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影响未来中国传媒30人-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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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者：多长时间能够形成共识？　　　　
　　　　杨浪：新产品的构造需要两三年的磨合，三年之内崩就崩了，成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准稳定状态吧。三年至少要有一代业务骨干的成熟期。纸媒体除了报纸以外还有一个大的空间是期刊，在中国的广告业构成当中，这些年电视占的比重太大了，期刊占的比重则很小，而且期刊这个品种比较灵动，对特定的市场、特定的读者群命中率和覆盖率非常高，所以从这几年中国的广告市场成长当中期刊的成长份额可见一斑。当然，参照国外的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比例关系，中国期刊市场普遍没有达到这个份额。　　　　
　　　　一天到晚，可以看到不停的有新的期刊出来，新生的和死亡的一样快，这就证明进入了一个活跃期。这个时候，有理念的、有比较大的展开平台的就可能有机会，期刊做单一经营不好做，显然成熟的方式是做期刊群，这是投入产出效益最好的。联办就是在这个点上有其很好的优势，有资金准备，有媒体运作的一套成熟经验，有自己运营的一套系统，有人才的储备，使自身的效益往期刊方向发展。所以不光是联办，未来出现一批期刊集团也在情理之中。　　　　
　　　　总体上看，期刊在传媒领域中的分量不是很大，但期刊业的发展应该是看得见的。更大的一块是要靠技术进步，就是电视与网络结合，但说心里话，对未来总的判断不敢说很清楚，但基本理念是这样的，产业发展和传媒业发展是同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的。　　　　
　　　　20世纪70年代广播电视包括彩色电视进入中国市场以后，技术非常重要，中国有线传输网络绝对有一非常大的商业市场存在。原来我们曾经担心其发展会对平面媒体的竞争关系，但实际证明并没有你死我活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市场成长并不严重影响平面媒体的市场，各自有不同的传播方式。　　　　
　　　　采访者：目前几类媒体之间没有交叉点，是否未来出现交叉点之后，就将出现大的冲突？　　　　
　　　　杨浪：这是我说的统合问题，比如说中央电视台的广告运营已经到极点了，不可能再有戏剧性的膨胀和发展了，只是别人切你的蛋糕。它有优势，能够至今控制。但其实央视还有一块没有启动的资源。我曾经对他们说央视经济部再加上联办的资源，做一个布伦伯格的经济信息，我做布伦伯格，我不提供媒体我提供信息。我这个思路是在做信息源不只是做传媒。其实做通讯社，投入产出的效益非常好，无论电视制作还是新闻制作，我的全部成本就是采编，然后我发布我的消息，这种市场空间非常大，这是存在商业可能的。　　　　
　　　　中国主流传媒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进行市场化只有死路一条。当然要改造主流媒体这种管理系统，还要改造它的干部系统。体制内文化的改造难度很大，要扒几层皮的。国内这些年的商业资本进入传媒行业的合法性空间已经存在，就像农村改革和城市工业改革一样都很痛苦，但趋势一定是这样。　　　　
　　　　有的人以资本为老大，但传媒是意识形态领域，资本要按规则、程序，控制好行为的分寸。党政传媒靠行政拨款已经没有可能了，如果这些主流媒体在市场竞争中份额越来越小，影响越来越小，这和党的立党之本是有冲突的，所以总体改革的市场走向和传媒经营的市场化是大势所趋。　　　　
　　　　在过去十年里，《南方周末》所体现出的这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始终在传承。理想主义有的时候是愚啊，理想主义在今天对于年轻人来讲有的时候不是个好名词。但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承，其实今天《南方周末》里掌控的是什么人，我都已经不清楚了，但至少从这张报纸的报面上能够体现出来这种历百折而不挠的为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你说《南方周末》凭什么在吸引着读者，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　　　　
　　　　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杨浪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虽然不能说始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却始终处于风口浪尖上。杨浪对于中国传媒的感悟，对于传媒市场的分析总能给人以启发。　　　　
　　　　杨浪，男，1970年底；年仅十五岁离开北京，远赴昆明军区当兵。1978年加入中国作协云南分会。1979年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并荣立三等功。　　　　
　　　　1982年正式调入《中国青年报》，其间多次获奖。积极倡导传媒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初参与了全国十几家报纸的改版和运营。1993年起，作为主要编辑，参与了《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办，并长期负责军事与安全方面稿件的编辑。参与《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刊筹备工作，并担任《三联生活周刊》执行主编。此后，出任《中国青年》副总编。1999年参与《财经时报》的创办工作，并于同年出任《财经时报》总编辑；2001年7月任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简称“联办”）媒体事业部副总经理，2002年5月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　　　　
　　　　采访是在杨浪的家中进行，他正因脚上旧恙复发行动不便被困家中，这也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更近的距离。　　　　
　　　　我们的到访也让他显得很开心，他还笑着对夫人说：“正好有人陪我聊天了。”但当目光扫过自己架在凳子上的脚时，脸上又露出些许无奈。　　　　
　　　　杨浪很健谈。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他一直滔滔不绝。尽管不时有电话打断他，但他的谈话好像从未受到干扰。他是个性情中人，每当他谈起从军时期和在媒体之中共同打拼的朋友或是敬慕的师长时，视线总是缓缓掠过我的头顶投向远方，思绪陷入回忆当中。　　　　
　　　　他说自己一直不敢看武侠小说，但已搜集齐整，留待退休之后再看。他说怕自己现在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在采访间隙，他还说起香山家中的地图收藏，如数家珍，只可惜我们未能亲眼目睹。　　　　
　　　　正如杨浪自己所说：“回顾我的经历，我算是阅尽沧桑。在我这一茬的报人里，我是几起几落。过去二十年中国新闻界的成长历程，在我这一代人看，是历历在目，每个重要的事情我几乎都是直接经过的，不能说我起了多么重大或是关键作用，但绝对是在风口浪尖上的。”　　　　
　　　　虽然，杨浪说传媒是很青春的职业，自己愿意做一些像丁旺一样扶植后辈的工作，承上启下是他们这一辈人的职责。但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媒体沉浮历练，正值壮年的理想主义者，又如何能归隐山林呢。相信他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第三部分第50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1）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访《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　　　　
