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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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东西和他们想要的也有很大区别。人文知识分子现在担心的不是自己
的一点利益，而是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呢？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
说人文知识分子眼红王朔们手里的那俩钱，未免太看轻中国的读书人了，现
在王朔们是先富起来了，但如果把问题放在谁的年收入高之类的水平上，念
书人还有什么话说？现在人文知识分子想要的那些东西，不是属于他们自己
的，而是大家的。念书人的这点理想，简单说，就是如下这个道理：如果一
个工厂可以随意解雇工人的话，前提是这个工人有权利自己办工厂（如果他
愿意和有足够的能力），现在对于工人来说，或者对王朔们来说，这个权利
已经到手了，但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冯友兰先生
是大学者，他晚年作了《新编中国哲学史》，其中第7　册是关于现代哲学的，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了《三松堂全集》，这一册排在第12　卷，但以后的都出了，
不是要钱，而是要他们的理想。忘记了这个，就太错怪今日的念书人了。

最近又有人写文章，阐述什么是文明，提醒人们：西方文明救不了东
方文明。这个问题很大，但现在说这样的问题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首先我要问，谁主张过西方文明可以救东方文明？其次在今日这样的社会环
境下奢谈什么文明无所优劣的高论，真有一种不帮自家兄弟说话的味道。这
也是典型的反认故乡是他乡。

中国知识界，很有一些人自觉地将自己所生存的真实环境一笔掠过。
所以思考问题或是评价自己在特殊社会环境下所获取的成就时，总让人有反
认故乡是他乡的感觉。

我们有一位作家，前两年写文章，说自己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了多少
多少种外国文字。言语中显得非常得意，意思是自己的作品已获得国际声望，
企望自己的作品在国外获奖的心情，情透纸背。这个作家是以反左为自己的
责任的，这很好。但他在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学成就上，却陷入了一个可笑的
怪圈。

这实际是一个常识问题。首先我们先要明白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
件下成长和写作的。如果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能写出什么了不起的
文学作品，那么结论只有两个；一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是不会扼杀文学的，二
是所谓的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根本就不存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出什么
结论呢？一些自然科学家就能非常坦率地承认，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法
与国际上同类学科对话，为什么到了一些作家那里，一方面自己在那样的环


境下受了多少苦难，而一方面又盲目地夸大自己的所谓文学成就呢？还有一
个常识问题，也常为他们自己所忘记，那就是他们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在一
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被意识形态所允许变成铅字的，发出真正独立的声音，
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的。

前苏联有两部小说，一部叫《你到底要什么》，一部叫《活下去，但要
记住》，这两部小说我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不是一本书的两种不同译法，
但我很喜欢这两个书名。我算不上什么念书人，但喜欢看，喜欢听。我觉得
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你到底要什么。这在前两年的人文精神讨论中是被误解
的，被误解是因为有些话没有说明白，尽管大家心里是清楚的。

自欺欺人

今日文坛和学界的风气已有很大改变，但这改变还不能说彻底。什么
风气呢？比如文人写文章，尤其是批评文章，总不大愿把被批评者的真名实
姓写出来，这其实有违最起码的批评规则。有时是作者写了，编辑怕惹事；
就改为某某，或干脆用×××代替，我一直不理解，我们的学界和文坛难道
就不能向过去文坛那样，有话直说，直呼其名吗？

许多读者读到这种地方，总感到很别扭。去年我在《黄河》杂志上编
发过一篇《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是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写的。收到文章
后，我见其中就有多处×××，我本想为他标出来，但一想到作者既然这样，
总有他的道理，就姑妄听之吧。但文章刊出后，不止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
说你这是何苦呢？想看这类文章的人，又不是不知道那是说谁，不想看的，
你就写出来他也不懂，害得我还得再三解释。今年2　期《读书》上有王蒙一
篇说丁玲的文章，其中也有多处某某，我不知这是王蒙原文，还是编辑的用
心，其实这都是自欺欺人，《读书》的读者，哪个不知道一点丁玲和周扬的
矛盾？何苦用那个××呢？更奇怪的是《王瑶文集》第7　卷收录了王先生1955
年在《文艺报》上的一篇文章《从错谈中汲取教训》，文中多处出现“胡风
分子×××对我的书说过这样的话。。”，也许是想为王瑶先生避讳点什么，
故意隐去了那个人的真名，但买《王瑶文集》的人，哪个不知道这里的×××说的是贾植芳先生呢？这样难道就能为王瑶先生遮盖点什么吗？王瑶先生
从来没有为自己过去写的那些文章避讳过，他始终有清醒的认识，是一说一，
是二说二。现在有许多编辑，不知从哪里来的警觉，结果尽干自欺欺人的事，
这种多余的自律行为着实害人不浅。

