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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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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强忍住笑，强忍住不耐烦的情绪，回答孩子那些关于性的提问，比如“女厕所里都有什么”、“为什么不许男孩子进去”、“我是怎么生出来的”。不要置之不理，答法又需要艺术。我们还要天天解释那些关于汽车火车、飞机、以及雨的来源等客观现象，对他们不厌其烦“为什么”，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回答，否则无异于是暗示他们：知识没有用处。如果真是那样，二十多年后，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回答不出儿子问题的青年父亲。
提起教育子女，人们总有一种趣味感，可实际上这是一件艰难的工作。许多在事业上一事无成的人，往往失败于缺乏耐力和坚韧，惧怕艰难，然而他们却往往很快地结了婚，而且草率地生了孩子。这一切，都比成功的人干得麻利。可是，如果他们像在事业上一样不能耐心忍受孩子对于世界的求知欲望，他们便会继续失败，不会有优育上的成功。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人们真应该把这件艰难的工作当成自己最后的杰作和一项伟大的事业去干。否则，不如像西方人那样，找一个自己看得起的人，让他充当孩子的教父，多给孩子一些自己给予不了的关怀。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孩子的成长，对于父母原有的自私，是一次巨大的净化。人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可以百分之百为之奉献的人去证实自己的无私，觉得自己是个保护神。这时，人们对自己的父母有了一丝好感，对配偶有了多一点的依赖。在自己孩子面前，最自私的人也会体验到自己的无私。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逝水流年
逝水流年
孩子的成长又一次使我们感到时间在奔跑。庄周曾经在《知北游》里漫不经心地写道：“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是呵，看着孩子在变化，从伊呀学语，到朗诵第一首唐诗，我们可以感到他们咬住自己手指时的一排新牙。他们学会了追逐游戏，表达自己初步的想法。如果我们离开城市去远方，回来时，便会发现他们又长高了一寸，结交了一个邻居的小伙伴。这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操劳，又是那么仓促。
一九九一年早春，我约上李和她的小儿子去玩。李是我的小学同窗，无庸隐瞒，我对她一直怀有超越友谊的爱感。但是她已结婚，还有了这个小孩子。那一天，我们一起去了元朝古城墙——古城墙由于岁月苍老，已蜕变为东西绵延的土坡，土坡上栽满了小松树——我们翻过这道岁月之墙，来到它北面的护城河畔。望着晶亮的太阳光下李的背景和长发，以及在她身后追赶的儿子，我一下想起七岁时第一次见到的李，那个漂亮而跋扈的小姑娘，现在她身后这个奔跑的儿子只比那个小姑娘小五岁。而今，李已在安详地承受了儿子嘤嘤的喊声，“妈妈，妈妈”，已变成温静的少妇和母亲。
“俱往矣”，我们已经走到了青春的结尾，走向三十岁和中年。我们已经过上了踏踏实实的生活，没有停留，静静地航行。我们都曾惧怕这一天的到来，就像十八岁时谈起结婚，一边渴望得要死，一边感到畏缩。因为伤叹“青春像一只小鸟”，迅速“飞去就不再飞回”，我们曾经深深地怀疑生命，厌倦生命。可是自从彻底扔掉那些谎言般的梦想中不切实际的纷扰，我们却发觉人生是那样的实实在在。这时，我们的生活到了又一个车站，我们觉得未来可能会更好，而新世界还从未到来。这里，我将引用已过世的三毛的话，作为本部分的结尾——
说到最爱的年纪，就是中年。尘埃落定，这时候，人生不问答案，播出去的种子，开始收获了……我们还不老，还有权利去恋爱，还没有走下坡……年轻人，千万要对你的中年抱着一个很大期望。
中年时代失去了容貌的美丽，但是得到了更多更好的东西。越到中年越知道衣着不重要，漂亮不重要，但是健康重要。这种快乐，跟很多的好朋友去交换心得，都说中年好的不得了，大丰收噢！它不一定是金钱上的，也可能是金钱上的。我爱这个年纪！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秋天的早晨
缀语
三十岁，秋天的早晨
现在到了为你的青春写结束语的时候了。
