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天堂 作者:笛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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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雷（2）
　　　　　　　　她大笑，“少东施效颦了，还是跳河吧！”
　　　　　　　　损我永远是这小蹄子的乐趣，这点上她和江东一样缺德。
　　　　　　　　“问你个问题行吗？”我正色。
　　　　　　　　“问。”
　　　　　　　　“你和江东这么多年，就真的一直没联络过？”
　　　　　　　　“就知道你狗嘴吐不出象牙。”她笑着，“都多久以前的事儿了，联络不联络又有什么区别。”
　　　　　　　　“那到底是联络了没有呢？”
　　　　　　　　“没有。他不是已经结婚了？我也是听说。”
　　　　　　　　“是。”我冷笑，“‘嫁’到加拿大了。”
　　　　　　　　“别这么说。”
　　　　　　　　“不然怎么说，明摆着的，大家都说他和那个女孩才认识几天就结婚，不是为了移民又是什么？”
　　　　　　　　“也许人家是真的一见钟情呢。”
　　　　　　　　“把他天真的，”我往我的冰咖啡里加了块方糖，“你信一见钟情这回事儿？”
　　　　　　　　“不信，可我相信有例外。”
　　　　　　　　“那也‘例外’不到他头上。”我恶狠狠地下了结论，“再说，他怎么偏偏就跟一个华裔加拿大籍的‘一见钟情’，太巧了吧？哄谁呢，又不是罗马假日。”
　　　　　　　　“周雷——”她叹口气，“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同学，你怎么老是这么恨他。”
　　　　　　　　“你还好意思问我？”我直直地盯着她。
　　　　　　　　她不看我，眼光转到了窗外，一天一地的黄沙。她咬了咬嘴唇，说：“周雷。”
　　　　　　　　“别当真，说着玩的。”
　　　　　　　　该死。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总是关键时刻斯文扫地。要是让冯湘兰知道了今天这个场面又不知道该怎么取笑我了。为了弥补这个尴尬，我主动转移了话题，我们聊了很久，很尽兴。我时不时地幽她一默，逗她笑笑。不知不觉，沙尘暴就过去了，外面天色渐渐暗下来。
　　　　　　　　“走吧，”她说，“要不然你妈又该说你就知道疯，不知道用功。”
　　　　　　　　我苦笑，“又活回去了。”
　　　　　　　　我们一起走在步行街上，我送她去公车站，一路上很多人。空气里带着些刚才的尘土气，我们走到了步行街的尽头。
　　　　　　　　这儿有棵唐槐，在步行街和马路的交接处。一千多岁了，老成了精，树干粗得像个原始部落的图腾。马路上汽车悠长地划过路面，几个浓妆的三陪小姐说笑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她们的目的地一定是街对面的红玫瑰歌城。路灯打在唐槐四围的栏杆上，隐约看见一个久远的还是三位数的年份。那时候这个城市还年轻，还美丽，像三陪小姐一样用热辣辣的眼神打量着李世民起兵的西域宝马。宝马性感地仰天长啸，轻蔑着隋炀帝绮丽又脆弱的江山。我真希望我也能对这个城市“跩”上一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可惜我的这故乡一点不争气，堕落得连性别都没了——我也就没了跟它调情的兴致。
　　　　　　　　天杨说：“周雷，到这儿就可以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一时没听清她说什么。
　　　　　　　　她冲我笑笑，脸上一如既往的干净，不施脂粉，在夜空里清澈着。
　　　　　　　　“咱们就再见吧。”她说，“再打电话给你。”
　　　　　　　　我抱紧了她，我吻她。我的双臂把她箍得紧紧的，她像熔化了一样放弃了挣扎。就是这么一回事，天杨，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你没那么无辜。我爱你，从咱们小的时候，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就爱你。从你上课偷看《局外人》的时候我就爱你。从你像个小水萝卜一样戳在教室的第一排，到你亭亭玉立地坐在学校的篮球馆，我一直都在爱你。比起那个时候，我更爱的，是现在的这个长大了的你。天杨，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我放开她的时候，她的头发乱了。嘴唇像绽放一般的红。
　　　　　　　　“对不起。”我说。
　　　　　　　　她摇摇头，“再见。”
　　　　　　　　她转过身，踩着地上的灯光。
　　　　　　　　妈的，我今天丢人现眼到家了。



　　　　　　天杨
　　　　　　　　＇天杨＇
