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中国教育底线-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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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传统项目学校，该校的体育特长生多次代表河南省外出比赛，先后获得过一些奖励。比如在河南省第九届运动会上，十二中有十多位学生夺得了奖牌；上届亚运会皮划艇冠军范瑞楠也是该校毕业生。借助于特长生的力量，十二中敲开了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的大门。这多少给它带来了一点声望，使人们觉得，十二中的学生也不全是“青菜”，从而使生源不至于过分紧缺。　　　　
　　　　在升学教育上，尽管十二中一直抓得比较紧，学生也知道用功学习，进步的速度也很快，但由于长期形成的基础不牢、素质不稳等客观原因，最后升入的多是本地的高等院校，如焦作工学院、焦作大学等，很少有破额腾空，飞越龙门的“龙鱼”。这使十二中在人们的眼里，又始终难以和“优质”挂钩。　　　　
　　　　这样，即便十二中用尽了解数，也依然难以破茧化蝶，至于“青菜”的盛宴和“鱼”的舞蹈，也只能是其一直努力追求却又远未实现的教育理想。　　　　
　　　　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的地方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隐性的、长期的，昙花一现的轰动效应对教育有百害无一利。根据这个规律，“雪中送炭”式的教育行政手段更有利于使优质教育资源公平、公正地得到分配，也才有利于对最大多数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最行之有效也是最基础的教育。　　　　
　　　　然而，虽然“雪中送炭”的行为更具平民色彩，但它却不如“锦上添花”的做法更容易制造光彩夺目的“形象工程”。于是，在现实生活中，“锦上添花”的做法多，“雪中送炭”的行为少。它最直接的后果是：优质高中不需破茧已然为蝶，一般高中纵然破茧也难化蝶，薄弱高中无力破茧只好困死其中。　　　　
　　　　祁宏伟给我讲了这样两个故事：一是他在北京四中、北京十四中考察时，发现人家根本不存在升学问题，十四中提出的目标是消灭大专，四中提出的目标是消灭“大本”；二是有一次他曾对焦作一中的校长许继公开玩笑，说如果许校长把一中的随便两个班放在十二中，让十二中的老师教，三年之后，拿这两个班的升学成绩跟一中的毕业班比，看谁的成绩更好。许校长说，不用比，我们不行。　　　　
　　　　在讲第一个故事时，祁宏伟表现更多的是无奈，十二中的生源质量无论如何也不敢和北京四中、北京十四中比；在讲第二个故事时，这种无奈就变成了不平——十二中的整体师资水平并不比一中差，但却招不来好生源，为什么？　　　　
　　　　十二中的整体师资水平之高，在一般高中并不多见。以青年教师为例，在全校120多名教职工中，有特级教师一人、省级教育教学专家两人（焦作市中学阶段仅有两人）、省级学科带头人一人、省级骨干教师七人、市级骨干教师及教坛新秀30余人，其中五人具有研究生学历、10人拥有双学位。近几年来，该校获得各种奖励80多项，其中张硕果、冯志丽等十余位教师分获省历史、生物等优质课比赛一等奖，王南方、牛玉玲等十多位教师获市优质课、公开课比赛一等奖。　　　　
　　　　在教育科研上，十二中的老师希望科研兴校、兴教、兴学。为此，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教育科研领导小组，制定了《焦作市第十二中学教育科研工作条例》，编写了《焦作市第十二中学科研课题指南》。《阶梯——目标式教学法的实践研究》、《高中化学新教材的研究与实践》、《普通中学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等省级以上重点课题先后在十二中开题。事实上，仅去年一年，十二中就承担了38项校级课题、四项市级重点课题、五项省级课题，向省、市教育部门申报教育科研成果16项且全部获奖，对外公开发表理论文章30多篇。　　　　
　　　　尽管如此，十二中离“优质高中”的标准还有很大距离。这一点，大家都不讳言。实际上，从祁宏伟本人来说，他并不赞成“优质高中”“重点高中”“示范高中”的提法，认为它违背了大众教育和基础教育规律，不利于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他觉得，将高中分为“合格高中”或“标准高中”比较好，这样可以更好地对学生进行终身受益的基础教育，而不是把高中教育单一化为升学预备教育；这种标准下的“优质”，才是真正的“优质”，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才既能像“青菜”一样制成盛宴，也能像“鱼”一样尽情舞蹈。　　　　
　　　　然而，事实是，国民对高等教育的热度非但不减，反而越来越热。从前是孩子考上大学就基本满足了，现在则非重点大学甚至只有清华、北京等极少数名校才能满足家长心愿。这种只愿欣赏“鱼”的舞蹈，不想品尝“青菜”的盛宴的公众心态虽然无可指责，但与之相适应，优质高中资源必须迅速扩大才行——尽管以人们现在对它的认识，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真的违背了教育规律。　　　　
