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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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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 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
共两党都有清醒的评价，但历史的发展却使这些清醒的言论和具体的行为之
间出现巨大反差。1946 年至1948 年间，在《观察》上曾围绕“自由主义往
何处去”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参预论战的还有当时的《大公报》（上
海）《中建》《世纪评论》等杂志，杨人楩、张东荪、施复亮、李孝友、朱光
潜、邹文海、杜迈之等都写了文章。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重读他们当时对自
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时，很为他们的理智和清醒所震惊，他们对国共两党的
评价，从总体看，对国民党的评价要高于共产党，我这里的评价侧重于在文
化精神上，而不包括他们管理国家的行政方式和最终结果。储安平《中国的
政局》中的言论是为人熟知的，杨人楩曾在《观察》上写过一篇《国民党往
何处去？》的文章，后储又请杨写一篇《中共往何处去？》，杨最终未作，
但却给储写了一封《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长信。信是1947 年9 月28
日写的，请留意这个时间。杨在信中说：“保留‘争论’并非终止‘争论’，
因为自由主义者始终是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的”＇1＇。不必多引，类似的言论，
在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更绝对的。张东
荪曾说过：“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无异于要我在枪毙与
死刑之间作一选择”＇2＇。当年浙大外文系主任余昆珊则有言：“共产党来了，
我就自杀”＇3＇。许多事实使我们实在难以相信1949 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
真诚的。在这里我想请人们注意“青年信仰”这个问题。“青年信仰”是指
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
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
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青年信仰”
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我们对许多年老的
知识分子产生敬重，实际源于他们的“青年信仰”，他们在晚年能保持清醒
的判断能力，也与他们的“青年信仰”分不开，如巴金、冰心、萧乾、施蛰
存等，近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即是明显例证。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
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
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 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
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 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
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49 年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
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
仰”冲垮？49 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
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
发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一些敬重，
而1949 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也即余英
时所谓的“边缘化”了，但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
的。
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需要我们长期反省的。
＇1＇《观察》第3 卷第10 期第11 页。
＇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12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
年版。
＇3＇冯世则《“不言论”的自由》，《读书》1993 年第8 期第146 页。
《观察》的突然转向今天已成为窥测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
窗口。我个人怀疑这种突然转变的真诚性，但大量当时出现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又在否定我的想法：他们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我想起
了多年前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觉。
这位1966 年自杀的著名翻译家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
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 年前的傅雷家
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
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
纲要》的小册子＇4＇，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
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
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
来配合政府”＇5＇。我们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
对毛泽东1957 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
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话，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
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6＇。“他
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
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的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
了的人”＇7＇。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傅雷的困惑在那里呢？
我以为在于他的轻信。
傅雷也好，储安平也好，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理性、平等、
宽容、信任等为基本行为准则的。这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风度，使他
们把讲话和行事视为同一。
1949 年后，在新的环境下所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
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
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
方面的，中国社会这种典型的文本与实际脱节，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
谁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但绝不准有同人报纸刊物；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
写着，但绝不准自由结社。文本上存在许多，但在统计上都是零。
1957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清楚了这一点，其代价是55 万知识分子
的“右派”命运。 ＇4＇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08 页，北京三联书
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5＇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22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6＇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34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7＇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58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 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