这时，青春的帷幕已徐徐下落，人生的新章在新幕的背后已酝酿成形。仰观十年，青春是一条无以穷尽的长途，但当回首，它却像一阵蒙蒙春雨，来也匆匆，去亦匆匆。有时，你真想回到十六岁的花季，重新来一遍，那样你就会比现在更好。你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考上大学，不放弃每一个学习机会，因为后来你发现需要某种知识时，也每每发现对于这种知识的厌烦曾使你不止一次地逃学。那时，自己的东西丢了，不该上纲上线，如果不是因为你已经断定自己的东西被人“偷”了，或许别人会把你的东西还给你。假如你重新再来一次，你就不会太早地恋爱，而是多看一些事情，多接触一些新人。在以后的中年岁月中，你遇到过许多比现在作了自己妻子更好的女人。你不会急于结婚和生育，也不会为一个对你不合适的丈夫而糟蹋了一生。那种能使自己得到力量的爱情和家庭太少了，你是在养活配偶的同时获取了法定的性生活，并把自己拴在了一只包袱上。你不会花太多时间去上一个又一个浪费你有限精力、金钱、爱心的人的当，也不会交那么多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的朋友。你会在一个公司，像现在这样，安分地干下去，一点点爬向高层，而不是在许多雇主之间调来调去，得到了许多不值钱的经历，却没有攒下一点益于提升的资历。如果重来一次，你肯定不会为社会、政治、活法问题，与父母多次吵架，因为他们并不掌权，决定不了什么。你也就不会总是看不到希望，错失良机，一连好几个月里无所事事，苦闷得自己和自己下着围棋。
你好后悔呵。有那么多事，当你没有经历时，你的经验无法使你把握它们。一旦过去了，一切又都晚了。
你渴望长大，却并不愿意年老。而青春的敌人也的确不是衰老，而是不曾长大。
你曾苦恼，时常想起旧日恋人，设想当初与她/他结合，或许生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就像吕承明写过的一首歌唱道的：“遥远的她/是永远燃烧的火花/是我记忆中一个回不去的家……”在这种淡淡的清愁中，你不会再像十八岁时那样去写日记，不会去找知音以求宣泄，也很少流泪。就像舒婷在《路遇》里写道的——
也许一切都不曾发生
不过是旧路引起我的错觉
即使一切都已发生过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我也习惯了不再流泪
《青春的敌人》有这样一个尝试：让读者打破时空，看一看青春各个阶段的颜色。特别是当你还没有跨入下一个阶段时，提前触知来日的忧郁对你眼前的生活是有助益的。但是，我几乎又可以肯定，你不会同意你所不理解的意见的，因为以后的一切，你尚未经历过。对于未来，你有你自己坚信不移而又牢不可破的预感。这就像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说“亲爱的，别这么早就接受男孩子的求爱”一样，无济于事，因为她需要这些。也如同对一个尚未毕业的中文系学生说“英语很重要”一样，纯属对牛弹琴，因为他自负得很。
二十六岁以前，人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幼稚，并且害怕被别人和被自己发现幼稚。然而，人只有经常感到自己幼稚并敢于承认它时，才能算真的成熟。这种真正的成熟在青春的末期才会出现。而当它姗姗来迟时，人生大局又已基本定下。一个十八岁就决定弃学从商的人，并不知道正是由于他没有进入学院，那个“无业青年”的社会地位，将对其向高层次攀登构成决定性的障碍。
不过，只要是看过这么一本言介青春时分各种阻碍人们成长的劲敌的书，你至少可以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有可能遇到哪些困难。至于如何我行我素地解决它们，你自有你的办法，不必遵从别人的意见。本书只是展现困境并为应付它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参考，只要读者因为这本书而看到了自己人生中的景致，以及其中隐约可见的危险，并通过这本书的光照使那些危险在眼前得以显彰，我的尝试就已经达到。
很奇怪，自从我很小的时候操笔书画，就确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不惜多用任何一个美丽而又恰如其分的词汇，把每一篇公文写成美国宪法开头的那种样子，把每一篇不似说教的说教写成诗篇。为此，我曾很不适应上中学作文课和作各种各样的秘书工作。一九九零年，看了张慈临去美国前发表的一篇散文《独步人生》，很欣赏她的一句金言：“我对世界的感受，就是语言的美。”没错，这也是我的信念。
《青春的敌人》正是禀承了这个信念。
一九九九年，我再次回到母校北大，攻读法律硕士学位，抽去大部分精力，投身法学研究。间或，我刚刚写完105万字的鸿篇巨制《共和国日记》5卷，记述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九九年之间的五十年历史。在这些法学论文和这部通俗历史著作中，我均没有忘记“语言的美”。此后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完善《香港：明月照耀下的奇迹》、《北大百年——往事如烟云》、《水木清华九十年》、《200年鉴中美风》等等一批通俗历史读物，其文字的宗旨依旧是“语言的美”。当然，我不会忘记安布罗西乌斯布道时说过的另一句金言：“文字使人死，精神使人生。”
