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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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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国内尖锐的政治问题都由王芸生自己执笔，而且事前皆不与人讨论，
可以说，那《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谈”（同
上509 页）。对王芸生本人如何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但无论持何种态度，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大公报》时期的王芸生是一个极富个性和充满朝气的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王芸生，不久之后怎么会变得精神萎缩，一蹶不振呢？李
纯青就说过：“他也不是像解放后他在自我批评中那样自毁的人。”（同上
509 页）然而恰恰就是这同一个王芸生，后来变得让人不敢相信就是当年《大
公报》的那一支好笔了。
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突然进入新时代，本来是充满希望的，但他们的
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就王芸生本人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曾参加过中国
共产党，但后来退党了，由于他曾编写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曾上庐
山为蒋介石讲解过中日外交史，特别是当年为《晋南战事做一呼吁》而和周
恩来打过笔仗，这些经历，可能隐隐约约都在发生着作用，使王芸生产生恐
惧感。由于有这种心情，才使他不断做出自我否定。1945 年重庆谈判时，
王芸生曾写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并和毛泽东交谈过，后来还代表
《大公报》回请过毛泽东。这些都是王芸生作为《大公报》总编进行的正常
活动，在当时看来，并无什么特殊的意义，《沁园春》词发表后，王芸生抄
给傅斯年并在信中说“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傅斯年文物资料选
辑》）。就王芸生本人的思想倾向而言，国共两面，他都有看法，并不想把自
己的后半生压在某一党派身上。当年胡政之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而《大公
报》也不可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继续生存，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最后退路。
李纯青曾回忆过1948 年底他和王芸生的几次深谈，当时作为地下党的李纯
青显然负有说服王芸生的使命。王芸生当时的感觉是“没有出路了”，“共产
党不会要我这样的人。”（《笔耕五十年》第532 页）后来是李纯青受地下党
委托告诉王芸生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协，才终于使王芸生留了下来（周雨
《大公报史》第252 页，中华书局版）。当时的王芸生“觉得《大公报》有
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恺《旧大公报坐科记》第107 页，中国文
史出版社）
一个人在历史变幻的关键时刻，他的选择有一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
性，就王芸生《大公报》时期的言论和个性，我们似乎很难推断他必然要留
下来。李纯青说：“张季鸾去世后，王芸生不通达国民党上层政情，与吴鼎
昌不往来，偶然去向陈布雷求教点滴，一部分思想除自己独立思考外，是从
某经济学者、某哲学教授、某某专家那里听来的谈论。”（《笔耕五十年》第
510 页）王芸生的选择可能确实和李纯青的劝说有关。论交情，重庆时期，
王芸生也只是和毛泽东有些礼节性的往来，远比不上两次给蒋介石讲课的交
情。王芸生后来的变化，大体与同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是相同的，他热爱这
个国家，希望她能强大。对香港那样的实行殖民统治的地方，王芸生这一代
知识分子有很强的民族情感，是不愿在那里生活的，陈寅恰当年的选择也有
同样的心理。从个人的事业来说，40 年代末《大公报》的重任已经落在了
王芸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这张民间的报纸在自己手上断送掉。而此前他
对国民党的批评，曾引起过许多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李纯青的工作，
王芸生终于决定留下来。但当时他的心里并没有底。李纯青说：“获悉天津
《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王芸生闻讯懊丧，要我力争存名。”（同上第
535 页）而当王芸生从周恩来那里听说《大公报》不必改名了时，他却精神
抖擞，并对李纯青说：“周公（恩来）告诉我：《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
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还是民间报纸，你们自己经营，
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同上第535 页）可以看
出当时王芸生留下来并且有信心，是因为新时代有承诺，但遗憾的是这个承
诺没有兑现。1949 年6 月17 日上海《大公报》发表王芸生起草的《新生宣
言》，检讨了大公报近50 年的办报历史。并说：“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
主’、‘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
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
此。”社评最后说：“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
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大公报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的！是走向社会
主义的！今后大公报的任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下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在
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努力争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向新民主
义靠拢，努力发展生产，从事经济建设。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
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
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转引自方豪主编《大
公报与现代中国》第708 页，重庆出版社1993 年）至此，《大公报》完全放
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传统和风格。对这个宣言，李纯青说：“那个宣言是在
当时的气氛下写出的，是否完全得当，事过境迁，未尝不可以冷静讨论。”（同
上535 页）王芸生的转变虽然经历过一些痛苦，但他还是变了。王芝芙在《回
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说：“分别只有半年，父亲已判若两人，他对自己的认
识已截然不同。”（《文史资料选辑》第97 辑第77 页）这是王芝芙读了王芸
生《我到解放区来》一文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里，王芸生已经在用阶级的
观点来否定自己的过去了。
新生了的王芸生将面临更无情的现实。40 年代末上海《大公报》发行
16 万份，后逐年下降，1952 年只有6。3 万份，已面临倒闭。上海《大公报》
如此，天津《进步日报》如此，重庆《大公报》更是如此，《大公报》办不
下去了。可以想象当时王芸生是怎样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旧时代时，《大
公报》能够生存而且很有影响，重新走进一个新天地，《大公报》却面临危