　　　　在这个背景下，是给大量的薄弱高中如焦作十二中等“雪中送炭”，使其尽可能快地向优质资源靠拢，破茧化蝶，还是在它们之外，给已有的优质资源“锦上添花”，通过大办分校等形式走向“垄断教育”，将大量的薄弱高中困死茧中，使教育资源出现闲置或浪费更为合理，的确需要大家共同反思。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1）

　　　　5戴着镣铐跳《天鹅湖》——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学生能否考上大学。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我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2002年1月20日，北京二十二中数学教师孙维刚因病去世。对孙维刚，相信大多数读者比较熟悉。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孙维刚最令人称道的，是在他曾执教并担任班主任的一个普通班中，有22名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据媒体报道，虽然身为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中学班主任，但他却被教育界众口一词地誉为“教育大师”，认为他用数学教出了哲学——论据是：他的教育理念虽有争议，但他带出的学生样样好，连个头儿都比别人高。　　　　
　　　　一位标志性教师，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常常“离经叛道”地实践着自己的教育理念，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业绩。我希望通过对他的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他戴着现行教育体制的“镣铐”，依然跳出了舞姿优美的《天鹅湖》之谜。然而，我深知，这种解读只能属于抛砖引玉式的表面之作，要真正发掘出隐藏在孙老师身上的诸多宝藏还需广大读者本着“天下教育，苍生功业”的宗旨，在随后的日子中继续深刻思考。　　　　
　　　　孙维刚有说不完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已经成为当代教育史上的经典。当我在互联网上对“孙维刚”这个名字进行搜索时，数百条信息扑面而来，绝大多数都是对他的去世表示真诚悼念的，其中既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的唁电，也有从未与孙维刚谋面的普通网友。一个普通教师的去世，能引来如此众多的人们滚滚的热泪，这本身就令人感慨。　　　　
　　　　“孙老师是名师，他并不专门为示范而示范。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示范课，都按照他自己的进度讲。他讲课从不拒绝别的教师旁听，校内校外的教师，京城内外的教师，都是推门就可以听孙老师的课。”北京市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焕奇也曾是孙老师的同事，他说，做一名数学教师，和孙维刚做同事应该是一种悲剧，因为他做得太好了，你难以超越他；但也是一种幸运，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竟将教师这个职业做得如此轰轰烈烈。　　　　
　　　　北京二十二中副校长杨春林曾是孙维刚的学生，她的办公桌就在孙老师对面，她清晰地记得2001年寒假前，孙老师上最后一堂课的情景：他用两道高考题为初三学生结课，这两道题属于前几年高考中比较难的题目，但同学们很快就解开了。杨春林说，孙老师的教学目标很明确，就是让学生们掌握数学的思想和解题方法，因为这样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有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后，教学自然就容易了。　　　　
　　　　在孙老师带的第一轮实验班里，有位蔡冰冰同学，当初考初中时，她连区重点都没考上，但6年后，她却成为北京市唯一入选首届中国奥林匹克国家集训队的选手。她说，这得益于孙老师和自己的一次谈话。上高中时，她的成绩已经很好了，上课时就未免有点儿无所适从。孙老师及时点拨她：知识都是相互联系的，课堂上老师常会重复以前的知识，这时候你应努力找到新旧知识的联系，这样学习数学就变得简单而有趣了。　　　　
　　　　孙老师注重和家长的配合，他的班上有42名学生，他常常说，我们有85个教师，父母双方也是教师。他的家长会要求父母双方都到场，他说：“如果我的教学思想得不到家长的配合，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在一般人眼中，孙维刚的教学方法有些严厉，他会要求学生晚上9：30去睡觉，要求不能进游戏厅……还有许多细小的要求。尽管这种教育理念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他所取得的教育效果却是明显的。他的学生在学校里样样突出：文化课、体育、卫生、公益，甚至身体发育得都要比别的学生好，但他们却并非从学校或者区里选拔出来的，而是大多非常普通。　　　　
