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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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使我对斯大林佩服之至。”

舒芜40　年代初到当时国立中央政治学校当助教，这所学校虽然有许多
自由主义的教授，但学校本身是类似于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性质的，而且在战
时对学生和教授的思想管制很严。

舒芜本来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人，但这种气质在未经系统了解
自由主义真话的初期，特别表现为反抗专制和追求个性，如果在这个时期恰
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
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想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
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
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本人并
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经信仰
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也许有人会说，假使舒芜进入
了当时的著名学府，接触了大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会不会就成为一个自由
主义知识分子？历史自然没有假设，更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著名学府中，也并
非所有的学生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但舒芜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
青年，他是从自身特殊的经历中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的，他本来不是一个穷
得非要造反的书生，而是在知识的浸润下，逐渐产生了对现存秩序不合理的
反抗情绪的。舒芜总结自己当时的学术思想有几个基点，即一反儒学，二尤
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五信马克思主义，六尤信马克思主义
与“五四”精神一致，七反法西斯，八尤反蒋介石政权的封建法西斯。从这
个学术思想的脉络中，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即“反抗”，这是那个时代的
主要精神，至于靠什么反抗，反抗了以后又怎样，依赖反抗的思想武器本身
是否也会值得反抗？他们还未深思。

这种以反抗为基本思想特征的倾向，遮蔽了许多东西，舒芜这一代知
识分子的悲剧，在初期实际就埋下了种子。

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可以设想，如果40　年代初期，舒芜遇到的
不是胡风，而是像胡适、储安平或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舒芜也许就会


是另一个舒芜了。因为在舒芜的同时代知识分子中，也有仅比他大两岁的殷
海光。尽管最终胡风和储安平的结局是一样的，但舒芜一生中，似乎是命运
在安排，总让他和另一种思想倾向强烈的人接触。

1949　年前夕，舒芜总结说：“我虽然还继续努力，可是越来越发现权威
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我
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虽然仍在撑持，但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
调，胡风所看到的就是这个。”当时的舒芜如果能够一直困惑下去，并最终
能够由困惑而怀疑，那舒芜也不会再糊涂下去。他在新时代表面的繁荣面前，
或者说在随后而来的压力面前，就连困惑和怀疑也不敢有了，悲剧就这样发
生了。

舒芜的经历使我想到一个人获取知识的时候，最好能有一个好的环境，
多样东西放在面前，由你自由选择，尽管这个自由选择实际上是由选择者的
气质和经历决定的。但由于是自由的选择，总是真实的，而且坚守和放弃都
是自然发生的。舒芜悲剧的深层原因，我以为，是他与最初接触的思想资源
只有表面的亲和性，而实质上相异。但由于他在选择的时候，没有另外一种
思想资源参照，结果就饥不择食。当然一种思想资源最终为多数人选择，自
有它的道理，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最先接触什么思
想资源，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总是有影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为人的知
识背景多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所以在获取知识的问题上，恐怕真也存在一
个先后的问题，今天比较开明的老人，我们差不多都可以从他的经历中找到
那为什么开明的思想源头，要么是大学的教育，要么是留学的经历或者与自
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偶然相遇等等。而这些经历舒芜没有。

舒芜先生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后来在学术上
的成就，也是这种思想的结果。他说：“我解放以前自以为掌握了马克思主
义，当时就为权威所否认；解放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自己，也达到‘那
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与权威者达成共识。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
了的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
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来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
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只是自作
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一个学者晚年的成就
不是建立在多了点什么上，而是少了点什么，这很让我们惊奇。就思想而言，
舒芜先生后期所努力的只是从最初的思想中抛弃什么，而曾经抛弃了的“个
性解放”，他还大致能够寻回来。

绕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起点上，这就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

范文澜的无奈

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和反右这样的历史事件将成为许多历史研究
者关注的对象，由于这两次事件的重要性，有关这两次事件的专题研究将成
为相对独立的专门学科，比如“文革学”和“反右学”的研究，现在有了许
多成果，国内外已有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努力。随着档案的逐步解密，


各种历史真相开始浮出水面，随着开放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禁区将被冲
破，这些都为历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日益开放的研究
空间中。我以为除了客观条件的变化外，研究者自身在如何使用“文革”、
反右中的资料上，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这两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
的检讨性文字，由于是在强烈恐惧心理和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他们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心理，是需要慎重对待的。还有从
1949　年后，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许多知识分子不仅检讨自己，而且糟蹋
自己的师长、朋友、前辈、自己的母校、自己供职的单位，这些文字已成为
历史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史料时，不应当取一种简单的态度，
他们有责任辨析或以理解的心情分析出这些东西产生的历史环境，有必要指
出这些出自知识分子笔下的文字，恰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如果
忽略此点，由于时间的推移，将使后人难以分辨这些文字产生的特殊历史条
件。现在许多外国学者研究“文革”和反右时，常常简单地依靠已公开的文
字资料，并以此为据推断许多事件，这些研究在身临其境的中国人看来，就
觉得很隔膜。比如在50　年代先后两次批判胡适的高潮中，当年胡适的许多
朋友、同事、学生们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能单纯地以文字来推断是非，到了
“文革”时期。情况就更复杂了。当年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了那
些违心话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刘潞、崔永华编，自印本）中收了
“文革”初范文澜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恐惧心理。“文革”之初，
范文澜受到康生和陈伯达的批评后，他在给刘大年的一封信中说：“请你助
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224　
页）同时在另一封给刘大年和黎谢的信中又说‘‘请毫不容情地加上自我批
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
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这一点务请采纳为幸！”（235　页）范文
澜是去过延安的史学家，延安的经历不可能不对他有影响，再加上50　年代
的许多政治运动，在“文革”初期，他早已能够从保护自己的角度来看待自
我批评了，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
到的求生智慧。那个年代的检讨性文字，也许确有真诚的，但我以为，多数
人是把它作为过关的一种保护性办法，从范文澜的那些说法中，我们能感受
到他的无奈。

