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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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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留下一些学术成果，但遗憾的是，在他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们见到的多
是这样的文章：《斥奥斯汀侮辱中国人民》、《加强政治课程和时事学习》、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体会和检讨》、《遵循着斯大林同志的遗志继续前
进》等等，陈智超说：“解放以来，他还写作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同上）
陈垣过去的学术特点是以写专著见长的，但后来却没写一部专书，而应景的
文章，要几倍于这“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刘乃和《陈垣同志已刊论著目录
系年》，《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版1992 年）是陈垣年龄太大了吗？从他的
健康状况看，似乎不是。令人感慨的是40 后代末就几乎双目失明的陈寅恪，
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不仅没转变，还完成了《元白诗笺证稿》、《论再
生缘》和3 大卷的《柳如是别传》，“至文化大革命之难起，他至少完成了十
几篇文章，两本专著，以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盲目衰翁有此成绩，殊
可惊叹。”（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166 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陈寅恪虽
然小陈垣10 岁，但当时的身体状况也不好。陈垣似乎适应了时代，但再没
留下了什么传世之作，而坚持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却
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陈垣的遗憾是时代造成的，但个人应当承担
多少责任，后人又该从这遗憾中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所见陈垣的资料不是
很多，但从一本《陈垣来往书信集》中，我能略窥他的个性，该书紧排着收
有1935 年戴传贤和汪兆铭给陈垣的两封信。从信中得知，戴传贤复信是陈
垣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寄给他后的感谢信，当时戴传贤是考试院院长。
汪兆铭的信也是陈垣寄赠《史讳举例》、《元西域人华化考》后的复信，当时
汪兆铭是行政院院长（见该书624、625 页）。从这信中，至少可以感到陈垣
是喜欢和政界要人来往的，这种个性，在他最终的转变中，可能也起了作用。
史学界对二陈的评价是：陈寅恪重志节而陈垣识时务，因此二人的命运也就
截然不同。
顾颉刚的恐惧
1949 年，顾颉刚57 岁。他没有走，留在上海复旦大学做教授。顾颉刚
早年出身北大，是沐浴着五四的精神成长起来的，他在《古史辨》一册的自
序中说过：“若是我不到北京大学来，或是子民先生等不为学术界开风气，”
“要是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积着许多打破传统学
说的见解不敢大胆宣布。”五四精神鼓舞着顾颉刚，不仅仅是在学术思想上，
而且包括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作为学者，顾颉刚的学术道路与政治的关系
并不大，但顾颉刚本人是受胡适、傅斯年、钱玄同等人的影响成长起来的，
在精神上深信特立独行的原则。1925 年对由女师大学潮引起的北大同人内
部的矛盾，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劝他“不必与任何方面合作，要说话就单独
说话，不要说话就尽守沉默。”（《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1 页，中华书局
版）可见当时顾颉刚对学术之外的事情，兴趣并不大。顾颉刚小胡适两岁，
但对胡适本人极其恭敬，凡给胡适写信，均以学生自称。1927 年，顾颉刚
就说过：“我以10 年来追随的资格，挚劝先生一句话。”（同上，428 页）顾
颉刚对胡适热衷政治很不理解，劝他：“我期望先生的事业完全在学术方面
发展，政治方面就此截断了吧。”（同上，收8 页）顾颉刚和胡适过去的私谊
极好，他们虽然是同龄人，但胡适对顾颉刚却有导师的作用，顾颉刚说过：
“自从遇见了先生，获得了方法，又确定了目标，为学之心更加强烈。”（同
上，531 页）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是好友，但两人个性不合，顾颉刚也曾对胡
适说过：“我和孟真，本是好友，但我们俩实在不能在同一机关做事，为的
是我们俩的性质太相同了。”（同上，533 页）我说了这些顾颉刚和胡适、傅
斯年的关系，是想说明一个意思，我们曾经有很长时期，把当年胡适、傅斯
年留在大陆的好友，简单地认为和他二人分道扬镳，这既不符合他们之间的
本来情形，也不近人情。刘起（左金右于）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
中曾有许多文字述及顾颉刚与胡适、傅斯年的不同，但多数不能服人（刘起
（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8 页；1986 年5 月中华书局版）。50
年代顾颉刚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表过态，写过文章，这也是事实，但对顾
颉刚的这种做法，今天的人们已经能够理解，因为当时作为一个年逾六十的
老人，在那样的气氛下说点假话，也不违情理。当年留在大陆的史学家，论
和胡适的交情，有3 个人最深，或者说，这3 个人胡适对他们都有知遇之恩，
一是吴晗，一是罗尔纲，还有就是顾颉刚，但3 人中，只有吴晗没有写过批
判胡适的文章。
我个人理解，吴晗没有写，是因为当时以他的政治地位，如不是特殊
情况，没有人再去运动他来表态。要是他还在大学教书，恐怕也不会不写。
他们当时对胡适的批判，更多地映现了一个时代铺天盖地的政治狂澜，这狂
澜中什么，人情、礼法、师友、前辈统统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惟一的政治
标准。对顾颉刚来说，他的内心不仅是痛苦的，而且是恐惧的，这在很大程
度上代表了他同时代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心态。
1954 年，顾颉刚由上海来到北京，很快和当时历史所的实际负责人尹
达有了矛盾，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学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他不敢
拍案而起，但他的痛苦却在日记中流露出来。1952 年4 月2 日的日记中有
这样的记载：“作《东向与南向》，久不作文矣，今乃得闲作得一篇，大非易
事！”（顾灏《顾颉刚年谱》346 页，中国社会科学版）可见当时顾颉刚的心
态。1952 年7 月，顾颉刚参加了上海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和三反运动。对
这些运动的真实感受，他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
堪炎热，一也。刺激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
我批判的时间，三也。”（同上，347 页）顾顿刚本是著名学者，但在50 年
代初期，他就处在这样一种恐惧中。他虽然尽量表态，尽可能按新时代的要
求来批判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难认同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本年
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预，而皆未真有所会悟。所以然
者，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刚以前作《〈古史辨〉
自序》，是任北大助教6 年，慢慢读、慢慢想而得到的。因为有些内容，所
以发生了廿余年的影响。今马列主义之精深博大，超过我《古史辨》工作何
限，而工作同志要人一下就搞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为。。。若不经渐悟
