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敌人(第四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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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所催动，恨不能一脚踏碎日本群岛，所以讲话结束后全场没有掌声。然而，先生放下讲稿，望着台下鸦雀无声的学生，向后退回半步，站定后，竟从容地为自己鼓起掌来。那声音自信、坚定、毫不因为无人响应而气馁。为了支持他，我在台下第一个鼓起了掌，随后全场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依旧壮观。后来，我们停止了扩大事态的活动，但那究竟是有感于那篇深入浅出的讲话，还是因为在热烈的掌声中受到了某种感染，现在已无法说清。但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对掌声有一种迷恋，就像是迷恋第一声喝彩，它代表着激励，是一种高度的集体赞美。　　　　
　　　　掌声是一种奖赏。当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用金钱方式，搞了许多年物质刺激之后，它需要一种更为新鲜的奖励办法，于是，玛丽凯——这个智慧的美国老太婆——想出了冒险的一招儿。她让领奖者站到主席台前，面对台下数千名同事，领受长时间的掌声。当年，美国新闻记者在描述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时，称它是“赞美的终极形态”。　　　　
　　　　掌声是一种高度的文明。女指挥家郑小瑛走遍了世界，在回到北京后，她发出了一声叹息，说中国缺少掌声。不是吗？每一次节目即将结束，人们早已归心似箭，急着赶着要提前退场。这种对演出毫无眷顾、不起立鼓掌的景象，在海外恐怕很少见到。　　　　
　　　　此外，掌声还是宽容的流露，少一点狭隘，就会多一片掌声。意大利的帕瓦罗蒂和西班牙的多明戈访华时，曾有一个不解，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么中国人问他们对流行歌曲的看法。毫无疑问，中国人是希望这两位超一流的美声大师否定流行音乐，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帕瓦罗蒂和多明戈都认为那是一种“时代”的歌，“是一种不错的艺术”。那时，许多中国乐师为了标榜自己的体统，坚持与流行歌手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怒目而视，有人还把刊有施光南照片的杂志摔在地上用脚踩。在一个门派之间互不相容的社会中，掌声已幡然落在深渊里。　　　　
　　　　实际上，掌声是一种肯定的力量，而肯定和赞美别人并不丢面子，诋毁才使我们变得渺小。乐于赞美别人，是成熟的一个标志，它是在最大范围内团结友人的艺术，又是使事情变得更好的最有效的方法。鲁迅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些虽然落后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但是，鲁迅这样的看客并不多。在第二十四届奥运会开幕前，记者们走访李宁。李宁说：“实在没时间，等奥运会结束了再说吧。”接下去，他不无感伤地自语：“到时候，你们也不会采访我了。你们的目光，永远是看着冠军的。”谁知，龙年体育的凶险不幸被李宁言中，他竟从双杠上掉了下来，于是，举国蔑之。一九八四年，韩健在汤姆斯杯决赛中仅以一分之差，便从冠军变成了人人叫骂的千古罪人，电视台竟不愿给他任何一个镜头。同一年，许海峰欣欣然接受了由于项目安排上的运气而垂手得到的荣誉，然而，一九八八年，他绝活失手，一下子被骂声淹没了。在一九八五年的“五一九足球事件”中，中国人无法接受自己的泱泱大国输给香港足球队，白发苍苍的主教练曾雪麟，只得含泪辞行，那时他收到了许多信，信里寄来了刀片和上吊用的绳子。面对失败的英雄，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已忘记了用掌声激励他们，这个民族剥夺了英雄们失败的权利。　　　　
　　　　然而，让我们看看巴西，这个把足球视为“国球”的国家。在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锦标赛中，恐怕没有比巴西失利更让人大吃一惊的了，以致于国家电视台的讲解员竟在镜头前哭了起来。可想而知，那时的巴西沉浸在怎样的悲痛之中。但巴西总统却发出一条激励性的专电：“巴西足球有它伟大的时刻，然而每一项体育运动都有难以预测的一面。我们一起痛苦，但没有什么能阻止巴西的继续。”于是，巴西那些失败的英雄们，听到了掌声。　　　　
　　　　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小集团内部，没有比陷入相互无休止的指责更为可怕的事情。在喋喋不休的指责和谩骂声中，人们增加着敌对，把问题丢到了一边。但是，人生是需要笑脸的。我们赞美一个好孩子，利于他的成长。赞美我们的父母，他们会感到自豪。我们赞美失败者，他们就不会躺倒在地不起来。我们不去羞辱出狱的犯人或向他们挑衅，他们便会向新人转变。我们赞美自己，自己就会永远不掉队。只有在一个飘满掌声的世界里，我们才会真正懂得，批评的价值不在于批评本身，而是为了在最后的时刻，获得更多的欢呼和掌声。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日本人用“别学中国人”来教育下一代，言外之意是，如果你像中国人一样懒，你就完了！　　　　
　　　　现在，外民族早已不再把中华民族看作是一个勤劳的种族了。看来，懒惰已不只是青春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问题了。当我们从夏夜的街市上驰车而过，会看到成群成群的散凉者，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围观棋局，在打扑克，尽管我们依然相信，此时肯定也有人正吹着破电扇，在他们闷热的陋室里研算课题。当我们在候车室和车厢里看到大多数人，宁愿叼着烟卷朝窗外发愣，也不会找一本好书翻翻，但我们还是相信，在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仍有人在背诵英文单词。在机关办公室里，职员们在喝茶聊天，但我们依旧能透过窗户，看见几个终日忙碌的人。但是，无需细想我们便知道，勤劳者与懒惰者的比例，已极度失调。　　　　
