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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下的玫瑰-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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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广远银行里的存款全部由我掌握着，每月由我直接从银行将存款利息拿回来，供家里的一系列开支。我们结婚的这一年，中国的股票市场发生了很大转变，股市一天一个变化，我在同事的帮助下，开始用何广远的钱进入股市炒股。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何广远做的。于是，短短一年下来，我已积累了六十多万元的资本，考虑到股市的风险因素，我果断地抽出了自己的股金。随着我腰包的膨胀，我慢慢地对何广远的态度冷淡下来。再后来我不但不再干家务活，而且常常直到深夜才回家。何广远虽然很伤心，但看得出来，他在默默地忍受着。我那时一心扑在炒股上，哪有时间顾及何广远的心情。
不久以后，我觉得时机已成熟，我要把计划的最后一步棋下完，好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去，于是，那一天我早早地回到了家里，出人意料地烧了满满一桌子的菜，殷勤地为何广远劝酒。在何广远酒足饭饱之后，我又提出要带他一起出去看电影。何广远受宠若惊，当天晚上，我跟他缠绵了一番后，我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将银行里属于我的那部分存款先取出来，我想开家餐厅。何广远不假思索地一口答应了。第二天一早，何广远亲自将钱取出交给了我。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半个月之后，他便接到了我请律师送去的离婚协议书。我的离婚理由相当充足：“当初，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并不知道自己有很深的恋父情结，以为尊重、崇拜就是爱情，所以便草率地同何广远结了婚。经过近两年的共同活，我发现自己错了，我对他只有对父亲般的感情，而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我们的婚姻根本是无爱可言的……”
就这样，在法院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何广远和我办理了离婚手续。从结婚到离婚，
我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但就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我迅速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女孩变成了拥有百万家产的“富婆”。
我离婚没多久，我便打探到钱立伟的下落，据说他在广州做大生意。但我有点不相信，便没有在意。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要我去机场接他。在机场相见的那一瞬间，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那笔挺的西装、镀金的眼镜和手中拎着的密码箱，俨然一副大老板的模样。从机场回到市区，他让出租车直接开到了我们以前租住的那座民宅前。当走进那间小屋时，屋子里的一切还是像我离开时一样，再看看身旁的钱立伟，却是比两年前多了一份成熟与霸气。沉默片刻后，钱立伟将手中拎着的密码箱一下子抛在桌子上：“这些钱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了吗？”
看着满满一箱子的百元大钞，再看看满脸冷漠的钱立伟，我又惊又羞。自己忍辱嫁给何广远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以后能和他更好地生活！当初自己要不是故意装作那么绝情，钱立伟能答应与自己分手吗？刹那间，我满腹的屈辱化成了一行行泪珠滚滚而落，我屈膝跪在钱立伟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诉说着两年来的一切。听着听着，钱立伟也禁不住哭了起来，二人再次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没几个月我们就正式结婚了，应邀前来参加婚礼的同学和朋友们，都被我俩那奢华的婚礼场面所震撼，他们纷纷走上前，充满羡慕地祝福着我们。
就在婚礼即将结束时，三辆警车闪着红灯呼啸而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几名公安干警已经把钱立伟牢牢地按倒在地。我一下子扑上前，惊恐万分地问：“这是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抓他……”
这时，守在警车旁的两名干警走过来说道：“他涉嫌参与大宗走私、贩毒，我们盯了他已有一段时间了。”
钱立伟被带走了，等待他的将是漫长的刑期。
而我呢？费尽了心机，使尽了手腕却换来如此的结局，我将如何去面对以后的人生？
第二章 你为谁哭泣，你被谁抛弃一个正常女教师的“精神病”史