什么文化养育了他们

我平日读书，很留意旧学者身上的小事，这些小事与学术无关，但那
些学者却因了这些小事更让人肃然起敬。这些小事，多属掌故趣闻一类，对


这些东西，是想由小见大，从点滴处见宽阔。小事多了，也能说明大问题。

旧学者身上，都有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而我们现在要从新学者身上
真正找一点让人感动的东西倒很难。还是先说几件事，再发感慨吧。

罗家伦在一篇怀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了这样一件事。抗战前两年，蔡
元培到南京，那时候汪精卫还是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请蔡先生吃饭。
蔡先生苦劝他改亲日的行为，立定严正态度，以推进抗战的国策。在座的都
看见蔡先生的眼泪，滴在场盘里，和汤一道咽下去。

蔡元培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他对自
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是真爱，不然他不会落泪的，今日的读书人，大概
很难产生这种感情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记胡适1948　年底和傅斯年同在南京度
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的《拟古》第9　首，背完之后，两人都流下
了泪。胡适和傅斯年现在已不是什么忌讳的人物了，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是
一回事，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又是一回事，看胡适、傅斯年的一生，他们和
蔡元培先生一样，那是真爱这个国家。旧学者心中的这种感情是怎样培养起
来的呢？

1941　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广州的伪组织和陈璧君都诱迫过他，伪北京
大学亦来诱召，日本人及汉奸还曾以40　万港币让陈先生办东亚文化协会及
审定中小学教科书，但陈先生都拒绝了，而当时陈先生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
没有。

从过去的学者身上，我们不免要想这样的问题，就是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些旧学者既是传统的读书人，又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他们做人做事做学问
的态度都是自然形成的，从旧到新，没有什么障碍，可见读书人总是分得清
好坏的，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新与旧的融合，使他们这些人给中国的读书人
树立了个好榜样。他们不仅在事关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分得清是非，就是在个
人做事的方式上，也有许多感人的东西。

罗家伦回忆他在北大的同学段书诒。段在病危的时候，医生给他用了
氧气，他醒过来后却用低微的声音嘱咐道：“外汇，少用一点。”这使当时在
场的人都非常感动。

西南联大时期，当时教育部想给联大各院院长加薪，但这些院长们想
到其他教授的艰苦生活，就主动拒绝了。类似的情况，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
中是很多的。

这几年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都试图在那些旧知识分子身上发
现思想资源和道德资源，但当人们发现这些资源的时候，就有一个常识问题
谈不过去，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能否给培养了他们的那个
环境以公平的认识？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今不如昔之感呢？

论战的规则

对写文章的人来说，卷入笔仗总是难免的。现在学界也好，文坛也好，
论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清一色，是打麻将的人追求的，但文坛毕竟不是
牌局，我想所有耍笔杆子的人，是不愿看到清一色的局面的。