　　　　孙老师爱说：“在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做人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我认为还是有最高标准的，比如正派、诚实、无私。”他希望学生“做一个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的人”。他的这种理念在学生们身上得到了体现。1997年高考前，他班里综合评分在前15名的同学都坚决表示：放弃参评三好学生，放弃高考10分加分（北京市市级三好学生高考可加10分），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学。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得主阎君，高二时就被北京大学提前录取，但他想再参加一次国际奥赛，再夺一块金牌。可他看到孙老师身体不好，便想帮孙老师一把。随后，他用了100多个小时为班上的同学作辅导，自己却在国际奥赛代表队选拔赛中以一分之差落选。可阎君说：“我不后悔。”　　　　
　　　　孙维刚去世后，到他家悼念的人络绎不绝，但每个人都被他清贫的生活感动：所有的家具都是“过去式”，铁床和大衣柜更是20世纪80年代初常用的。其妻子王海亭说：“经常有人问我孙维刚这么做，你觉得亏不亏。说实话，我是有些苦，但我很敬佩他，做一个教师能活成这样，为家庭、为学校、为国家留下这么多东西，他过了轰轰烈烈的一生，值。”　　　　
　　　　解读孙维刚的故事，我的感觉颇为复杂。孙老师以自己的才学、能力、人格，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敬佩，也赢得了社会的赞誉。然而，他之所以拥有这些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因为他的学生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试想，如果孙老师班上的学生没有那么多人考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所实践的教育理念，是否还像今天这样能得到大家近乎一致的认可？　　　　
　　　　一位高二学生的家长就说：我参加过高中年级的家长会，孩子的班主任是一位有现代教育理念的年轻教师，她非常同情高中学生面临的处境——做不完的作业、考不完的试。她主张教育应该以人为本，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但是，这样的教育理念并不为校方所理解，因为校方衡量教育成果是以考上某某大学的学生比例为标准的。这位班主任说到动情处，忍不住流下了泪，而坐在讲台下的家长们也很矛盾，甚至痛苦。虽说大家都希望孩子考上大学，但谁也不想让孩子高分低能。　　　　
　　　　在采访工作中，我也遇到过许多这样的尴尬事。比如在某市采访时，我一提起素质教育，该市普教科的负责同志就说，我们这里的素质教育搞得不错，然后就是兴奋地列举某初中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高中，某高中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全然不提通过素质教育的实施，学生们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多少。到了基层学校，校长们最津津乐道的也是这些内容，在他们看来，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重点初中或重点大学。这都使我感到困惑：评价素质教育的标准是什么？难道还是升学率？如果这样，今天大家所谓的“素质教育”，依然还是应试教育，与以往不同的只是，今天的应试教育套上了一件“素质教育”的时髦外衣。　　　　
　　　　


第6章　探路5　孙维刚酿造的美酒味在其中（2）

　　　　在戴着“镣铐”跳《天鹅湖》的过程中，孙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有些努力甚至带有一定的风险。可以说，他是在用生命为学生探寻通往学业顶峰的攀岩之路。然而，仔细分析他所取得的一些“经典经验”，我们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用心血乃至整个生命换来的这些“经典经验”，往往只是在中外教育史中早已有定论的、最基本的常识。他的成功，也只是自觉实践了这些常识而已。因此，我在此想说的便是：为什么认识常识也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实践常识也要如此艰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便不能不触及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痛点。有位名叫汪中明的学生家长这样直言：作为学生家长，我知道素质教育的好处，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提素质教育为时尚早。讲素质教育，就要讲学生的“减负”，这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但结果怎样呢？今天你给孩子“减负”，孩子轻松了、高兴了，但明天第一个哭的就是你的孩子。因为你的孩子“减负”了，但别人的孩子非但没“减负”，反而在不断“增负”。这样，你的孩子因“减负”而不适应于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