这是一个大胆追求事业的青年女教师。
经人介绍，结识了一个大款并与之结了婚。
她成了富婆，工作上又出尽风头，嫉妒她的人联合起来于是，耸人听闻的事情发生了……
怪事。之所以怪，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们的职业道德不同于常人，因而女老师找“大户”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第二，这名女教师是个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可遭遇却如著名电视剧《新星》里的那个李向阳的命运般凄惨，被“大户”丈夫和一些人联合“会诊”后确认为：精神病患者。
强烈的好奇，驱使我找到了这个女教师。我说明了自己想以朋友的身份，和她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
也许同是陕西人的老乡情结，也许是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认同，总之我们聊得很投机，很坦诚。
我叫张星欣，从念书到当上一名中学老师，我走过的路相当顺利。家里人都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可是，偶然间冒出的一个游戏般的念头，却毁掉了我的一生。
那一年到上海旅游时，我无意中翻到一家报纸上有师资人才招聘的广告，就萌发了试一试的念头。想不到这一次应聘，本来干什么事情都顺利的我同样顺利地被聘用了。
原本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想变成了现实。
想想自己对原来那所中学陈旧的教学方法也确实不怎么感冒，何况自己正年轻，有时间也有资本可以冒险，于是，我在原单位办理了辞职手续后，就如约来到了上海的这所中学。由于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我把所有的精力与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这是一所私立学校，管理体制允许教师进行新的尝试和改革。于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也为了开
发自己早已蓄积在心里的那些全新的教学方法，我开始在自己这门课的教学天地里尝试改革。我自认为是在探索新的教学方法，不料想，我的这些做法却让其他教师感到自己那老一套的教学方法受到冲击，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我进行各种方式的围攻。
有人善意地提醒：“别的老师上课补课都有一定的操作方式，你另辟蹊径会让别人‘难做’的。”
我说：“没关系。如果我摸索出新的方法来，我一定和大家分享，那样大家不就可以一起把教学质量提高了么？”
有人说：“常规的教学方式方法不是朝夕之间就搞出来的应急方案，它已经被几十年的教学实践所验证。你那样标新立异，是不是有点儿心血来潮？”
我不高兴了：“一味地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那是偷懒，是不思进取。时代变了，学生变了，当然教学方式就要随之发生变化。否则，只能是削足适履，压抑学生的学习热情，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就这样，由于我对同事的非议不“买账”，在不知不觉间，我发现我被孤立了。
我真切地感到，鲁迅所说的那个黑屋子，就是在新时代里也同样存在着啊。
时代变了，人的本质却没有变。
环境变了，旧的规矩同样没有变。
本以为在这个标榜创新的学校，可以甩开臂膀大干一场，趁着年轻自己或许能够干出点儿名堂，那样的话，也不枉费了多年来所受的教育和心中的梦想。可是，我错了。
人，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群动物。尤其是这个群体的偏执或不可变更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相当专横的利剑，活生生地把与之不和谐的“新生儿”扼杀掉。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民主专政、集体暴力吧。
正是在这个时候，经人介绍，我认识了王双财。介绍人说他年龄虽然大了一点儿，但是个“大户”，家里很有钱。我们家里的生活条件也算不错，但由于我妹妹上大学开支很大，我每月都要寄钱回家，因而手头还是不太宽裕。我想嫁个“大户”也行，只要他人好就成。
王双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简朴不浮夸，这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要给学生补课，晚上才能下班回家，所以为了我的安全，他按时来接我，有时从口袋里摸出两个苹果，或是两个桔子，一人一个分着吃。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与他结婚了。
其实，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我都不知道他的具体财产，他也从不把钱交到我的手上。何况，我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也不想打听那么多，因为我并不缺钱花。我觉得，他虽然爱钱如命，但至少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这才是最重要的。像他这样年纪的有钱人，结婚时还是个“童男子”，应该说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因此我应该感到幸运才对啊。