　　　　　　　　我站在公共汽车站牌那里，发着抖。他还在对面，在唐槐下面，路灯旁边，我越不想看他，他的身影就越是跳到我跟前。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这么心慌得要命，来不及想。我知道他不会走，不看着我上车他是不会走的。可是我突然一点力气都没了，那路公车好像永远也来不了。一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拉开了车门。那个阴魂不散的还站在那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落荒而逃。
　　　　　　　　“去哪儿？”司机问我。
　　　　　　　　我告诉他家里的地址。
　　　　　　　　“你不认识我了？”他问。
　　　　　　　　我以为我碰上了一个劫色的。这时候他回过头来，“天杨，好久不见。”
　　　　　　　　肖强。
　　　　　　　　我今天招谁惹谁了。皇历上一定写着呢：今日不宜出行。
　　　　　　　　“嗨，”我觉得我该表示一下惊喜，“真的好久不见。”
　　　　　　　　“我还以为你留在上海了呢。”
　　　　　　　　“没有。”我说。
　　　　　　　　“你现在……”
　　　　　　　　“是护士。就在儿童医院。”
　　　　　　　　“噢。白衣天使。”
　　　　　　　　我们都沉默了下来。没人说话，车里的广播声就格外地响。音乐节目，应该是“怀旧金曲”之类的，不然不会是罗大佑的破锣嗓子在嘶吼：
　　　　　　　　“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习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
　　　　　　　　我把头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刚才说的话又在耳边回响起来：“天杨，我爱你。从小的时候起我就爱你，别装得什么都不知道，天杨你不能这样对我。”
　　　　　　　　然后，我居然想起很多年前方可寒的话，“宋天杨，男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别全信。明不明白？”她诡谲地笑笑，她身上永远有股浓郁劣质香水的香味。
　　　　　　　　到了。我看了一眼计价器。
　　　　　　　　“不收钱，天杨。”
　　　　　　　　“那怎么行？”
　　　　　　　　“行。”他坚持，“好不容易又见面，这次一定要算是我送你。下次，下次你就算是顾客，下次收钱，可以了吧？”
　　　　　　　　“谢谢。”我今天没力气跟人争。
　　　　　　　　车灯就像一种审视的目光跟随着我的背影。我走出去很远了，才听见汽车重新发动的声音。我再一次落荒而逃。今天我可真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准备回去再查查字典，还有别的什么用来形容人的狼狈相的成语吗？
　　　　　　第三章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江东（1）
　　　　　　　　＇江东＇
　　　　　　　　从什么地方说起呢？我小的时候不叫“江东”，叫“梁东”。北明中学的江校长是我的继父。这件事我很少跟人说。我的生父是个赌徒。我六岁的时候，跟着妈妈离开了他。
　　　　　　　　我是在河边长大的。就是那条刚被治理过不久的河。现在这河被换过了血液。虽说是花钱买来的清澈和丰沛，但毕竟像那么回事儿了。当它还是条臭水沟的时候，我的家就在它岸边的工厂宿舍区——没错，就是说差不多是我妈妈上班的这间工厂把这河变成臭水沟的。夏天的夜晚，一股奇奇怪怪的气味蔓延在我们的楼道，我们的公共厨房，公共水房，公共厕所，甚至我们每家的房间。这气味被小孩们讲得千奇百怪，有人说那是在河滩上烧橡胶的缘故，有人说那是被丢弃的死婴，想象力丰富一点的就说这是什么犯罪组织在销赃——赃物堆到河滩上，拿化学药品一倒，什么痕迹都留不下，除了这难闻的气味。其实那不过是这条河的气味而已，倒是无形中锻炼了我们的想象力。
　　　　　　　　我在那栋筒子楼里其实只住到八岁。可是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依然听得见走廊上各家的门响，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不同的脚步声，还有水房里自来水自由的喧闹。水房从来就是个是非之地；早上走廊里总是排着一条人人睡眼惺忪的长队，端着脸盆毛巾牙刷等着进水房盥洗，口角诅咒常常不绝于耳；下午水房就成了女人们的俱乐部，只要聚在一起洗上一小时的菜或衣服，各家各户就没了隐私。水房里的那些女人让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常常是这样的局面：我妈妈抱着菜盆子走进水房，如果她们本来是聚在一起的，见到我妈妈就会散开，要是她们本来是分散着的，我妈妈来了她们就会聚到一起，总之，永远提醒着我妈妈她是被排除在外的。我不知道她们到底提醒了我妈妈没有，总之是提醒了我。提醒了我注意我妈妈身上有什么不一样的。结论：唯一的不一样，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而她们不是。