机。在此情况下，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信，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了他，并做出
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
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新闻。”（《文史资料选辑》第97 辑第81
页）《大公报》过去的特色是文人议政，而现在是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新闻，
王芸生不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不再对《大公报》有信心了。王
芝芙说：“此后父亲一直坚持毛主席亲自订下的办报方针。1957 年报社内虽
有同志建议加强文教版，父亲也没有动摇过。他一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针，
决不再走回头路。”（同上第81 页）
1957 年，储安平、徐铸成都成为右派，作为当年的著名报人，王芸生
本来也在其中，但据说是毛泽东说了话，王芸生才幸免于难。理由是：“徐
铸成的《文汇报》，储安平的《光明日报》，两家‘民办’报纸已成‘右派’，
《大公报》就放他一码吧。”（刘自立《一代报人王芸生》，《海上文坛》1996
年第4 期第58 页）1957 年以后，王芸生是完全失望了，由于反右时伤害了
李纯青，使他终生愧疚，他说：“极左太厉害了，能把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关
系破坏掉”（同上）。此后他经历“文革”的苦难，早已结束了一个报人的生
涯。由于王芸生是日本问题专家，他晚年也只能整理自己青年时代的旧著了。
据说70 年代，一批大公报人曾看望过王芸生，提出恢复《大公报》的
倡议，王芝英回忆道：“我父亲低头未发一言。事后，他对我们说，《大公报》
没有恢复的必要了！”（同上）他的后辈曾想把他的一生经历记录下来，但遗
憾的是他“所讲的竟全部是特别‘政策’性的，‘正统’的，完全不像他平
日兴致所致，忆起的那些事情”（同上）。
遥想当年，王芸生在《大公报》执笔写社评的时候是何等风采，一位
恃才傲物，纵论天下的报人，是怎样变成如此这般的呢？是个人的原因吗？
60 年代初，他和曹谷冰合作写了《1926 年至1949 年的旧大公报》（《文史资
料选辑》第25。28 辑），对这篇违心之论，周雨在《大公报史》的后记中说：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那篇文章是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写的，囿于环
境，作者很难做到实事求是。作为当事人写史，检讨多于事实，对若干的人
和事的衡量难免失于平允。以致凡熟悉大公报的人，熟悉旧时代的人，在今
天看来，莫不认为前述文章的论点失之偏颇。”
梁厚甫在《美国人怎样看大公报》一文中说过：“过去大公报，是光荣
的，文人办报的苦心是值得我们敬仰的。。。大公报与中国历史共存。”（周
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329 页，中国文史出版社）《大公报》和他的同人，
后来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无论左右，都很难幸免，杨刚、范长江自杀了，
蒋荫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许君远、徐铸成、徐盈、彭子冈、
赵恩源、李纯青、萧乾、陆治、朱启平等都没有逃过1957 年的厄运。王芸
生的失望是一代报人命运的另一种写照。王芸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陈布雷，
他与陈有私谊。王芝芙说她父亲在病危中的自述里，对陈布雷的悲剧很有感
慨，与陈的自杀比起来，王芸生是活下来了，但他内心也是极沉重的，他的
选择同样充满悲怆意味。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周一良出身世家，青年时代，由燕京而清华，由史语所而哈佛大学，1946
年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由美返国，重回燕京执教。周先生是1913
年生人，共和国成立那年37 岁，是一个学者最好的年龄。周先生的早年教
育背景，是中西两面，这使他治学和为人都深深留有那个时代的印迹。早年
的教育背景一般决定人的一生，周先生本来在学术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
不懂周先生的学问，但我在读他晚年写的自传《毕竟是书生》时，能感到他
对自己的一生是有遗憾的。他从哈佛回来的时候，才33 岁，如果不是很快
失去了学术环境，周先生在史学上的成就要比现在更令人敬佩。周先生的遗
憾不仅是他个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周先生的青年时代，呼吸着学术自由的空气，他想成为像陈寅恪那样
的学者，他在治学上走陈先生的路，在整个精神世界里，也深受陈寅恪“独
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但青年时代的信仰后来在他身上没能很好
地体现出来，直到晚年，重读周先生的文章，才感受到他对自己青年时代的
信仰是多么留恋。
周先生年轻的时候，在学术上显示了他的才华。杨联升在一篇怀念陈
寅恪的文章中说周一良是“当时青年学者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谈陈
寅恪》第30 页，台湾传记文学社）。1946 年4 月，陈寅恪去英国治病，道
出纽约，与赵元任见面，“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同上）。可见陈
寅恪对周一良的厚望。1945 年10 月，傅斯年致函胡适，为北大网罗人材，
周一良先生是第一人选。“周一良、王毓铨、胡先晋，乞先生一斟酌，就地
决定。”“周一良甚好，乞先生接洽一下，但他恐非教授不可（也值得）”（《胡
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5 页，中华书局版）。这是傅斯年对周一良先生的评价。
此前，燕京司徒雷登、洪煨莲都曾力邀周一良重回燕京，赵元任在给博斯年
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到有关史语所招募人才之事，对周一良的评价是“史语所
要NewBlood，周一良是第一个要紧的人，万万不可放去”（王（左水右凡）
森、杜正胜主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198 页，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发行）。青年周一良能得到前辈学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他确是一位有前途
的学术人才。今天，周先生已经走过了83 年的人生旅途，他是年轻一代敬
仰的学者，但他没有成为当年前辈期望的周一良，这是我想要说的问题。50
年代初，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也提到周一良，他说：“我要请的人，
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
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
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转
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112 页，三联版）。从陈寅恪的语气
中，能感到他对周一良等自己学生的期望，遗憾的是他的学生在追求“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没有自己的老师执著。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传中曾说过：“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
罪’思想沉重。”正是由于这两种原因，使本来一个志在做学问的纯粹学人，
不仅不能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把早年最可贵的精神气质都丢失
了，这是很令人痛心的。就个性而言，周先生是“小心谨慎”的人，但对一
个学人来说，就是生性小心谨慎，如无强大的外在压力，也不致于要将早年
的信仰完全埋进心底。那时周先生是快40 岁的人了，已经不是那种在信仰
问题上容易变动的年龄，但他却变了，这其中个人的原因不是决定性的，而
是外在的压力，这种外在的压力，有时非设身处地，它的强大和可怕是难以
说清楚的。
因为从周先生及他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早年教育背景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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