢？他只好悄悄说：“马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是穿堂风。”茨维塔耶娃并没有领悟那弦外之音。
本打算回去的路上看望住在慕尼黑的父母，但担心他们看到自己这副落魄的样子，最后途经英国乘船返回苏联。为此，茨维塔耶娃非常生气，她在信中写道： “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十二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母亲别等了——她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鲍里斯再也没见到父母，为此抱憾终生。
若二十年代会因持不同政见而受苦，到了三十年代即使不关心政治也会被认为是一种反抗。鲍里斯面临巨大的困境：在评论家把他捧上了天的同时，想把他塑造成符合他们需要的诗人。鲍里斯担心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他取而代之，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官方诗人。在1953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他描述了当时的痛苦：“那时我比现在年轻十九岁，马雅可夫斯基还没被神化，他们吹捧我，送我去国外旅行，我只要写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会出版；事实上我没有任何病痛，我一直苦于挣脱，就像中了邪的童话英雄一样。”
由于被公认为俄国的大诗人，正好为他提供了一种特权，他得以利用这一特权营救他的同行们。1934年5月13日，曼德尔施塔姆因一首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被捕。鲍里斯听说后马上去找布哈林。几天后斯大林突然打电话找他，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案子。因为用的是公用电话，斯大林跟他通话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他开始受到种种特殊的礼遇，比如，他请别的作家吃饭，作家协会乐于为他买单。由于他的干预，曼德尔施塔姆从轻发落，被判为三年流放。
据说斯大林另给鲍里斯打电话，说他有个朋友写诗，想听听他的意见。鲍里斯收到诗稿后，一眼就看出那是斯大林自己写的。过了几天，斯大林又来电话询问。鲍里斯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说：“请转告你的朋友，以后最好别再写诗了。”他为此吓出一身冷汗。
鲍里斯第一次见到斯大林是1924年冬天。斯大林召集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三个诗人，询问关于把诗歌从格鲁吉亚文（斯大林的母语）翻成俄文的问题。这是的里斯唯一．一次与斯大林面对面。他在晚年回忆时描述道：斯大林是“他所见过的最可怕的人——螃蟹般的侏儒，有一张黄色麻脸和翘起来的唇须。”而就在那一时期，他称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并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歌。
1937年“大清洗”拉开序幕，布哈林被捕并被处决，鲍里斯的不少同行也相继消失。有一天，几个军人来到他家，让他在一份要求判处几个元帅死刑的公开信上签名，被他严词拒绝：“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的入场券，我不能签！”但儿天后在《文艺报》发表的作家签名信中，居然有他的名字。他冲到作家协会去抗议。“我什么事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作协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没有人给予我决定他人生死问题的权力！替我签名，就等于把我处死尸后来在即将分娩的妻子的恳求下，他只好放弃追查。
1938年新年之夜钟声刚敲过，季娜伊达生下了鲍里斯的第二个儿子。
1939年，在流亡多年后，茨维塔耶娃带着儿子返回祖国，和先她一步回来的丈夫女儿团聚。但丈夫和女儿不久就在大清洗中被捕失踪了。鲍里斯想尽办法帮她找住处找工作，并安排她和阿赫马托娃见面，使这两位伟大的俄国女诗人第一次相遇。1941年夏天，德国军队入侵苏联，战争爆发后不久，茨维塔耶娃被疏散到遥远的内地，鲍里斯赶到莫斯科河码头为她送行。1941年8月30日，茨维塔耶娃上吊自杀。鲍里斯得到这一噩耗悲痛万分，他非常内疚，责怪自己没有竭尽全力帮助她。
十
哈姆雷特喧哗静寂。我走上前台：身体靠着一根柱子。通过遥远的回声，我把那即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聆听。在头顶数千架望远镜里，夜晚的昏暗已经向我汇聚。如果你允许，父亲，我请求你把此杯从我手中移去。我热爱你的布局，如此稳妥，固执，我愿意来扮演这个角色。然而现在，这儿是另一出戏，此刻，我恳求你请把我忘记。
可是，预设的情节在继续，我无法改变那命定的道路。我很孤单，伪善把这个世界充满，活在生命里绝非简单易事。
（张昕译）
