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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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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宽容精神见称。例如北大在蔡元培先生时，可以有无政府主义者、共产
主义者、国民党人等革命分子，也有保皇分子。正因有这种宽容精神才能够
“教授治校”。例如清华，重要的问题是由评议会决定，而评议会则有过半
数的评议员是由教授选举出来的。只有具有容忍精神的学校，才能三校联合
九年而十分合作的。
各党各派，兼收并蓄。联大容忍精神最好的表现，就是它包容了各党
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然不能完全指出谁是那一党那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
联大之下，有共产党、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社会党、中立派、国民党、
二青团、和国家主义等党派的教授与学生。教授方面；在属于左派政党的教
授中，有闻一多和曾昭抡等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和费孝通等先
生；没有党派而批评政府的有张奚若和陈序经等先生；比较中立而对政府常
有意见的有陈岱孙和王赣愚等先生；在经济问题方面批评政府的有伍启元杨
西孟戴世光等先生；属于国民党反对派的有钱端升等先生；属于国民党批评
派的有周炳林杨振声等先生；国民党开明分子有冯友兰和雷海宗等先生；三
青团的有姚从吾和陈雪屏等先生；。。。在联大这许多教授中，有一件可喜
的事，就是联大是没有顽固派的分子。不过如果有极左极右的人，联大也必
能包容而不加排斥的。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堡垒”，真正的“自由堡垒”。
这才可以使许多人在一起而没有纠纷。
三校校长，分工合作。当然，联大所以能合作，三位校长的功绩也不
少。这三位校长是采分工合作的办法。南开张伯苓校长总是在重庆代表学校
向陪都交涉。北大蒋梦麟校长则负责所有对外的事宜。清华梅贻琦校长则负
责校内事务。他们三位的感情十分好，这就替学校散播了和谐的空气。
在整整九年的合作中，这三个北方的最高学府在西南角上替战时中国
造就了不少的人才＇5＇。 ＇5＇参阅《观察》第1 卷第6 期第17－18
页《本刊特约记者文章》。
二、对学潮的同情
在抗战胜利后，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考察他们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了
解整个大学教授精神状态的一个主要标志。从整个《观察》时期看大学教授
对学潮的看法，我们会对他们的精神状态有这样的评价：他们不仅同情和理
解学生，而且敢于公开表达对政府镇压学潮的不满情绪。他们通常采取的办
法是先在校园内劝阻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其次他们以宣言、文章等
形式奉劝政府理解学生的行为，改善自己的统治。在学潮势不可挡的时候，
他们中的有些勇敢者甚至要参预到学生的游行行列中。我们如果留意教授在
学潮中的表现会发现，他们对于自己的行为没有什么恐惧感，整个精神是正
常的，是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的。在对学生的态度上，他们从不隐瞒自
己的观点，讲的都是真心话和心里话。他们的整个精神处于一种蓬勃向上的
状态，他们虽然有自己远离政治的专业，但同样对国家的前途抱有强烈的责
任感，而且他们有说话的权利。当时有民间报刊这一主要言论渠道，所以教
授对时政的所有看法都能及时传达出去，另外整个大学之间对于教授的评聘
有较为严格的学术标准，这使获得教授资格的人天然地具有充足的自信，能
够呼吁公正，主持正义，在历次的学潮中有些大学教授经常站在学生面前演
讲。
《观察》的一篇通讯有这样的记载：“在这种情绪之下，众料在第二天
的纪念会人数一定更多，因为在这庄严的纪念会中有北大许德珩、袁翰青、
樊弘、燕京张东荪、清华张奚若、吴晗教授的演讲，讲的又都是大家所苦闷
的问题，大家正好从这里找到一个方向”＇6＇。虽然从以后的变化中，我们
了解到在当时的大学教授中有中间偏左的，有中间偏右的，甚至也有共产党
员，但在对学生运动的一些基本评价上，他们是没什么分歧的。在清华一次
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学校教授的言论能见出他们的性格： ＇6＇
《北大“三·二九”前后》，见《观察》第4 卷第7 期第14 页。
陈寅恪教授说：“罢课既经决定，即须遵守，一致行动。”
张岱年教授说：“今天内战的性质，是买办阶级反人民残暴的战争。。
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该做抗议的表示。。”
陈福田教授说：“我对目前物价飞涨所感受的威胁，完全和你们一样。
这基本的原因是内战。对你们的行动，我很同情。”＇7＇ ＇7＇《清华
园：让血化为更坚强的力量》，《观察》第2 卷第14 期第20 页。
针对当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委吴铸人对学潮的一次讲话，北大、清
华、师院、燕京大学90 位教授联合发出抗议，这90 名教授中几乎包括了当