我们婚后不久，我被调到了高中部。这时，我的人际关系更糟了。
一方面是因为大家知道我傍上了大款，心中很不服气。毕竟我是个外来户，来上海时间不长就一下子成为了“富婆”，而他们这些本地户过了几辈子，却仍然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状态下，这让他们怎么能够好受？
另一方面，在教学上，我更加大胆地改变教学方法。因为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酝酿，我的教学方法已经成熟，付诸实施后取得的教学效果肯定比传统的要好许多。出于这样的自信和年轻人的幼稚，我既没有与教研组长打招呼，也没有跟老教师们好好交流。于是，当我的新教法付诸实施后，引起了其他老师的嫉妒，他们害怕我“一枝独秀”，“出人头地”，那样本来就“傍”上大款的我岂不更加不得了？他们岂不更加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了么？！
于是，我们的矛盾开始出现了，有一天甚至教研组长也与我发生了争执。当时正值学校领导班子更换，我就找新领导诉苦，结果第二天老领导就宣布我的学生让别的老师带了。
回到家里，我想把这一切说给丈夫听，没想到他是那么难以沟通。他见我那么痛苦，十分诧异，给我倒了杯水，但坐下来听了没几句就又烦躁地走开了。我满腹怨气无处诉说，于是委屈地一直哭到晚上，到了他以往睡觉的时间我仍然哭个不停，他说：“你们女人真麻烦，你今晚就睡在厅里吧，我把空调开大点。”说完后，就自顾自地回房睡去了，把我撇在了一边儿。我的气与委屈更大了，我怎么能够睡得着呢。第二天一早，他起床后发现我还在哭，不禁大吃一惊，觉得我这个人真是不可思议。于是，他给我单位打了个电话，说我是不是“发神经病”了，要领导来看看。
当时我并不知情，只觉得领导来看我的时候表情很古怪，他们小心翼翼地说着“你家房子很漂亮啊，你要珍惜啊”之类的话，然后说是带我出去走走。我精疲力竭地跟他们出了门，上了他们叫来的车。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车子竟然直奔精神病医院。这时我结婚才4个月。
一看到精神病医院的门，我就不由自主地大喊大叫、大哭大闹起来。我没有病，我不想去。可是，我拗不过他们。事后想想，我当时那样子确实很“疯”，唉，我拿那帮人真没办法。
老公帮我办了住院手续。妈妈千里迢迢地来看我，流着泪说你要听话吃药啊！这时，我的心都碎了。老公不理解没关系，就连最了解自己的母亲也一样不理解我的心情和感受，你说我怎么不伤心？！
这时，老公透露出要和我离婚的意思，但以配偶患病为理由离婚，法律是不支持的，就这样他想想也就作罢了。
我在医院度过了两个月非人的日子。其间，有个我教的学生来看我，她说，老师，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你进了这个地方，将来出院了，就像一块肉被打了个“次品”的印戳，就算你是一块好肉，别人也不会当你是好肉了……我真是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
我恨老公，他草率的一个决定就把我推进了目前的这个死胡同。
我恨医生，他们不经过科学的检查，就确定并收治了我这个正常人。
可是，恨又有什么办法？
出院后，我发现自己已怀孕3个月。我很担心在医院里用了什么药物会对胎儿不好，因此不想要这个孩子，但老公很喜欢孩子，说：“就算是傻瓜也要生下来。”我在担心中生下了女儿。实在万幸得很，女儿很健康！
出院后，老公好像有点怕我，又看不起我。我则恨他的草率，要知道正如那个学生所说，人们对“那个地方”是有偏见的。我休完产假去上班，大家对我流露出一种同情，我很不习惯。我想，我只有好好上班，才能改变别人对我的偏见。而在家里，我和老公越来越看不惯对方，也越来越难以接受对方。我性格外向，喜欢享受生活。而他是个“健康狂”，不知道从哪儿看来一个食谱，用19种杂粮烧出一锅粥来，就毫不厌烦地天天吃，一直吃。他有洁癖，坚决不在外面吃饭，说是“不干净”。他看电视只看财经台，看报纸只看财经版，就没有别的兴趣爱好了。这也许构不成什么“罪状”，但与我的生活习性差距太大。那天女儿在家吃饭，他说让保姆喂，我想试试让她自己吃。他说我不懂，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我是老师，我怎么不懂？”他想也没想就说，你都得精神病了还配当妈妈？我被戳到痛处，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很慌张，赶忙连声赔不是，然后和气地说：“我们出去散散心，消消气吧！”
我便跟他出了门。谁知道，他叫了出租车让我坐上去，又开往了精神病医院。
一个月后我出院了。但没多久，麻烦又来了。
那天，他的弟弟到我家拿点东西，等在楼下。老公的亲情淡漠是我一向不喜欢的，我就说：“为什么不让他上来坐坐呀？我家姐妹之间走动很多的，这有什么不好？”他不以为然地说：“谁像你们乡下人，都是‘讨债鬼’。”
我马上明白了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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