哈姆雷特
喧嚷嘈杂之声已然沉寂，
此时此刻踏上生之舞台。
倚门倾听远方袅袅余音，
从中捕捉这一代的安排。
朦胧的夜色正向我对准，
用千百只望远镜的眼睛。
假若天上的父还肯宽容，
请从身边移去苦酒一樽。
我赞赏你那执拗的打算，
装扮这个角色可以应承。
但如今已经变换了剧情，
这一次我却是碍难从命。
然而场景已然编排注定，
脚下是无可更改的途程。
虚情假意使我自怜自叹， 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
1946年
（张秉衡译）
哈姆雷特 语静声息。我走上舞台。 依着那打开的门 我试图探测回声中 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 夜色和一千个望远镜 正在对准我。 上帝，天父，可能的话， 从我这儿拿走杯子。 我喜欢你固执的构思 准备演好这个角色。 而正上演的是另一出戏。 这回就让我离去。 然而整个剧情已定， 道路的尽头在望。 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生活并非步入田野。
1946年
（北岛译）
据我所知，此诗仅一稿，写于1946年。我比较上面的三个译本，还是大吃一惊。我主要参照是斯托沃尔兹和法兰西合译的企鹅版英译本，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妹妹的英译本，这两个译本的差距就够大的了，让我绞尽脑汁，再一看另两个中译本，反倒让我释然了。这回让我开始怀疑翻译的可能性：这三个中译本基本没有重合点，除了同一题目和模糊的踪影——哈姆雷特变成了幽灵。得承认，这首诗看似简单，译起来难度很大，特别是词的歧义性，导致译者不得不做出单向选择。即使如此，译者还是得为文本负责。谁让你干这行的呢？依我看，张昕译本太离谱，仅举一例。第二段头两行：在头顶数千架望远镜里，／夜晚的昏暗已经向我汇聚。 （夜色和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显然把望远镜的聚焦理解成夜色的汇聚了。与张昕译本相比，张秉衡译本还靠点谱，但用的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形式——等于给解放脚穿小鞋。为了凑数凑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节奏，不信你大声朗读试试，要能念顺溜才怪呢。热衷这类豆腐干形式的还大有人在，依我看基本上属于翻译界的“前清遗老”。
《哈姆雷特》是《日瓦戈医生》最后一章附录的二十五首诗中的第一首，有如序曲，为这部长篇小说定音，并和最后一首《蒙难地》遥相呼应。帕斯捷尔纳克主要靠翻译维生，其中包括《哈姆雷特》在内的众多的莎士比亚作品。他译的《哈姆雷特》，至今仍是俄国中学课本的范文。
《哈姆雷特》开篇显然是演员登台，在剧场观众的望远镜注视下沉思：我试图探测回声中／蕴含着什么样的未来。在一个更大的标尺上，剧场被放大：夜色用一千个望远镜／正在对准我，让人联想到宇宙和星星，和下一句衔接：上帝，天父，可能的话，／从我这儿拿走杯子。这句出自基督之口的箴言，在这二十五首诗，特别是最后一首《蒙难地》中重复，构成循环。
我们会注意到，叙述者“我”包含着多重身份：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哈姆雷特、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笔下的日瓦戈医生，诗人也借此把莎士比亚著名的哲学命题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以及圣经故事、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历史困境与小说中的叙述线索都熔在一起了。同时让人感到“我”在公众面前的孤独，以及公众所代表的价值的虚假：我在伪君子中很孤单。
这首诗中更重要的主题是命运，即一个人和时代的关系，就像演员和剧本的关系一样。作为演员，能否超越剧本的限制呢？在这一点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很悲观的。然而整个剧情已定，／道路的尽头在望。结论是，一个人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唯一能做的是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作证。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帕斯捷尔纳克晚期的诗作，它们缺少早期诗歌中的新鲜、奇特和敏锐。他本人在晚年总是否定他的早期诗歌。他说过：“我不喜欢我四十年代以前的风格。”他试图说服读者有两个帕斯捷尔纳克，一个是年轻的革新者，一个是更朴素却更智慧的晚期诗作者。我想，很多诗人都持类似态度，这恐怕和自我期待有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完美主义——刚诞生甚至未问世的作品是最好的。
十一