　　　　　　　　妈妈很安静。她很少跟人说话——倒是阁楼上住着的那些单身汉很喜欢跟她打招呼，她也只是点个头，笑一下而已。她也不像别人一样下了班就喜欢在水房里泡着。她都是在家里洗菜洗衣服，宁愿不怕麻烦地一趟趟跑到水房换干净水，也要在家里洗。八平方米的小屋，一张双人床差不多把什么空间都占了。她坐在小凳子上搓衣服的时候得注意些，肥皂水才不会溅到床罩上。她一向爱干净。只是她洗衣服的时候屋里就没地方撑开那张小方桌，于是她就会对我歉然地一笑，“小东，先去外面玩吧。等妈妈洗完了衣服你再写作业。”我自然是愿意的。心里想她天天都洗衣服才好。不过我不喜欢她洗被单。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得到院子里去拧干那些床单被罩。我是个孩子，她是个女人，我们俩用尽吃奶的劲儿还是不行。我印象里别人家洗床单时都是爸爸和妈妈一起拧干的，可我不会为这点小事想念爸爸，因为他是个狗杂种。
　　　　　　　　经常会有筒子楼里的男人看见我们，来帮我们拧。男人的手臂，轻轻松松，床单里的水就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我常想：要是被单也知道疼的话，落在我和妈妈手里就算是幸运了。来往的女人看到了，就跟那男人开个玩笑，“哟，学雷锋呢。”在我们的楼里，“学雷锋”是个典故，特指一个男人帮我妈妈做事儿。在我妈妈不在场的时候，水房里的女人们成天地互相取笑，说谁的老公是“学雷锋先进个人”。那声浪肆无忌惮地传到我们屋里来，妈妈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偶尔，她会抬起头，疲倦地冲我一笑，说：“小东，要好好读书，知道吗？”
　　　　　　　　其实我知道她们并没有恶意。那些女人。她们对我都很好，总是摸我的头，给我个苹果什么的。我不怪她们拿我妈妈开涮，相反她们越这么说我越开心，因为我知道她们嫉妒。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很偶然地跟天杨说起我们的水房，说起每天早上水房门口的长队。她眨眨眼睛，“那不就跟在火车上一样？”我这才想起这是她从不了解的生活。我们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每天放学后她都会坐在学校的篮球馆里看我们训练——跟篮球队其他哥们儿的女朋友一起，她们被体育老师戏称为“家属团”。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们都说，你打球的样子好帅的，不过……”我正得意，“不过什么？”“不过你的运动裤太老土了。她们说阿迪达斯这两天全场打五折，让我帮你去选一条。你看呢？”从那一回开始，我身上属于筒子楼的痕迹就慢慢慢慢被打磨掉了——被天杨，被我自己，被北明中学——这个云集了我们这城市的小精神贵族的地方。
　　　　　　　　我能进北明中学全是凭我自己考够了分数。但我不能理直气壮地说这跟我的继父——江校长毫无关系。如果我妈妈没嫁给他，也许我就和我筒子楼里的小伙伴一样：读完河岸上的小学，进妈妈她们工厂的子弟中学念初中，初中的时候开始打电脑游戏，打台球，也打群架。初中毕业，一生的教育也便到此为止，然后在躁动的年纪打情骂俏地走进父母的工厂上班，再然后，就是呵斥他们在筒子楼里横冲直撞的孩子了。我的那些朋友，除了极少数非常优秀或非常不争气的之外，大部分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个时候，江校长还是江老师。江老师在我们的筒子楼里是个受尊敬的人。他在那所子弟中学里教物理，课讲得极好，经常辅导我们这些小孩子做数学作业。他们说他是个怪人，四十岁了还不成家。后来，他和我妈妈之间的“绯闻”虽说进一步恶化了妈妈在水房里的人缘，却丝毫没影响他在筒子楼里的声誉；再后来，当他讲课的名声越来越大时，被一所重点中学挖去了；再再后来，他和我妈妈结婚了。我们在筒子楼里的最后一夜，妈妈跟我都睡得很晚，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小东，从明天起，我们就再不用跟别人合用厨房厕所，再不用拉蜂窝煤，再不用去澡堂洗澡了，小东你高不高兴？”



　　　　　　江东（2）
　　　　　　　　妈妈离开筒子楼没多久，那间工厂就停产了。但江老师的运气一直很好，用“扶摇直上”形容不算过分。终于，不到十年的时间，江老师变成了北明中学的江校长。后来江校长，也就是我爸帮妈妈找了一个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我觉得这工作适合她。她和江校长没有再要孩子。
　　　　　　　　我高一那年冬天，那间工厂正式宣布破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经常在这个城市里看到昔日水房里的某个女人在送牛奶，某个顶楼上的单身汉在街角支着修自行车的小摊，或者某个“学雷锋先进个人”在寒风凛冽的早上把晨报插到每一家的信箱。也许这话由我说是不大好，但我确实从那时起感觉到“命运”这东西。特别是，我妈妈，她依然是美丽的，这些年她养成了定期做皮肤护理的习惯，总是和她新认识的朋友讨论哪家美容院的打折卡划算。我曾经跟天杨讲起过这个，她笑笑，她说我的话让她想起香港有个写小说的叫亦舒，她的小说里说：在寒风里的公车站站上四五个小时，再美的美女也是“尘满面，鬓如霜”——这就是十六七岁的天杨。她看过的书太多，这妨碍她体会赤裸裸、未经矫饰的人生。我不是在为我自己不爱阅读找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