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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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过于戏剧化（）。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仆人报告车子已经开出。华夫人走向大门，临行，她吩咐老花匠黄有信，去把“一捧雪”的残苞修剪一下。
　　以上就是《秋思》情节之大概。
　　这篇小说的结构，前后可以分为三节。第一节最长，占全文篇幅一半以上，主要由华夫人和林小姐的对白构成。第二节约占全文三分之一，共只一段，内容是华夫人在花园面对“一捧雪”时的片刻感触。第三节最短，仅七行，主要是华夫人和老花匠的一两句对白。
　　就叙述方法和叙述观点来论，第一节和第三节属于同一类。作者完全客观，从小说人物之身外，记述描写她或她（他）们听得见的对白和表现于外的形态动作。也就是说，作者采用的是客观写实的手法。可是夹在小说当中的那一节，叙述观点和方法就很不同，作者主要采用“意识流”技巧，钻入主角华夫人的思维，从她的内部意识，记述她未表于外的主观感触。这一节，一千四百字，完全不分段，只是厚厚实实的一整块，这一大团主角的主观感触，经由园中盛开的“一捧雪”引发，只持续或包容在极短暂的片刻（采几枝花的时间），但却统摄了她数十年的漫长生命。
　　这篇小说里相当浓厚的社会讽刺，主要存在于作者客观写实的部分。在这部分，作者和小说主角保持着一大段距离，于是我们也用纯粹客观理智的眼光来看小说人物，把她们的言语行动作理性的分析，把她们的种种缺点作智性的批判，如此小说便产生了社会讽刺的效果。至于当中那一段“意识流”的主观叙述，则可说是作者对主角表现于外的言行之注解与阐释。由于作者在此完全取用华夫人的观点，叙述之中便牵缠许多感情因素。这感情，当然是华夫人的感情，不一定就是作者读者的感情。可是我们难免受到叙述观点和作者同情语气的影响，觉得不再容易对主角冷眼旁观，理直气壮地嘲评她的是非。这段主观叙述里，当然还是有相当成分的社会讽刺。可是讽刺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华夫人，却变为华夫人所蔑视的万吕如珠。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谈一谈《秋思》里的社会批评和讽刺。
　　最明显最客观的社会讽刺，当然，就是华夫人这起上流社会太太们，在政府遭受如此空前浩劫的今日，居然还躲藏在富贵豪华的安乐窝里，搓搓麻将，把全部心力集中贯注在“美容”这么一件肤浅的小事上。保持容貌之美，是她们最关心，也可说是惟一关心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如果天生丽质，这当然是易如反掌的事。可是远离青春年华之后，还要使美色不褪，就不得不取用一些人工方法来挽救，或请美容师做脸修眉；或如万太太，用蓝色绿色的眼圈膏遮掩眼袋子。这些女人，既不必担心物质生活的匮乏，惟一的忧虑便是老去，丧失美色。所以当华夫人得知头上又生出几丝白发，她会震惊得说话声音也颤抖起来，仿佛末日已经逼近在眼前。
　　华夫人赴约去万公馆，不过是和几个太太打麻将。她却像要参加世界选美赛似的，那样一丝不苟认真化妆打扮。首先到“百乐美”去做头发，梳成一个高耸的贵妃髻。然后雇美容师林小姐来家里，替她做脸，修眉毛，修剔手指甲。并细心斟酌指甲油该用何种颜色，以配合玉器首饰和宝蓝色真丝旗袍。她不能容忍小疵，头发梳得紧了一点，就嫌不好，还得由林小姐替她挑松一番。
　　而林小姐这个年轻美容师，是社会上另一种典型人物——即喜欢奉承讨好上流社会人士的典型。她“满脸羡艳的神情”，“像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捧着”华夫人的手，叹道：“我从来没见过，竟也有生得这样好的皮色！”华夫人皮色美好，大概是真的。可是林小姐那种口气和态度，却难逃谄媚之嫌。聪明的林小姐，必然感觉出华夫人对万夫人的忌意，因而“噗哧的笑了一下”，偷偷告诉华夫人，万夫人曾经动过拉面皮手术，可是最近脸皮又松下来，每次她去替万夫人做脸，万夫人总发脾气。说着两人都笑起来。后来林小姐又提到“万夫人有了眼袋子，不涂眼圈膏是遮不住的”，两人就又笑了起来。我们不怀疑林小姐喜欢华夫人，胜过万夫人。可是我们不禁怀疑，当她到万公馆替万夫人做脸时，说的话是否又有另外的一套。
　　华夫人心里，显然颇为妒恨万夫人。原因不少。首先便是上流社会女人基于虚荣心的争风吃醋。从小说头一句话，我们就可窥知华夫人这种心理：
　　
　　“林小姐，你说老实话，万夫人跟我，到底谁经得看些？”
　　华夫人心里，当然明知万夫人容貌比不上她。但她还是一再的需要别人的附和肯定，以加强她的自信，以满足她的虚荣。她吩咐女仆阿莲，回电话时不要告诉万夫人林小姐在替她美容，亦是她虚荣心的表现。她不要别人知道，特别不要万夫人知道，她的美色是用心“打扮”出来的。
　　她妒恨万夫人的第二个原因，便是万夫人说话十分刻薄，曾当着人取笑她，叫她“摩登外婆”。这样的取笑，对于惧老如死、惟恐花容褪色的华夫人，所引起的刺激反应，我们可想而知。
　　上述两个原因，我们是从小说第一节，即华夫人和林小姐对白的部分，推断得知的。
　　然而华夫人嫉恨万夫人的最根本也最潜在的原因，我们却必须等到读过小说中间那一大段“意识流”叙述，才能明白。从这一大幅统摄华夫人过去背景的意识摄影，我们得知她心爱的亡夫，曾是一个抗日大英雄。抗日大将军。珍藏在她心中的一个永恒记忆，便是抗日胜利后，华将军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时的伟大动人场面。这一光荣记忆，溶入了她的灵魂，于是任何和这份记忆的意义互相抵触的事件或潮流，都会受到她心灵固执的排斥。万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