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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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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柱国有幸，艰难履步于此寒冷世界，得暂时驻足在一小片“温州”。
小说里的“冷”“暖”意象对比，随着情节动作的进展，十分一致地持续下去。细细审察作者之用字，我们不禁又一次拍案惊叹，白先勇怎能这样高妙地在看来只是流畅写实的文字里，赋予此般深刻的双关暗示含义。白先勇的象征和意象，运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露凿痕，许多读者根本就没发现到它们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白先勇既然写得出这样一手流利好文句，他就没花费心思，也没必要花费心思，去探索有关单字效果变化的可能性问题。这是一般读者对白先勇小说写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误解。然而，正如庄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民国以来，另有几个小说作家，十分擅长于意象文字之使用。张爱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张爱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露，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感官（视觉、听觉、味觉等），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这是我的看法。
话转回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冬夜》里，作者如何把“冷”“暖”之意象对比，与小说最终主题十分一致地，贯彻运用到小说的结尾。
吴柱国湿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脱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拿“自己使用的”“保暖杯”泡茶给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温暖给予朋友同享。吴柱国辍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眼镜被茶水热气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旧情温暖，开始溶解他的冷面具；他“除下眼镜”当然也就是预示他即将解除面具。
谈过一时话，余教授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不顾自己行动多么不便，一拐一拐的，却不肯让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壶”斟上“滚水”，保持温暖。可是，一旦对谈的话题从温暖的过去移转到冷酷的现在，随着心情的转变，室内温度仿佛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感，于是“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当吴柱国痛苦喊道“都是空话啊”，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发出“冷”笑，余教授发现茶又“凉”了，立刻起身要换一杯热的来。吴柱国却“一把执住他的手”，先把话说完，把自己的底细揭发干净，才放他去，仿佛在迫令老友面对冷茶——冷的现实。而余钦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流侵袭，觉得右腿“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
小说近尾，余教授的儿子从外头回到家里的时候，“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缝里钻了进来”。余教授，明显的，十分疼爱俊彦，可是俊彦到底象征“现世”，所以他之进屋，就比如“现世”之侵入，带进了寒气。作者安排让余太太出外打牌，让俊彦迟归，使两个老友单相独会谈话，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现世”寒气之侵袭，“温州”也就温不起来了。
然而，“温州”之驻足，是短暂的，还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现实的世界。余教授送吴柱国走出巷口：
……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珊，蹭蹬着。
雨点从纸伞的破洞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来。
不错。今日现实人生，确是一条冷得令人缩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这漫长艰难的旅途当中，如果有那么一小段程路，有一个能谅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总会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吧？这个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伞遮在你头上，和你共用；虽然冷雨照样从破洞漏下，无甚用处，总也会有那么一点差异，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吧？
吴柱国乘计程车离去，余教授独自踅回到家，“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潮湿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于是他“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发现窗户让风吹开了，“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后又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潮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
这些描写都暗示，余钦磊虽己在现实生活逼迫下搁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却还珍惜保存着一份对过去的温暖记忆，而这份记忆，他留心卫护着，尽可能不叫它受到现世或现实势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干书）。小说末尾，余钦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忆，十分动人，这也是余教授要卫护的温暖记忆。回忆的动作仿佛真的暂时净化赎救了他的灵魂。
他这栋温州街宿舍，确实已“残破不堪”。沙发“褴搂”，“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来”；榻榻米积年潮湿，“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里“七横八竖，堆满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脱了线，有的发了毛，许多本却脱落得身首异处”。他已不大再去念这些书了，平时却以“租来的”（不是购为己有的）武侠小说自遣。可是这一堆旧书，他却顽固地，铿吝地，死守着，而当太太（现世）干预，遗失了一叠笔记，这位早和现实取得妥协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会“着实发过一次脾气”，逼得“家里的人”（现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
不错。对于余钦磊教授，这栋温州街旧宿舍，是寒冷的现实世界里惟一的暖巢。他“栖住”在这个暖巢里。他还能感觉温暖，因为，他知道，尽管理想已经失去，青春已经逝去，这个巢里——也就是他心里——至少还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记忆。
《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国葬》的象征性、悲悼性与神秘性