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
初看起来，这两点在当时都具备了，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
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在理智上意识到你的对手是什么，可在行为上又迁
就呢？
《周恩来年谱》在1949 年7 月12 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
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
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8＇。
我想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
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
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
便于1949 年11 月1 日复刊了”＇9＇。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
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
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
人，但没有范长江，可见与储的关系。《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
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
从1949 年11 月1 日起，至1950 年5 月止。《新观察》的第一任主编是黎澍，
第二任主编是来自四野新华社总分社的杨赓。《新观察》刚筹备时，储安平
还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后，储安平完全不来了。冯英子说储安平的
性格是“自视更高，他从来不作第二人想”＇10＇。 ＇8＇中央文献研
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883 页，人民出版社1990 年3 月版
＇9＇林元《碎布集》第40 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年2 月版。
＇10＇冯英子《储安平的〈客观〉和〈观察〉》第41 页，见《编辑记者100
人》，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 年3 月版。
《观察》在49 年以前曾发行到10 万5 千份，并且出了西北航空版和
台湾航空版，直接订户即有1 万2 千份，如果按每本刊物有10 人阅读计算，
它的读者约有一百万人左右。而复刊后的《观察》连三千直接订户都不到。
储安平最终离开他壮年时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其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一个毕生信奉自由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的不适应也
是显而易见的。
二、复刊后的《观察》
储安平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对于办报纸办刊物具有很高的热情，
这可以从他当年创办《观察》时给胡适的几封信中看出＇11＇。储安平个人对
国民党没有好感，这种感觉是具体的，他曾经作过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笔，但
后来离开了。他对共产党也有清醒的认识，但这认识是抽象的，因为他毕竟
没有直接和共产党打过交道。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
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
它究竟要干什么事情，谁也预料不到。在他们面前就如同一衰朽的老人和初
生的婴儿，老人的一切都是直接的具体的，好坏分明，而新生的婴儿却是难
以预测的，谁也说不清它将来会是什么。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
常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这种心理使储安
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自己人生的选择中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
色彩。 ＇11＇《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68、225、239 页，中华书
局香港分局1983 年11 月版。
储安平不容于国民党，1948 年《观察》被国民党查封，他逃离上海，
才免于囚禁。
个人的直接遭遇，让他再去选择国民党，恐怕不太可能，他在1949 年
后，曾两度试图在新的环境下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但又毫无所成。1949
年，新政权刚一建立，他要恢复《观察》，天遂人愿，《观察》复刊了，但此
《观察》已不是彼《观察》，他也无可奈何。离开《新观察》，去新疆考察，
他为新的生活所感动，写下了《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信集》，歌颂社
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他已失去了真诚地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环境，如果不
是1957 年夏天的言论，我们会说40 年代的储安平，居然是一个没有经过任
何曲折和痛苦就成了新的知识分子，这太难令人相信，然而历史总是人的具
体经历构成的。如果储安平，或者说他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经过思想
改造已经成为新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理解，1957 年会有那么多
经过思想改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又回到了1949 年以前的精神
状态，可见当初的思想改造是多么荒唐。1957 年夏天，对所谓的思想改造
是莫大的嘲讽，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形成的信仰，那里会在强权下真正被改造？
只不过表示沉默和迁就而已。美学家朱光潜在《观察》关于“自由主义往何
处去”的讨论中，也写了一篇《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
可以看出来光潜对自由主义是很推祟的。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
只体现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
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
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
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到：“我敢说在三十年乃至五
十年的术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
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12＇。
正是这位朱光潜，在1949 年后，作为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主任，很快就发现
自己不适于作领导工作，多次向校务委员会主任汤用彤辞职。但这也逃不出
很快到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朱光潜依然成为北京大学的
重点批判对象。后来朱光潜认真研究过马列，并在1951 年翻译出版了一本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13＇。
按说朱光潜该是一个被改造过的人了，但在1980 年以后，朱光潜首次著文
为沈从文鸣不平＇14＇，并对自己在《西方美学史》中不敢提叔本华和尼采，
表示强烈自责，认为“这是由于我的顾虑，胆怯，不诚实”＇15＇。由朱光潜
的经历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的心态。
＇12＇《观察》1948 年3 卷19 期第8 页。
＇13＇常风《回忆朱光潜先生》，山西《黄河》文学双月刊，1994 年第1
期第163 页。
＇14＇《沈从文研究资料》（上）第370 页，花城出版社1991 年版。
＇15＇《朱光潜全集》第2 卷第210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储安平49 年后的第一次选择以平和的方式失败了，他离开《新观察》。
1957 年夏天，他的第二次选择，作为《光明日报》总编辑，却给他终身带
来不幸。可以肯定地说，储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但同时也是储个人的，内
在性格的悲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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