有论战是好事，但这样的好事却不能由着性子来，这就需要定一点规
矩，谁来定这个规矩呢？我看就是卷入论战，或者挑起笔仗的人自己。笔仗
在抽象的意义上就是游戏，而游戏是不能没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其实就在每
个人的心里，论战的规则，现在已近似于社会公理，已成为文人的基本道德，
缺了这个德，不按这个规矩办事，那我们也只好无话可说，就像流氓唾在绅
士身上一样，绅士是不能和流氓论理的，就是论，当下输的肯定是绅士，但
旁观者则是清楚的，因为和流氓论理本身就是一种滑稽的事，谁要遇上这样
的事，那就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那么论战的规则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条：一是挑起笔仗的人，你写
文章必须用真名实姓，不能再像“文革”时期那样，随便造一个名字出来。
因为论战是要有回声的，你不署真名，让回击你的人去和谁论理呢？你既然
敢挑起笔战，按理说你不但不怕对方回应，而且应该是期盼对方回应的，真
理愈辩愈明嘛。你现在署一个假名字，又想攻击别人，但又不敢坦然走到论
战场上来，羞羞答答，这至少不符合论战的基本规则。50　年前，储安平办
《观察》周刊的时候，特意将“本刊传统”期期印在刊物上，其中第二条即
为：“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载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这才是一个敢
于挑起论战的人应取的态度。这是从作者一面说。二说刊物。编刊物的人，
不能没有立场，就是主张中立，主张客观的刊物，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立场的。
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的信仰，这不是坏事，我们不论你的信仰如何，但任
何刊物，应该遵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人类文明的
结晶就是无论什么政治信仰什么种族的人，在文明的基本点上是有共识的，
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遵守。对一个刊物来说，既然有人写文章挑起笔仗，而
且文章还是直接涉及具体的人和事，这样的文章不是不可以发，但发表时要
遵守规则，那就是文章是谁写的就署谁的名，不能用假名发表，有多少人写，
就署多少人的名，这样的文章，就是署一千个姓名，读者也是有兴趣的，不
嫌多。再就是你写文章批评了别人，刊物也发表了，对刊物来说，你必须同
意，或必须做好准备，就是如果被批评的对方要写文章回应，你必须做到一
是照登对方的文章而且篇幅不能少于挑起论战者文章的篇幅，二是必须以最
快的速度来刊载这样的文章。我们办刊物的人，不能先存了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的心理来编刊物，既然自认为真理在我手中（这也不是不许
可），但你不能不许别人说话，而且在明知道对方不能说话的时候，才挑起
笔仗，这不但是不守论战的规则，简直就是不近人情了，而不近人情乃大奸
大恶。

做人的底线

这一两年，经常听到朋友们在议论历史上许多失节的文人或者官员，
由此也多少涉及到对当代的一些评价，总的情绪是人都是复杂的，世事艰难，
每个人都不容易，都有一个底线，在底线内，都好说，都容易求得谅解，但
过了这个底线，再要辩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底线呢？这个标准由谁来定？由谁裁判？我觉得底线虽无


明文规定，但这个线在人们的心中，它是无形的，但又时时制约着人们的行
为，特别是社会贤达的行为。

我所理解的底线有两条，一条是带有民族情感的，如外敌入侵时，应
当持一什么立场。中国人最讲这个，在这方面失节，通常不会被后世谅解。
一条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如公然违反人类行为的准则，中国人好像不太
在意这一点，所以许多在这方面过了底线的人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很悲哀的。

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样的事给了谁都得做，环境使然，不做不行。
不管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有多少理由，我觉得过了底线，不管过去如何，总是
一大污点。许久以来，我经常听到朋友们为一些过了底线的人辩解，听听他
们的理由，好像也不无道理，但不能细想。如果照那种辩解的逻辑，似乎世
界上的事就只是利害，而没有是非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读过周佛海的日记，
如果光听他说，那理由也很让人动心，但终究经不起一问。周作人出任伪职，
就北大当时的校产而言，是得到了保护，而且还有发展，但人们不会因为这
就原谅了他，如果多几个这样做了而被原谅的例子，以后再遇上大事时，肯
定选择周作人的路的人要多起来，那时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底
线不能过。

当年燕京大学复校时，燕大教务长洪业曾替两人说情，一个是燕大图
书馆馆长田洪都，日据时期他继续主持图书馆，洪业说他为保护藏书，动机
是好的，但没法说服别的教授。

另一个是容庚，他在伪北大教了书，洪业说容庚一向在抗日运动里很
活跃，他还办过爱国杂志《火把》，很多教授都给他投过稿，他在伪北大教
书只是为求温饱而已，但洪业同样未能说服别的教授（陈毓贤《洪业传》14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如果这样的教授可以原谅，那当年跋山涉水去了重
庆和昆明的大学教授不是可去可不去吗？但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西南
联大回到当年的北平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