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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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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但很多人觉得你是一种逃避，而不是一种无声的抗议？
邓建国：我不逃避我就是等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再有精力，再有聪明才智，我不能和一个缺乏公平竞争的垄断机制去叫板。
采访者：你觉得如果这样下去，将来我们的影视市场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邓建国：我觉得只有等待，等待这个市场真的完全市场化了。我觉得归根结底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强大有力的机制的问题。当然改革也不是一步到位的，是要循序渐进的。对于我一个商人来说，这个时期我很难做，我就不做了，就换一个行业，等时机来了我再回来做。因为我有权利选择我自己的行业。
采访者：你如何看待自己在影视圈八年的得与失？
邓建国：我觉得应该是得的比失的多，也算半个名人吧，这不容易了。做影视娱乐，我还是比较自豪，人家说邓建国天生是做娱乐的人。
采访者：你觉得做娱乐的人该具备哪些素质呢？
邓建国：我觉得做娱乐的人首先要有献身精神。因为娱乐就是给广大受众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你要做娱乐，就得有为娱乐献身的精神，别人今天说你好，你就好；明天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同时还要有执著精神，这方面我好像还不行。
采访者：在你退出娱乐圈进入白酒业的声明里，你说你现在的知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现在影视界的发展，这是你虚晃一枪，还是说你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
邓建国：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而且确实这两年我有很大的压力。在每次节目交易会上我看到很多人从好莱坞学习回来的，不管从包装设计、制作，包括管理方面都有一整套东西。而且现在的市场已经进入了有序的阶段，不像我当时那样完全靠炒作就可以的了。而我呢，知识也有限，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落伍了，感觉自己一个是文化素质不高，第二个就是管理经验方面还是很欠缺。所以我想有机会去学校学学管理学，因为毕竟完全靠炒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采访者：你现在有没有把阅读时间安排进每天的生活呢？
邓建国：有，每天晚上必须看书，但从来不看写我自己的书。我更愿意看一些管理方面的书，营销方面的书，因为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事。
采访者：你现在已经转行到白酒行业，你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吗？
邓建国：那倒不完全是，我主要觉得白酒这个领域，是做一种文化的，而他们的观念、思想、意识，包括一些推广都非常落后。我希望能把娱乐业一些思路带到这个比较沉闷的行业中来。可能做完酒，我还会做保健品、瓷器。我觉得这些行业都缺少娱乐界一边赚钱一边娱乐的精神。
采访者：你说的娱乐是娱乐别人还是娱乐自己？
邓建国：都有啊。酒行业没有绯闻，没有知名人物，而我刚进入八个月，已经被评为中国酒行业风云人物了。我希望这个传统产业让它有点新鲜的空气，让它变得活跃起来。有个人把我比喻得很好：他说以前中国给日本出口鳗鱼呀，时间长了会缺氧，于是在鳗鱼里面放几条狗鱼，就是在鳗鱼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那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现在游到酒行业了。
采访者：你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你成为酒业大亨的话，第一件事就是要投资中国的影视业，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你重回娱乐圈的时候呢？
邓建国：那我还要看，我会评判这个产业它的前景、市场的开放程度，也许可能我会投资教育。我其实就是一个商人，说白了，哪个行业挣钱，就转入哪行。
采访手记
如果将影视圈比作江湖，那么闯荡江湖的有名门正派，也有靠暗器或者绝活取胜的，邓建国就是后者。邓建国以其非规则的作为，影响了中国影视制作的发展，为中国影视制作带来新气息。
