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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女孩-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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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纳小姐有一次告诉我，那个音乐盒是她父亲送的一件礼物，她身边唯一的家庭纪念品。她在盒子里保存着一本供她写下自己思想的小照相册。她说，那音乐实际上是一首德国歌曲，内容是关于喝啤酒、跳舞以及亲吻美丽的姑娘的，但是阿门夫人已给写了新的歌词。这词儿我听了都有上百次了，可听起来只像在说：“我们迈着心甘情愿的脚步与耶稣共同前行，当死神拐弯而去，我们将遇到我们的主”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你看，我还记得那首古老的歌曲，但是现时这些歌词有了新的含义。总而言之，那就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听的歌，告诉大家的是到外面去吃一碗米饭——来自耶稣的恩赐。我们那儿有许多乞丐都认为耶稣是个有很多很多稻田的地主。
第二个星期天，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讲了三分钟。然后牧师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只讲了一分钟。在中文方面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短，因而在那个星期天苍蝇吸吮我们的汗水也只有一个半小时。在那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更是只有一个小时了。后来阿门牧师与班纳小姐作了一次长谈，随后的那个星期天里，阿门牧师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也讲了同样长的时间。阿门牧师再说了五分钟，班纳小姐又讲了同样的时间。但是现在她不再谈论升入天堂的规矩了，她在说：“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遥远的王国里生活着一个巨人和一个穷木匠的孝顺女儿。这个穷木匠实际上是个国王……”在每一个五分钟的结尾，她都是于非常令人激动之处刹住，而后说些诸如此类的话：“现在我必须让牧师说上五分钟了，但是在你们等着时，可以问问自己，那个小公主有没有死，或者她救出了那个巨人吗？”在讲道和故事都完了后，她告诉人们，如果准备去吃免费的米饭的话，就高喊“阿门”。呵，喊得是那样的惊天动地！
这些星期天的讲道变得非常地受欢迎，许多乞丐来听班纳小姐的童年故事。拜耶稣教徒高兴，来吃米饭者高兴，班纳小姐也很高兴。只有我感到心里不安：要是阿门牧师知道了她在做的事会怎样呢？他会打她吗？因为我教会了一个外国人用中文说那些无法无天的话，那些拜上帝教徒会不会往我身上泼大粪呢？阿门牧师会不会大丢面子从而不得不上吊寻死呢？那些为米饭和故事而不是为耶稣而来的人会不会沦入一个外国人的地狱呢？
当我把我的担心告诉班纳小姐时，她大笑起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的。我问她怎么知道，她说：“如果大家都高兴，会有什么害处呢？”可我没有忘记那个返回蓟山的男人曾说过的话：“太多的幸福总是会泛滥成哀伤的眼泪。”
我们过了五年的快活日子。班纳小姐与我成了真正的与忠实的好朋友，可其他的传教士对我来说仍然是陌生人。但是从每天看到的微小变化，我也深悉了他们的秘密。老鲁把他从他们的窗户外看到的令人羞耻的事，还有他在他们的房间里看到的怪事都告诉给我听：老鼠小姐是怎样对着一个保存着一撮死人头发的小金属盒嚎啕大哭；算了医生是怎样为了他的胃痛而吃鸦片丸；阿门夫人是怎样把一片片圣餐面包藏在她的抽屉里——从来不吃，只是为了世界末日而存储；阿门牧师是怎样向美国报告他已经感化了一百个人而事实上只改变了一个人。
作为回报，我也把自己看到的一些秘密告诉了老鲁：那个老鼠小姐对算了医生情有独钟，但他未曾注意到；那个算了医生对班纳小姐产生了非常强烈的情感，而她却假装没有察觉。但是我没有告诉他，班纳小姐仍然对她的第三个心上人，一个名叫沃伦的男子，怀有非比寻常的感情。只有我知道这事儿。
在这五年里，一切都始终如一，只有一些细微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不时会有一点希望，一点改变，一点秘密。