时所有知名的教授。他们认为：
学潮发生固属不幸，但接连的伤害学生，包围学校捣毁校舍等暴行，
当局实不能辞刺激学潮之责。手无寸铁的善良纯洁青年对于这样假藉
暴行
来挑衅的手段，表示愤慨与抗议，我们只有衷心同情。为了维护学府
尊严
与争取安全保障，我们也会忍痛罢教，唤起全国人士的注意，藉以制
止层
出不穷的迫害与惨案，挽回迭受摧残的教育生机。目下学潮正在渐起
平息
中，而党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极尽挑拨，诬蔑，威胁之能事，用
心何
在，令人诧异。
无论吴铸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们要质询他：所谓受奸匪
利用究竟有何证据？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
制造
了？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
状的
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假令政府容许在这文化的古城
再演
一幕同样的惨剧，抵足以表现其颟顸与残暴而已。＇8＇ ＇8＇《北
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来函》，见《观察》第4 卷第10 期
第2 页。
从这抗议中，我们不难感到当时的大学教授是何等的临危不惧，大义
直言。类似的宣言《观察》还发表过武汉大学教授金克木、张培刚、曾炳均、
邓启东、韩得培、萧文烁等6 位教授的《我们对学潮的意见》＇9＇。 ＇9＇
《观察》第2 卷第15 期第21 页。
三、抗议政府的勇气
大学教授，特别是有名的教授，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中，对于
自身的价值有充分的自信。在政府一面，尽管对于大学教授有种种批评，但
从根本上讲是害怕教授的，他们懂得教授的专业特长是国家须臾不可少的，
同时对于教授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也有恐惧心理，生怕伤害教授给自
己带来不利。我这里所谓的教授还仅限于那些只活动在大学校园中，没有直
接介入到具体政治运作中的教授。在四十年代，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
他们在公众心目中代表着公正和良知。他们当时最大的特点是在批评和抗议
政府的不合理方面有整体力量，绝不是个别独立地去抗争，而是团结一致。
那时的大学教授，只要觉得政府作出的决定不合理，马上就可以联名发表宣
言表示抗议，而且无论是从事自然科学基础研究的，还是从事工程技术的，
从事人文科学的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彼此之间在关心国家命运上全都投入了
热情，并没有那种以专业远离社会政治为借口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当时的
社会也把大学教授作为最公正的代表，就是生活在社会低层的人们，也认为
大学教授总是能讲公道和主持正义的。这种大学教授整体力量的形成实际上
已成为现实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至少他们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批评政府，
而政府尚不敢以言论去治他们的罪，大学教授在抗议政府的腐败行为方面表
现出的一致性是他们不畏强暴的力量源泉。在《观察》时期，我们经常会看
到这些大学教授对政府毫无顾忌的批评。以下是登在《观察》上一篇大学教
授的宣言＇10＇： ＇10＇《观察》第2 卷第2 期第21 页。
保障人权
宣言者：朱自清 向 达 吴之椿 金岳霖 俞平伯 徐炳昶 陈
达陈寅恪 许德珩 张奚若汤用彤杨人楩 钱端升
二·二二·北平
近日平市清查户口，发动警宪八千余人，分八百余组，午夜闯入民宅，
肆行搜捕，据平津二月十九日各报记载：十七日一夜捕去一千六百八
十七
人，连同前数日已入陷囹圄者共两千人以上。其中不少知名之士，就
已知
者如中央警官学校王云相教授，北平耆旧符定一，行总平津分署组长
于汝
祺女士，中外出版经理社经理张亦风夫妇及店员三人，牙医师朱砚农
博士，
前协和医学院大夫蒋豫图博士，师院附小女教师二人，以及华北学院
学生
三人，并据当局表示：尚拟继续搜捕。当初政府公布宪法重申保障人
民自
由，甚至颁行大赦，北平一地即已释放千余人，今反以清查户口之名，
发
动空前捕人事件，使经济上已处水深火热之市民，更增恐惧。同人等
为保
障人权计，对此种搜捕提出抗议。并向政府及社会呼吁，将无辜被捕
之人
民从速释放。至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亦应从速依法移送法院，并保证
不再
有此侵犯人权之举。
在当时，大学教授发出这样的呼吁并非什么奇特之举，他们已经习惯
了这种文明的抗议方式，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但我要充分表达出我的意见。
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邵循正、
徐毓丹、袁翰青、陈振汉、杨人楩、楼邦彦、戴世光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
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11＇，坦陈自己的意见，督促政府改变自己的