二次大战终于结束了。自1923年到1946年期间，鲍里斯虽然常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但总体而言他在政治上是摇摆不定的。斯大林的阴魂一直困扰着他。1946年是他生活的重大转折点，那一年他五十六岁。他一直想写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革命和他同时代人的命运。1946年年初，他在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捷日达的信中写道：“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从布洛克到这场战争，大概写上十章到十二章，不会更多。你可以想象，我如何急于写它，又担心在完成前会发生什么意外！而我经常不得不中断写作！”这部长篇小说于1946年动笔，到1955年完成。最初的书名是《少男少女》，后改为《日瓦戈医生》。
就在同一年，另一个女人奥尔嘉，伊温斯卡娅进入他的生活。她是《新世界》杂志的编辑，多年来一直是的里斯的崇拜者。他们年龄相差二二十二岁。奥尔嘉是他晚期情诗的主要源泉，并在很多方面成为《日瓦戈医生》的女主角拉拉的原型。1949年奥尔嘉被捕，在审讯中她主要被问及她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她被送去劳改营，直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才提前释放。而鲍里斯不愿意离弃他的妻子，奥尔嘉接受了这一现实。1956年她也搬到作家村彼列捷尔金诺，在鲍里斯家附近租了个小别墅。她常和鲍里斯在一起，帮他处理日常事务。
1945年以后，鲍里斯的诗和散文很少出版，主要靠翻译维生。热忱的编辑要求他尽量接近原文。他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翻译上，仅《哈姆雷特》就改了十二遍。他常用稿费接济那些急需的人。“而我每天还是用二十五个小时写我的长篇小说，”他说。
在《日瓦戈医生》的写作过程中，他经常把手稿给朋友看，并组织小型朗诵会。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高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反而高兴地笑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1952年秋天，他因心肌梗塞住院。在死亡线上挣扎时，他似乎进一步领略了生命的意义。他在病床写给朋友的信说：“我悄声低语：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语言——是恢弘的音乐，感谢你使我成了艺术家，创作是你的学校，一生中你都在为我准备这个夜晚的来临。我感到欢欣鼓舞，幸福使我泪流满面。”
1955年《日瓦戈医生》接近尾声，鲍里斯写道：“我近些年的生活如此充实、洁净，沉浸在我所热爱的作品中，对我来说，它是灵魂上几乎持续不断的节日。我很满足，我为它而幸福，而小说就是这幸福的发泄与表达。”
《日瓦戈医生》二十五首诗中的一半，于1954年春在文学刊物《旗》上发表，余下那些与宗教有关的，在他生前未能在苏联问世。然而手稿却广为传抄，被人们牢记在心。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正式拒绝出版《日瓦戈医生》，由主编和其他几个编委签署的退稿信否定其价值。而在此之前，一家意大利出版社驻莫斯科的代理人得到一份手稿，带回意大利。原定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首先在国内出版，却一再拖延。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在米兰问世，接着又出版俄文版，并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短时间内遍及全世界。
1958年10月，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文学院拍了个电报：“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他立即遭到官方发动的围攻。报刊上谩骂的文章铺天盖地。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开会。鲍里斯最后一分钟决定不去参加，写了个发言提纲。他说，他不指望得到公平对待，但请大家记住，将来迟早还得为他平反。在结尾处他写道：“我事先就原谅了你们。”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官方组织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到他的别墅去示威游行，但遭到大部分学生的抵制。他和一个住在附近的高尔基文学院的学生、楚瓦士诗人艾基（Gennady Aygi）相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鼓励下，艾基开始改用俄文写作。由于他们之间的友谊，艾基被踢出高尔基文学院。
更进一步的压力是驱除出境，那等于流亡，鲍里斯不得不放弃诺贝尔奖，写信给赫鲁晓夫，请求不要强迫让他离开自己的祖国。最后，由于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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