谁给了周扬压力

《书城》今年四期上有陈诏先生一文《拾得旧梦祭于伶》，内中有一处
说到周扬。

陈先生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谈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
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的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
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
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

对于想了解周扬思想历程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如果有朝
一日周扬的那封信能够披露，将使当代文化史的许多问题豁然冰释，这不仅


对周扬本人极其重要，就是对当代文坛的许多是是非非，也是至关重要的。
但对于伶提到的这个细节的可靠性，我却有一点疑问，简单陈述如下，如果
能由此引出更多关于周扬情况的资料，那是笔者最大的心愿。

第一，从于伶所说的情况看，周扬对自己在胡风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这一判断大体符合复出后的周扬一贯所持的忏悔态度。
但疑点也由此而来，从胡风事件到丁玲、陈企霞事件，周扬都是关键人物。
如果于伶的话是可靠的，那么说明周扬一开始就对这些事件有不同看法，他
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某种压力。我们假设存在一种所谓的“压力说”。
但了解50　年代这两件事的人，大概不会同意这种压力说，至多能说有压力
这个因素，而这不能说明周扬行为的无奈。因为周扬与他们的矛盾是由来已
久的。

第二，如果周扬手里真有一封信，那么他在世的时候，有可能通过各
种渠道透露出来，因为这是关系他历史中所扮演什么角色的问题，但我们现
在没有见到有关这方面更可靠的资料（也许笔者孤陋寡闻）。再说，经过“文
革”这样的劫难，周扬的往来信件如何保留下来的，而周扬又是如何特别保
留了那份关于他人格的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合乎逻辑的说明，不然这给做
历史研究的人留下太多难题。

第三，“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这句话能否成
立？我以为也值得怀疑。周扬当时的位子是中宣部副部长，按一般逻辑，这
个位子上的人所受到的压力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宣部部长，二是中宣部以
上的中央。根据这个前提，周扬手里的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如果是来自高层，
这似乎也没必要。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况，高层不是什么压力，而是命令，只
有执行的可能，而这样的信或批件，至少周扬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公布
了。假如是毛泽东的信或批示，党中央在三中全会以后，对毛泽东晚年也做
了历史评价，这都不成其为需要隐讳的事，而事实上，大家也不会认为那么
大的历史事件，是周扬一个人就可以造成的。那周扬手里的信会是什么人的
呢？对周扬来说，比他小的人不会成为压力，比他大的人虽然是一种压力，
但那样的压力又不是什么可以保密的东西。毛泽东为胡风的事都给《人民日
报》写过案语，这是人所共知的，但如果周扬说在胡风案件中是受到了毛泽
东的压力，显然又说服不了找他闹事的那些受害者。于伶说及周扬的这个细
节，很有可能被研究周扬历史的人作为一个重要旁证引用，但如果不见到周
扬所说的那封信的原件，这些说法就都是传闻，使用的时候，是需要取一种
谨慎态度的。

胡风案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本来具有非常好的道德资源，比如对朋友、对师
长、对异己，都有相对稳定的整套看法，这些东西影响知识分子之深已融人
他们的血液中。但曾经有一段时间，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一连串的政
治运动，在不断的暗示中，对知识分子心理产生了巨大压力，久而久之，这
压力便转换成一种内心的恐惧，逐渐地使他们最终放弃了传统知识分子做人


做事的基本操守，经过胡风一案以后，知识分子的心理防线可以说是完全崩
溃了。因为这一案件是以私人信件为定罪基本依据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具有象征意味，也就是说从此以后中国读书人或者说中国人已不再具有私人
生活的空间，他们也不敢再拥有哪怕是一点私人生活的空间了。

这一两年，大家谈陈寅恪谈得很多，对他的精神也有了了解。但陈寅
恪的精神是以退回内心为基本特征的，他的独立、自由精神的核心是向内的，
也就是说他是以消极的姿态来保持内心自由的，他没有向外，也不可能向外
给人以启示，所以陈寅恪的精神固然可贵，但那种完全退回内心的选择带有
那个时代的保持个人节操的特点，对那个时代的恐惧他是真切感受到而且害
怕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记有这样一件事：1961　年，“香港陈某寄
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它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
退还。”（该书170　页）这是一件小事，但细细体味陈寅恪的做法，却能感受
到一个时代的恐惧氛围给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压力。另一个比陈寅恪还年长的
史学家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一件几乎和陈寅恪行为完全相同的事。
他说：“余君雪曼，重庆人，早肄业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正黄季刚主讲之
日，与余前后同门。前十六七年余避日寇入蜀，始与面，未几在三台东北大
学同教两年。四川解放前，雪曼夫妇忽适香港，以文学艺术教人。近几年屡
以所印书画小册寄余，余从未作一字覆。实因雪曼在港思想行动如何，无从
知之；且祖国前途一日千里，何不回国内服务，寄居异地等于流浪，其意何
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