工作作风。 ＇11＇《观察》第3 卷第8 期第3 页。
对于当时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一事，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
朱自清、陈达等48 名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的教授立刻发表《我们对于政
府压迫民盟的看法》＇12＇，他们本着“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
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并从法理的观点指出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
的不合理性。《观察》时期，大学教授联名签署的声明，宣言有四个非常明
显的特点：第一，以西方的法制为立论的基本前提；第二，一切以公众利益
为最高原则；第三，一切为国家走上健康的民主政治之途所努力；第四，他
们所关心的问题决不围绕自己，而是以公理为尺度。 ＇12＇《观察》
第3 卷第11 期第3 页。
在《观察》时期，特别活跃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尤以那些
以法学为专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斗志最为旺盛，如楼邦彦、韩德培等人对于政
府在治制方面的每一不合理处都能以西方的法律精神予以批评＇13＇。
＇13＇可参阅楼邦彦《论公然反对政府》《论公务员的罢工问题》《论动员勘乱
时期临时条款》，韩德培《人身自由的保障问题》，分别见《观察》第2 卷第
13 期，第4 卷10、22 期，第3 卷11 期。
《观察》撰稿人的命运
历史既然记住了储安平，那么也就不会忘记《观察》。《观察》在本世
纪40 年代中期的出现，看起来是偶然的，但也有某种必然性，我把这种必
然性理解成一种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执著追求。虽然从1946 年9 月到1948 年
12 月，《观察》的存在时间不足3 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严格意义上的
《观察》实际只能算在1948 年底）。
一、关于“《观察》撰稿人”
这里的“《观察》撰稿人”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不是指所有曾经给
《观察》写过文章的人，而是从《观察》创刊号上起，一直列在《观察》封
面下的那一批人。对“《观察》撰稿人”，储安平在1947 年初，《观察》出满
第24 期后曾写过一篇题为《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诞生·半年来的
本刊》的文章，储安平在这篇文章中谈到编辑部的筹备工作时，对于“《观
察》撰稿人”有一段详细论述，我抄在下面：
我们拟了一张“拟约稿人名单”，分别函洽。函洽时，一共附去印件
三件：一、缘起，二、拟约稿人名单，三、拟就之复信。函附“拟约
稿人
名单”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虑允任或不允任时，获得一种参考
材料。
拟就之复信，则请收信人在“遵约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号，
可
免另写复信之烦。但是我们认为单单这三种印件还不能表示我们的诚
意，
我们大都另外附有私人亲笔的函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诺，共同
为国
家的福利努力。拟约的撰稿人原不止于那张名单上的几十位，但因我
们对
于撰稿人负有赠阅刊物的义务，所以不能不竭力缩减。在那张拟就的
名单
上，有一小部分仍未发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
义是
双重的，第一表示愿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义上支持这个刊
物。
接洽的许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复函“不克担任”，有8 位先生迄无
复
信（各信托人转致，是否转到，不明）。其余大都函复“遵约担任”，
并
除寄回印就的复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励我们。有许多刊物常常不
得到
本人允诺就将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为“特约撰稿人”，我们深不以此
种
态度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们未敢贸然将其姓名列出。我
们不
用“特约撰稿人”一词，一律称为“撰稿人”，目的在位本刊的撰稿人
在
精神上能和本刊发生更关切的感情。现以第一卷而论，封面所列70 位
撰稿
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给本刊写过文章＇1＇。 ＇1＇《观察》第1
卷第24 期第4 页，1947 年2 月8 日出版。
从储安平的论述中，我们对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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