邓建国，男，生于1959年12月28日，1977年高中二年级退学进林场做通讯员。1979年开始担任林场放映员，干了五年，共放了约五百部电影。1984年从林场下海，1990年末；带着一千元闯广州，1991年承包广东音像教材出版社一个部门，为企业做广告宣传专题片。
1994年在珠影厂旗下成立了“明星创作室”，第二年开拍一生中第一部电影作品《广州故事》。1997年初正式成立广东巨星影业有限公司；同年拍《康熙微服私访记》等八部影视作品。
2000年被中国新闻社《视点》杂志评为“影视界十大风云人物”之首。2001年投拍《我这一辈子》，得到广泛好评；同年被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聘为客座教授。2002年；闯入酒业参与赤水河酒经营，并宣布退出影视圈。至今，共投拍电视剧三十部（约七百集），全部赚钱；电影八部，七部亏本。
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
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
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
在鳗鱼群里面放几条狗鱼，在里面来回穿来穿去，鳗鱼就游来游去不会死了，我就是娱乐圈里的那条狗鱼。
第一次给邓建国打电话约采访，怕出错，问：“这是邓建国先生的手机吗？”电话那头有人笑着回答：“这是邓建国小姐的电话。”
接电话的就是邓建国，他刚从广州飞到北京。电话那头的他，说话速度有点慢，还带着些许乡音。
邓建国是个不折不扣的影视圈明星，杂志、报纸、网络，到处可以找到有关他的新闻和故事。他曾经是江西林场里的电影放映员，短短几年却变成了“影视大鳄”。专家说，他演绎了中国影视走向市场的成功范例；百姓说，他创造了一个普通人成功的奇迹。
和老邓谈话很轻松，你可以提所有想问的问题，他有问必答。他似乎可以袒露自己的一切，没有任何隐私。虽然有时候答非所问，用词不当，但能感受他正经在答，说的都是心里话。
他连高中都没毕业，这应该是制约他事业发展的致命弱点，但在很多时候这反而成了他的优势。说起自己的命运，邓建国最有感触的话是：谢天谢地，我父母将我生在了江西农村，要不然弄我去上电影学院我就完了！表面上他这是胡言乱语，但仔细一品，又确有些道理。邓建国说，要论懂市场，学电影的肯定不如放电影的，原因很简单，放电影的知道什么电影老百姓爱看，而学电影的都容易被文化的酸气弄瞎眼睛。
邓建国的传奇经历中，炒作可以说是他的制胜法宝。他说，市场经济就是好的作品加好的宣传，就是炒作。邓建国其实是个普通的炒作者，但他在中国影视圈最早实践了炒作，而这确实影响了无数的后来者。
市场经济给了他一块可以尽情耕耘的田地，邓建国就像一位铆足了劲的老农，挥舞着他的那把破锄头，在中国的影视圈内东锄西刨，终于开垦出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让影视界的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和新鲜。
这样的一条狗鱼，暂时游离了影视圈。但是，谁都不会怀疑，邓建国还将归来。
第二部分第30节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1）
七年之痒：从执行主编到CEO
访《新周刊》执行总编封新城文/于涛陈瑞晞姚鲁南
采访者：《新周刊》创刊快七年了，作为最早的主创人之一，你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封新城：我可以举几个实例来说明这种变化。开始我担任执行主编，上任的第一天，编辑部十几个人在一起开会，社长孙冕激情满怀地作了一个开场白，然后就让我讲讲，希望我呼应他。可我却说：“老板是做梦的，我们是干事的，没有什么好讲的，大家开始讨论选题吧！”那时候实在是没什么好讲的，要做的第一件事我很清楚，就是把刊物编出来。
当时《新周刊》的队伍很小，配备不齐，几个志同道合的人都是编务人员，其中广告、发行这两个部门还是《晨报》时期留下的老班底。
大概三个月以后，我开始在广告发行方面有动作。我先找负责发行的人谈话，第二天还没等我去他们那里，发行部办公室的门已经锁了，所有的人已经跑光了。于是重新策划，将其变成新的部门，这是我的第一步。
第二步针对广告部门。《新周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广告，是跟香港一家广告公司合作后出现的。《新周刊》创刊初期用的是新闻纸，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首先就是应这个广告公司提出的要求，他们说你们的杂志没问题，做得很好，非常有实力，但是你们的形态要调整，谁会在新闻纸上做杂志广告呢？杂志广告是以品牌广告为主，所以我们改成了铜版纸。
最初我是一个编杂志的文化人，慢慢地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做学生，老老实实当学生。最初的《新周刊》不是标准开本，觉得是要显出我们文人的个性。可是广告客户要求我们改，我们不得不放弃。在放弃我们喜欢的新闻纸后，又将开本改成国际标准的样式。因为在跟印刷厂算账的时候发现，采用方的开本要用更多的纸，你就要多掏钱。另外，每一个广告商都要为你这个尺寸单独去提供一个广告版本，这也增加了成本。
