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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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五点钟。
　　只有那牛警醒！
　　在下午五点钟。
　　当雪出汗
　　在下午五点钟。
　　斗牛场满是碘酒
　　在下午五点钟。
　　死亡在伤口生卵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正好在下午五点钟。
　　灵车是他的床
　　在下午五点钟。
　　骨与笛响在他耳边
　　在下午五点钟。
　　那牛向他额头咆哮
　　在下午五点钟。
　　屋里剧痛大放异彩
　　在下午五点钟。
　　坏疽自远方来
　　在下午五点钟。
　　绿拱顶中水仙喇叭
　　在下午五点钟。
　　伤口象太阳燃烧
　　在下午五点钟。
　　人群正砸破窗户
　　在下午五点钟。
　　在下午五点钟。
　　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
　　所有钟表的五点钟！
　　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原译注：“摔”是斗牛的术语，原文是Cogida，就是牛用角把斗牛师挑起来，摔出去。）
　　这首长诗共四节，由于篇幅关系我只选第一节和第四节。在戴望舒译文的基础上，我参考英译并设法对照原作做了改动。遗憾的是，这首诗的戴译本有不少差错。比如在第一节中，他漏译了一句，并颠倒另两句的顺序。
　　在洛尔加看来，《挽歌》不仅是为他的朋友骄傲，也是为了展现“存在于人与牛的搏斗中英雄的（异教的（流行而神秘的美。”他喜欢斗牛的仪式和“神圣的节奏”。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也许这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无论在音调还是在节奏上，这四节都有明显的区别，展示了他对朋友之死的不同反应，以及他对死亡的总体思考。
　　第一节非常奇特，急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也许这就是洛尔加所说的“神圣的节奏”。而急迫正是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造成的。它短促而客观，不容置疑。伴随着这节奏的是大量的医疗细节（石灰（棉花（氧化物（砒素（碘酒（剧痛（坏疽（伤口），展开斗牛士从受伤走向死亡的过程。洛尔加说：“当我写《挽歌》时，致命的‘在下午五点钟’一行象钟声充满我的脑袋，浑身冷汗，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象把刀子。时间是可怕的东西。”据马德里报纸说，当时送葬开始于下午五点钟。正象他所说的，在这节奏中，“一切都是计量好的，包括痛苦和死亡。”
　　这一节最初相当克制。在下午五点钟。/正好在下午五点钟。/一个孩子拿来白床单/在下午五点钟。/一筐备好的石灰/在下午五点钟。/此外便是死。只有死/在下午五点钟。随着死亡步步逼近，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直至终点的叫喊：伤口象太阳燃烧/在下午五点钟。/人群正砸破窗户/在下午五点钟。/在下午五点钟。/噢，致命的下午五点钟！/所有钟表的五点钟！/午后阴影中的五点钟！
　　在我看来，这首长诗的第一节最精彩，无疑是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切割的意象，有如电影蒙太奇。前几年看过一部故事片《加西亚（洛尔加的失踪》，影片开始用的就是这一节。诗句伴随着急促的鼓点，镜头不断切换，仿佛是洛尔加专为此写的。正如他所说的：“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象把刀子。”他预见了自己的死亡。
　　四　缺席的灵魂
　　牛和无花果树都不认识你，
　　马和你家的蚂蚁不认识你，
　　孩子和下午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石头的腰肢不认识你，
　　你碎裂其中的黑缎子不认识你。
　　你沉默的记忆不认识你
　　因为你已长眠。
　　秋天会带来白色小蜗牛，
　　朦胧的葡萄和聚集的山，
　　没有人会窥视你的眼睛
　　因为你已长眠。
　　因为你已长眠，
　　象大地上所有死者，
　　象所有死者被遗忘
　　在成堆的死狗之间。
　　没有人认识你。没有。而我为你歌唱。
　　为了子孙我歌唱你的优雅风范。
　　歌唱你所理解的炉火纯青。
　　歌唱你对死的胃口和对其吻的品尝。
　　歌唱你那勇猛的喜悦下的悲哀。
　　这要好久，可能的话，才会诞生
　　一个险境中如此真实丰富的安德露西亚人，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
　　与第一节相比，第四节无论音调还是节奏都有明显变化。第一节急促紧迫，用时间限定的叠句切断任何拖延的可能。而第四节的句式拉长，舒展而富于歌唱性。如果说第一节是死亡过程的展现的话，那么这一节则是对死亡的颂扬。
　　这一节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段，第二部分包括后两段，中间是过渡。第一部分皆为否定句，三段均以因为你已长眠的叠句结尾，带有某种结论性。接着因为你已长眠出现在第四段开端，从果到因，那是转折前的过渡：因为你已长眠，/象大地上所有死者，/象所有死者被遗忘/在成堆的死狗之间。最后是颂歌部分：没有人认识你。没有。而我为你歌唱。
　　我用呻吟之词歌唱他的优雅，/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呻吟之词与歌唱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紧张。精彩的是最后一句，那么简单纯朴，人间悲欢苦乐都在其中了。在西班牙乡下到处都是橄榄树，在阳光下闪烁。那色调特别，不起眼，却让人惦念。橄榄树于西班牙，正如同白桦树于俄罗斯一样。梅亚斯曾对洛尔加讲述过他的经历。16岁那年，他从家里溜到附近的农场，在邻居的牲口中斗牛。“我为我的战绩而骄傲，斗牛士说，“但令人悲哀的是没人为我鼓掌。当一阵风吹响橄榄树林，我举手挥舞。”
　　老天成就一个人，并非易事。洛尔加扎根格林那达，在异教文化的叛逆与宽容中长大；自幼有吉普赛民歌相伴入梦，深入血液；父慈母爱，家庭温暖，使个性自由伸展；三位老师守护，分别得到艺术（社会和文化的滋养；与作曲家发亚（画家达里交相辉映，纵横其他艺术领地；马查多等老前辈言传身教，同代诗人砥砺激发，再上溯到三百年前的贡古拉，使传统融会贯通；从格林那达搬到马德里，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在纽约陌生语言中流亡，再返回边缘；戏剧的开放与诗歌的孤独，构成微妙的平衡；苦难与战乱，成为无尽的写作源泉。
　　九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弗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摩洛哥任职的弗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机。
　　洛尔加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入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加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7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50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加过38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林那达的冲突，洛尔加从未经历过象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加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林那达。”晚9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10点半的火车回格林那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林那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加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加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加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加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al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加送到位于格林那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加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加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加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加。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　“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　阿龙索答道。洛尔加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加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加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北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