是的，我也有我的秘密。我的第一个秘密是：一天晚上，我梦见了耶稣——一个有着长长的头发、长长的胡子、许多追随者的外国男人。我告诉了班纳小姐，只是忘了提起有关梦这一部分。于是班纳小姐告诉了阿门牧师，而他则把我作为第一百个皈依者记了下来——那就是我为什么会知道只有一个皈依者的原因。我没有告诉班纳小姐去纠正他，那样他将会更羞愧，因为他的一百个皈依者甚至连一个都不存在。
我的第二个秘密则要糟糕得多。
这事发生在班纳小姐告诉我她已经丧失了她的家庭和她的希望后不久。我说因为拥有那么多的希望，我可以用我多余的希望去祈祝她的心上人改变主意回到她的身边。这使她非常开心。所以那就成了我祈祷的内容，至少祈祷了一百天。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班纳小姐房间的一只小凳上，与她聊天。找们聊啊，聊啊，当聊完了通常的抱怨以后，我问她是否可以玩玩那只音乐盒。行呵，行呵，她说。我打开了那盒子：没有钥匙。钥匙在抽屉里，她说。啊，这是什么？我捡起一个象牙雕刻凑到眼前。这是一个裸体女人的形状，极其地不同寻常。我记得曾见过一次类似的东西。我问她这个小雕塑是哪儿来的。
“那属于我的心上人。”她说，“是他手杖的把柄。当手杖破了时，他就把它给了我留作纪念。”
哇！那时我才知道班纳小姐的心上人就是那个叛徒，凯普将军。所有这些时间里，我却一直在祈祷他能回来。只要想起这一点就使我的头皮直发炸。
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二个秘密：我知道了他是谁。而第三个秘密则是：我开始祈祷他不会回来。
让我告诉你吧，利比—阿，我并不知道她究竟有多么渴望爱情——任何性质的爱情。甜蜜的爱情不会持久，而且太难以寻觅了。但是堕落的爱情！——有许多可用来充填空虚。而这就是她习惯了的东西，也是一旦回来她就攫取的东西。
第五章 洗衣日
就像闹钟一样，电话铃一到八点就响了起来。那已是连续第三个早晨邝在我正好给烤面包涂黄油的时刻就打来了电话。还没等我说出哈罗，她就已脱口而出：“利比—阿，问一下西蒙，立体声音响的修理店名字叫什么？”
“你的立体声音响出什么毛病啦？”
“毛病？啊……声音太嘈杂了。对，对，我是在听电台广播，它就会嘶——嘶。”
“你有没有试过调一下频率？”
“试过，我经常调的。”
“那站得高音响远一些怎么样？可能今天你带了太多的静电；说是天要下雨。”
“好好，或许先试试这个。可是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给西蒙去个电话，问问他修理店的名字。”
我的情绪不错，我也想看看她到底能把她的诡计施展到什么程度，“我知道那家店，”我说，同时绞尽脑汁找着听上去有可能的名字，“对了，是伯格斯轰响音盒店，在市场街。”我几乎都能听见邝的脑子在飞转并喀哒地进入选择模式。
最后她笑了起来，说：“嘿，你这个坏女人——撒谎！没有这样的店名。”
“也没有这样的音响毛病。”我补充说。
“好好，你给西蒙打个电话吧，告诉他邝祝他生日快乐。”
“实际上我正要用同样的理由给他打电话呢。”
“哦，你太坏了！为什么要折磨我，这样来让我难堪！”她发出一阵呼哧呼哧的大笑，接着喘息着说：“哦，还有，利比—阿，在给西蒙打过电话后，给妈妈去个电话。”
“为什么？她的立体声音响也坏了吗？”
“别开玩笑了，她的心脏不舒服。”
我大为恐慌，“是什么不好？严重吗？”
“呣一嗯，太糟糕了。你还记得她新找的那个男朋友吗，我可·自由挑？”
“哦——够·集——邮——吊，”我缓缓地发出音来，“是贾米·乔夫赖。”
“我总是记得我可·自由挑。而那正是他的所作所为！结果证明他早已结婚了，是个智利太大。她一露面，就拧着他的耳朵，把他给带回家去了。”
“不会吧！”我的脸颊上泛过一丝高兴的涟漪，可内心里我又责怪自己不该这样。
“没错，没错。妈简直要发疯了！上个星期她买了两张爱之船巡游票，自由挑说用你的信用卡吧，我会给你钱的。可现在没人给钱，没有出游，也没有补偿。啊！可怜的妈，总是找错男人……嘿，或许我可以为她找找朋友，比起她自己挑来，我能为她挑选得更好。我就找了个好对象，给我带来了运气。”
“如果不那么好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必须补救，使其完善。这是我的责任。”
在挂了电话以后，我一直想着邝的责任。怪不得她把我那悬而未决的离婚看成是她个人和她专业的失败。她仍然相信她是我们精神上的红娘，是我们的无所不包的媒人。我几乎无法对她说她并不是这样的人，因为我过去曾要求她让西蒙深信我们是由命运的必然性连接着，注定要结合在一起的。
我和西蒙·毕晓普相遇于十七年以前。在我们生命的那段时光，我们都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荒唐可笑的东西上——金字塔的力量、巴西人的护身符、甚至还有邝和她的鬼魂的告诫。我们两人都狂热地陷于爱情中——我爱的是西蒙，而他则是别的什么人。这个别的什么人碰巧在我遇到西蒙之前死了，不过一直要到三个月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