早在一九九二年秋天，正值《青春的敌人》第一版下厂印刷，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和社会福利学院的朋友们曾来信说，希望得到《青春的敌人》的赠书。我很高兴她们的兴趣，但却同时申明，书里只有“语言的美”给她们看，而书的内容“出境无效”。原因很简单，中国落后的社会现实必需的是一种与之相符的“落后的”策略，这种策略应该比中国实情略进一步，又必须落后于海外现状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根据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找到的答案，不具有世界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的答案，又离中国现实又太远了。
十八岁时，我确立了另一个建设原则：作一个解决问题的人而不作先行的思想家。我对说出崭新的思想不感兴趣，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在实施先人的思想并研究它们的可能性上。早在北大求学时代，我曾因不惮于重复百年前伟人们说过的旧话，常遭同舍好友孔庆东博士的嘲笑。但是我相信，孔博士与我对理论和生活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要创造全新的思想和主义，寻找从未有人光顾过的壮丽美景，而我，只想让伟人们已经说过已经不新鲜的理论成为现实生活。为此，我将继续重复伟人们伟大的箴言。
我不打算不朽，相反希望我的文章快快死掉。
如果一个现实主义的批判，仍有存在的道理的话，那就说明它所批判的东西至今犹存。
我屈指估算，《青春的敌人》的功利影响只有七年左右的寿命，它所针对的就是六十年代以后出生，八十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们。对于其他人，它没有和我的主观目的完全一致的影响意义。对于它2002年仍能换一家出版社又一次加印，实在在预期之外。
记得，戴高乐将军在他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下：“夏尔·戴高乐（1890— ）。”我猜想这位总统是希望他的一世英名和伟大精神能与未来永存。可是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依稀记得，我出生在很远很远的年代，经历过生物从海洋走向陆地的漫长的历程，经历过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古代民主，经历过各国移民争相汇聚于中原的李唐王朝和满清盛世的转折，我似乎清楚地感到血管里流淌着孔孟的血液。而今天，我更加相信，我出生在一个我自己也不清楚的年代。面对死亡，我想我会使自己变为山角下的一抔泥土、风中流云、以及闪进麦田的红狐的尾巴。后来我想我应该把每一次死亡作为每一次来世的终结，每死一次就标志着我此生大事的完成。我很尊崇萨特的一句狂言，“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账”，并且和他一样，认为生生世世“我是赋有天命的”，所以在自己身后竖起的无数次死亡的墓碑碑文上，我将采用和戴高乐将军截然相反的作法，标明自己的每一次终结，却确定自己来源于久远的传统和历史，是它们的胚胎，却不知道授孕的编年。
我愿根植于这种习惯推算我的作品寿命，它们来自永恒，终结于越早越好的一天。
《青春的敌人》不想不朽，也不想太深沉，请我那些治学严谨而意境高远的教授们和品位出超的各路朋友，能够不嘲笑我蹲下身子去同一个孩子讲话，拉着手与二十岁人攀谈。我希望所有读它的人们能够认真，也能够轻松。它和我自己一样，是一种有用但不永存的功利主义的东西。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王跪榕和表姐王瑛，她们是第一批悉心倾听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的人。还有我的父亲周复旦，由于要会晤海外来客，应筹太多的老朋友，谋划秦皇岛四通公司的北戴河展销会，还要翻译文章，所以此书写作绵延于一九九一年整个春季，其间，我不得不一直寄居在父亲舒适的家中，过着饭来张口、晚睡晚起的纯脑力劳动生活。此次改版重印，正值我在各电视台之间疲于奔命，如不是妹妹周忆红、妹夫黄钰、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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