《国葬》是《台北人》的最后一篇，也是较短的一篇，全文大约六千字。这个短篇小说，固然也具有独立性，自成一个优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体结构中所占的地位和意义，却更值得我们注意。如果《永远的尹雪艳》是《台北人》的序言（），《国葬》，更显而无疑的，是这本小说的结语（）。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国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写一个力衰体弱的老者秦义方，在一个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殡仪馆内他旧日长官李浩然陆军一级上将的灵堂，当时之所见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礼之后，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辆十轮军卡车，跟着灵枢启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说始终客观叙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时，予以客观描写，固定下来。可是在秦义方向李将军的遗像跪拜过后，作者随着秦义方的内心感触，很自然地钻入他的内部意识，于是开始藉由这个老副官的主观观点，回叙往事，抒发感慨之情，揭露李将军的为人。这之间，作者又时而夹入灵堂里动静的客观描述（在秦义方观察所及范围内），主要却是为了继续刺激引发秦义方的回忆。小说近尾，启灵时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观叙述秦义方如何不容易地获准搭上一辆侍卫卡车去送灵。小说即以他在卡车上兴起的一个光荣往事回忆为终结。
从秦义方的内心自白或唠叨，我们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壶跟着李将军，从广州打到山海关，之后几十年间，忠诚服侍他，陪他渡过各种大风大险。可是数年前，由于年纪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将军终于叫他退休，到天气暖和的台南养病。他满心不愿意，一则因为跟了李将军一辈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为荣，不愿丧失这个身份；二则因为他十分敬爱李将军，觉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气，知道如何照顾他，极不放心把这个责任交付给别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经开了口，他觉得没脸在公馆里赖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荣民医院里养病。从他在灵堂里兴起的一堆内心牢骚，我们得知他把李将军的心脏病突发死亡，完全归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顾他的年轻侍从，“这些小野种”，“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事了”。小说里，处处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轻一代取替的现象。例如公祭典礼中，“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秦义方“一位都不认识了”。
秦义方这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作者对他，虽然明显的满怀温暖的同情，却保持客观写实，不隐饰他的缺点，没把他理想化。他诅咒年轻的侍从，就是一例。他怨恨这些年轻侍从，一方面因为他觉得他们没好好的照顾李将军，另方面必也因为他们夺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个颇有虚荣心的人，人家称他“李浩然将军的副官”，他就觉得“光彩得了不得”，后来长官叫他退休养病，他的首一反应，是觉得不“体面”。我们甚至还可说，他颇有点“势利眼”：不论是抗日胜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将军的灵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许多的“高级将领”，“将级军官”。对于那些享有高贵地位的将军——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满怀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对于他衷心敬爱的，服侍了一辈子的长官，秦义方也不是没有怨言。他内心咕嗜，李将军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撵出门去”。虽然，事实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养。
然而，就是在他咕噜埋怨的时候，我们从他的抱怨口气，感觉出来的，还是他对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爱”。除了忠诚的敬爱，他对李将军还怀有一种近乎母性的卫护心理。夫人过世后几年内，冬天夜里，他常起来替李将军盖被，就是一个例子。在灵堂里，他看到久居美国的李少爷，向吊唁的客人鞠躬答谢。以前少爷从军校装病退下来，跑到美国去的时候，李将军气得一脸铁青，喝道：“你以后不必再来见我的面！”过了这许多年，现在又见到已经长成中年人的少爷，秦义方“那张皱成了一团的老脸上，突然绽开了一抹笑容来”。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诉他：父子到底还是父子。他想告诉他：长官晚年，心境并不太好。他很想告诉他：夫人不在了，长官一个人在台湾，也是很寂寞的”。这是作者何等温暖怜爱的笔触！亦十足呈示出秦义方对主人的爱护和卫护心理。但当然，秦义方没能和李少爷达成心灵上的沟通。他只说了“长官——他——”几个字，便缩回手，因为，“中年男人抬起头来，瞅了他一眼，脸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识的模样”。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爷心灵沟通，他却在类似的一言半语之中，和小说的另一角色——刘行奇——达成了心灵上的默契。秦义方因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叶副司令两位久已隐居不出面的老将，而回想到李将军从前曾举起三只手指，十分得意他说过：“我有三员猛将……章健、叶辉、刘行奇。”（小说里提到，章、叶二人被称为“钢军司令”，刘行奇被称为“铁军司令”。笔者据闻：北伐时期，广东、广西军英勇善战，有钢军铁军之誉。）秦义方正回想到此。却见一位满面悲容的老和尚——这是作者文字转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灵台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义方见和尚后颈上一块巴掌大的红疤，记起北伐打孙传芳龙潭那一仗，刘行奇后颈受过炮伤，这才认出是他，赶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紧接的秦义方内心之往事回忆中，我们得知刘行奇跟随李浩然将军三十年，从家乡开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当，尽打胜仗，深得李将军的宠爱。可是在大陆最后撤退的时候，刘行奇和他的兵团被困在广东，没能和李将军等会合一同撤离，却全军覆没，给俘虏了一年，吃尽苦头，才只身从广东逃到台湾。来台湾后，他即被革除军籍，曾到李公馆参拜长官，惭愧恸哭，称自己“败军之将，罪该万死”。李将军则“红着眼睛，一直用手拍着刘行奇的肩膀”，深叹道：“这也是大势所趋，不能深怪你一个人。”
老和尚认出秦义方，“脸上又渐渐转为悲戚起来”。说道：“秦义方——唉，你们长官——”便哽咽落泪，不能卒言。过后他又说了一次：“你们长官，他对我——咳——”还是说不下去，摇一摇头，叹息一声，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虽然他连一个完整句子都没说出口，他和秦义方两人，由于对李将军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无言的片刻却达企了心灵的汇通。
作者让秦义方追忆刘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为了指示他所以变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揭露李浩然将军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从秦义方早先的内心唠叨，我们已知他的长官有“拗脾气”，性格十分倔强，七十多岁还不肯服老，身体不舒服绝对不肯承认。他当了一辈子军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轰轰烈烈的建立了伟大功业。可是在台湾，“这些年没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猎”。这样的叙述，已经呈示出李将军晚年，对于年岁的压迫是多么的不肯屈降，对于现实局势使他无法施展雄才的事实，又是多么的心怀怅憾。可是我们必须等到秦义方追忆刘行奇往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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