我是于1976年的春季学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院一个语言班上把目光投向西蒙的。因为他像我一样，也有个与他的亚裔特征不相吻合的名字，所以我立刻就注意到了他。欧亚混血的学生在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普通。当我注视着他时，我有一种正看着我的活生生的男性幽灵的感觉。我开始疑惑基因是怎么相互作用的，为什么有着相同背景的人们在一个人身上是由这类种族特征所主宰，而在另一个人身上却不是如此。我曾碰到过一个姑娘，她姓张，但是长得金发碧眼。不，她厌倦地解释着，她并不是领养来的。她的父亲是个中国人。我估计她父亲的祖先们曾与在香港的英国人或者葡萄牙人有过秘密的风流韵事。我就像那个姑娘一样，总是必须解释我的姓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我看上去不像个拉贾尼。而我的弟兄则看上去几乎就是个意大利人，与他们的姓氏正相一致：脸比我的更有棱有角，淡棕色的头发，且又微微鬈曲。
西蒙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定的种族特征，他是完美而均衡的混合体：一半夏威夷——中国人的血统，一半英国人的血统，是不同种族基因的融合而非稀释。当我们的语言班形成学习小组时，西蒙和我渐渐地走到了一起，可我们并没有提到过我俩是如此明显地共同具有的东西。
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提起他的女朋友的情景，因为我曾希望他并没有女朋友。当时我们五个人正在临时抱佛脚准备应付期中考试，我在罗列意大利伊特拉斯坎语的标志：一种已死亡的语言，也是一种孤立的、与其他语言没有联系的语言……就在我概括的中间，西蒙脱口而说：“我的女朋友，艾尔萨，她参加过一次去意大利的学习旅游，看到过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伊特拉斯坎陵墓。”
我们都看着他——像是，怎么说呢？你得注意，西蒙没有声明“我的女朋友，顺便说一句，就像这种语言一样，已经死了。”他附带地提起她来，仿佛她还好好地活着，正在欧洲铁道线上坐车旅游，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寄回明信片。在经过几秒钟令人难堪的沉默以后，他显得局促不安并且像人们走在人行道上时陷于自我争论中一样地喃喃自语着。可怜的家伙，我心想，就是在那一瞬间，我的心弦被拨动了。
在课后，我和西蒙经常在熊窝咖啡店轮流买咖啡请对方。在那儿，我们汇入了别的数百个人改变生活的交谈和领悟真谛所形成的嗡嗡声中。我们探讨著作为一个西方偏见概念的原始主义；长条术语血统混合化是对种族主义的唯一回答；反讽、讽刺、滑稽模仿则是作为了真理最深刻的形式。他告诉我他想创建他自己的哲学，一种将指导他的生活工作、将使他能对世界作出实质性改变的哲学。那个晚上我在词典上查看了实质性这个词，而后意识到我也需要一种实质性的生活。当我与他在一起时，我感觉到仿佛一个秘密和自我的优秀部分最终被放开了羁绊。我也曾与别的吸引我的家伙约会过，但是那些关系极少超越由彻夜的聚会、麻醉中的聊天以及有时是性所造成的那种一般性的美好时光，所有那一切很快就会变得像早晨的呼吸那样变了味。与西蒙在一起，我笑得更厉害，思考得更深刻，对于远在我自己那舒适的小窝之外的生活也感到更富有激情。我们能够把概念像职业网球手一样地来回传送，与对方的心灵进行角力，并把对方的过去用心理分析的热忱发掘出来。
我觉得这是怪异的：我们竟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两人在五岁之前都失去了双亲之一：他是母亲，我则是父亲；我们都曾拥有作为宠物的乌龟：他的乌龟在他偶然把它们掉进一个氯化处理过的游泳池后死去了；我们在童年时都很孤独，都被丢给过保姆——他被丢给了他母亲的两个未出嫁的姐妹，而我则是邝。
“我的母亲把我留在了某个与鬼魂谈话的人手里！”我有一次告诉他。
“上帝啊！我可真奇怪你居然没有比你现在更疯狂些。”我们都笑了起来，但我感到我们这样用那些曾经使我极其痛苦的事开玩笑有些轻率。
“好心的老妈妈，”我补充说，“她是最完美的社会工作者，完全沉溺于帮助陌生人，却忽略了大后方。她宁愿恪守与她的指甲修剪师的约定，也不愿抬起一根手指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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