　　　　文/常云王春华　　　　
　　　　采访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一直从事新闻事业，是你年轻时期盼已久的梦想，还是命运安排中的一个偶然？　　　　
　　　　杨大明：回想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小学期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文革”前我曾就读于北京小学，是寄宿制。当时的教育是很规范、严谨的，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为我今天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个时期。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二中学习。那也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1977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插队，幸好得知即将恢复高考，在老师的建议下，我留在了北京。那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二百七十分，不满意。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随着197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人大就成为我的母校，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走上新闻事业之路的起点。　　　　
　　　　采访者：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你还会选择新闻专业吗？　　　　
　　　　杨大明：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人民大学及其新闻系都刚恢复，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古代汉语，好像也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读。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习方法很保守，还停留在上课认真记笔记的水平。所以回想大学四年，真没觉得获得太多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影响我的，还是培养了一种职业新闻人的责任感，对社会、对报道的内容要保持一种客观、严谨的心态。　　　　
　　　　尽管如此，我今天认为做新闻最好还是要学过新闻的，这涉及到一种职业感觉、一种职业态度。比如在记者的眼里，国家领导人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不过在观察他们、判断他们的新闻价值的时候会有不同。诸如对新闻的判断力，是要通过艰苦、系统的学习实践打下基础的。　　　　
　　　　我总觉得，记者这一职业，既要“目中无人”，又应“满眼风云”，这也许就是这种职业的魅力所在。　　　　
　　　　采访者：你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工作。在这几个阶段，你认为哪个时期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最重要？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杨大明：应当说，至今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我自身发展都很重要。　　　　
　　　　1982年秋天从人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部工业组做记者，跑过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二年被调到编辑组，开始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点上班的生活。这六年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在于，熟悉了作为一种“喉舌功能”的综合新闻的报道特点，包括对时政、经济、政法、科教甚至农村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除此之外，最大收获是磨炼了吃苦精神。1987年，我担任了编辑组长，直至1989年离开。　　　　
　　　　事实上，由于不满足于电台编辑那种“重复性”的劳动，从1986年我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并为自己的转向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去做报纸，而且最好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政府大报”。1989年得知有人正在筹办一份“真正按照新闻规律生存”的报纸，我便决定投身其中。8月，我加入了正在筹办中的《中华工商时报》。　　　　
　　　　当时聚集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大多是不安于寂寞者，希望在中国的新闻领域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初到工商时报，我觉得自己不了解版面，选择了去信息部做经济信息，手下只有一个学古典戏剧的研究生，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那正是我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开始。　　　　
　　　　在至今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如果说哪个人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应该是工商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丁望，因为正是他带着我们一帮年轻人闯过最艰苦的创业时期。　　　　
　　　　1994年工商时报社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第二年，我担任副总编辑。这时，我却渐渐发现，这份报纸能够带给我的想像力已经有限，我每天做的事情好像再次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在朋友的邀请下，1995年3月我告假去了深圳，一起创办了《投资导报》旗下的《财源》周刊，并负责日常采编业务。四个月后，由于报纸投资方面的问题，我带着未能实现“创办中国第一份外资报纸”的遗憾，回到北京。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采访者：你参与过《中华工商时报》和《财经》两个重要媒体的创业，而且这两个媒体的诞生，在当代中国报刊发展中都有某种创新性的意义。看起来，你每一次转向都决定得很坚决。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犹豫过，退却过？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