之阶段而要人顿悟，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实欺人之语耳。”（同上
347 页）
顾颉刚在50 年代的表现，其实只是外在的，在内心里，他也知道自己
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可以从他和童书业与杨向奎之间的一件事情
看出。
童书业原是一个没有学历的人，曾在浙江图书馆做校对员，但童书业
喜好读书研究。
1934 年，他写了一篇评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的短文，发表在《浙
江图书馆馆刊》上，并寄了一份给顾颉刚，后顾颉刚因省亲到杭州去，便去
找他。第二年又邀请他到禹贡学会给自己当助手，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
作，并且做出了很大成绩。而杨向奎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曾帮助顾颉刚查
《道藏》，并续完顾颉刚的《中国上古史讲义》，这部分文章，曾被顾颉刚收
入《古史辨》第7 册中。可以说，顾颉刚对杨向奎和童书业均有知遇之恩。
然而1952 年童书业在《文史哲》上发表《古文辨派的阶级本质》，杨向奎发
表《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对此二文，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均给予无
情之打击”（同上，346 页）。但顾颉刚对童书业和杨向奎的做法并未责怪。
1954 年王树民对童杨二文表示“窃未敢以之为然”。对此顾颉刚的看法是：
“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
故不得不做过情之打击。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
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同上352
页）既然顾颉刚可以这样看待学生对自己的批判，那么同样道理，他对胡适
的批判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理吗？正是由于自己有这样的心理，才能理解学
生的心理，当时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很少不写文章批判他的，大概也都有同
样的心理。
《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只有两处提到顾颉刚，都是叙旧时提
起，可见对他当年的批判，胡适根本也未放在心上。
整个50 年代，顾颉刚基本没有什么好心情。他在日记中说：“到京8
年，历史所如此不能相容，而现在制度下又无法转职，苦闷已极。”（同上370
页）到了“文革”，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
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 年代初才得以解脱，和他同时代的学者比较起来，
顾颉刚的后半生基本还在做学术工作，终是幸事。
晚年贺麟
1982 年，已80 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
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
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
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 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
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
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
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 位著名
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
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
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
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
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
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
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
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 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
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
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 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
开的一个标志。
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
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
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
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
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 页）
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
京方面曾3 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
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
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
74 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
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
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
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
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
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
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
固”（《会通集》31 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
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
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
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 年他在《光明日报》
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
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
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
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
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
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
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
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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