这些东西都是作为学生一点点学过来的，所以你刚才问我角色的变化，我就是从一个类似编辑部主任的角色，变成了一个主编兼常务副社长，再到最后是CEO（首席执行官），全面管理这个集体。
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反，我深切地体会到，没有专业的人员在专业的位置，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即使你学得很好，你可以改进、提高，但是你达不到专业人员的水准，最终还是会出问题。1998年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一位专业人士——广告总监陈若云，她后来成为运营总监，这是《新周刊》在人才引进上很成功的一次。陈若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她到《新周刊》一个多月后，经常问我的一句话就是：“你能用一句话说说《新周刊》是什么吗？”她把《新周刊》的人几乎都问遍了。
采访者：当时没有这么一句话吗？
封新城：当时有那么一句很感性的话，“我的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新一点”，是我们发刊词中的一句，很抽象，是我们一段时期的目标。现在回头看，有它的意义，但这个话不专业。
采访者：是不是专业人士觉得这个话不专业？
封新城：对，陈若云就觉得这个有问题，于是开始就做了一些调研。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她电脑屏幕上总是走出一行字——“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我问她是不是想把这句话作为新的定位。她反问：“你觉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我一直想找这么一句话。”
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专业人员的参与，否则，就很可能走下坡路。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做笔者的一批人，现在许多都在领导的岗位上，比如说《南方周末》、《京华时报》、《南风窗》这些媒体的头儿，都是当年我们一块儿玩的笔者，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就是由想表达些什么的理想主义青年，慢慢地表达了一些，经历了中国的发展变化过程，活生生地感受到了向市场转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采访者：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封新城：每个地方都挺难的，但是最难的是第一年，就是资金的困难。《新周刊》的这个故事我已经反复讲了很多遍了。1997年年初，我们做不下去了，因为钱不够了。《新周刊》最初的资金，来自社长孙冕和导演孙周的三九广告公司，钱不够了，没有办法。我跟社长说，我是被你骗了，我把我的工作扔了，还叫了一帮人来干这个，结果你给我们弄成这样。记得孙周拍着桌子说：“这个不能再搞了，没有钱搞了。”我不好表态，只好说：“那看来我们只有散伙了。”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孙周就哭了，当时把我吓得一愣。我觉得他真是挺难受的，只好转身出来。可出来后还要跟那帮兄弟们装着什么事都没有。怎么办？即使你有实力，有人才，一群精英都在这儿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三九广告公司跟三九集团的特殊关系，我们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讲了。三九集团的赵新先老板把我们召到深圳去开了一个会，非常简单，其中一个是某厂的宣传部长，一个是印刷厂的厂长，还有我们《新周刊》的几个人。赵老板说；我来做发行人，然后就指着说，你发，你印，你们编，就这样决定投资。我们因此得到了一年接近百万的费用。产品推向市场一下子就非常好。
我们最大的经验在于产品要有竞争力。有些人要么骂政策不好，要么就骂老百姓工资少，这都不是关键。我们没钱，所以更要做出好产品。是压力使我们有了强烈的求生愿望。
采访者：目前完成投资回报的压力依然很大吗？如果完成了，还有什么压力？
封新城：对！这个压力一开始就有，今天仍然存在。把投资的钱偿还了就完了，在中国还不能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的，投资者只能介入一部分。对投资者来说，传媒是一个长期投资，它的回报并不是直接的。这钱投到影视、房地产，甚至娱乐场所，收益都会比投入传媒大得多。
采访者：投资人是否满意呢？
封新城：他和其他媒体的人谈起来的时候，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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