　　　　此时，“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已经成了一个以偏盖全的结论，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九八四年，一群苏联专家来华，传播“巡环展览派绘画艺术”。对这些客人，我们当然也喜欢用“勤劳智慧”的习惯套语，去进行称誉。但苏联专家们摇头笑了，并毫不掩饰地指出：“俄罗斯民族是智慧的，但是它却很懒惰。”那时，我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民族，中国和苏联有着十分相近的一面，但我真希望，在坦率方面我们也能彼此相似。　　　　
　　　　然而，我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做不到那种坦率。我能作到的，也只是敲响一只小小的警钟，告诉十八岁的人，如果祖国能听见，我当然也想告诉它：“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　家族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志趣　　　　
　　　　许多懒人并不是有了什么心理障碍，只是因为性格遗传。他会说：“有什么办法呢？我爷爷就懒，我爹爹更懒，我还算最好的呢！”究其心理原因，就是相信干也没有希望，所以“要志向”和“不要志向”是一回事。　　　　
　　　　他们的错误首先是弄错了逻辑顺序。人们一般是先有志趣而后才看到希望。荀况在《劝学》中写道：“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机遇只偏爱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其含义都是说，志趣存，尔后眼亮心明，机会上门，希望丛生。　　　　
　　　　二十三岁时，我在北京三露厂，为实业家武宝信作秘书。一次闲暇，武宝信谈及他的往事说：“你要永远记住，小伙子，只要你保持志趣，傻学傻干，总有一天你会成功！”随后，他又大声补充道：“志趣，傻学傻干！”这就是武宝信自己，从一个食不果腹的技术员，变成了千万富翁的关键。后来，我真的照武厂长说的那样去作了，但作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再后来这些努力竟一一派上了用场，赚到了大钱。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这样去作，都会获得成功。只要他有志趣，又坚持劳动，他就会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就不会像他的家族那样长久地懒惰下去。　　　　
　　　　此外，非生理因素的家族性特征，不是不可转变的。萨特说，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的是“起跑突破的能力”，而起跑的年代正好是在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这时，“你总是你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自新的人”。如果不放弃这个转机，我们就可以从此改变家族历史和家族性的惰性。　　　　
　　　　◤　幻想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自信　　　　
　　　　幻想性懒人总是光说不练，或者作起事来拖泥带水。其原因是，他们很担心把幻想拿去接受考验。考验晚一天到来，懒人便可以多一天幻想性的享受。他害怕失败，缺乏自信心。他所犯的两个错误是：①　失败没有那么可怕而他却怕；②　幻想有实现的可能而他却在不行动中加大它。　　　　
　　　　他的等待一方面是打算多享受一会儿“可能成功”的幻想；另一方面是想，有可能天降大运，自然功垂。然而，天上只下过雨雪风沙，还有几颗陨石，自古没掉过馅饼和大运。　　　　
　　　　◤　受挫性懒惰只是因为缺乏韧性　　　　
　　　　这种懒人是遭受了几次打击，自甘败下阵来的一蹶不振的人。阿德勒曾说：“懒惰是野心加上丧失勇气所得到的结果。”可以说，受挫性懒人曾拥有过比别人更大的野心，他们缺少的只是坚韧的战斗精神。　　　　
　　　　一九六零年，尼克松在大选中被肯尼迪击败，但他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厉兵秣马，终于在八年后荣登总统宝座。在回忆学校生活时，尼克松曾提到一位使他变得坚忍不跋的足球教练：“我无法恰当地叙述纽曼队长对我的影响，他灌输给我一种竞争精神和如果被击倒或被打败后一定要卷土重来的决心。他还使我深刻地理会到，对一个人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他的背景，他的肤色，他的种族，或者他的宗教信仰，而是他的性格。”　　　　
　　　　如果我们只是十九岁时没有成名，或是严重失恋了，我们不该躺倒在地，应该争取“卷土重来”。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点韧性，并稍稍调整一下过于浮夸的计划。　　　　
　　　　◤　自卑性懒惰只是缺乏勇气　　　　
　　　　如果在我们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对自己说“你不行”（实际上，这个声音只是我们童年时代听到的来自于父母的评价），我们将真的一事无成，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婚姻。可假如我们能天天对自己说一遍“你也有长处”、“别人也自卑”、“没人注意你”、“不妨试试看”，那么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变了。或许，中国与美国不同，不会因为“Just　try　it”，一切就会成功，但是请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只要勤劳不懈，我们就一定不会一无所获。但只要我们屈服于自卑，我们也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无论我们在攻读学位，还是在练兵场上，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乡村，也不管我们的父辈是不是识字，我们都不该忘记，我们华夏祖先的形象，是读书人的形象。　　　　
　　　　在汉民族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人民“不学诗，无以言”。也有过更好的时期，“学而优，则仕”。但是，自从那位站在田埂上的贫下中农，怒气冲冲地反诘仲由，讽刺他的老师孔丘，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苛求知识分子必须面面俱到的微辞，便萌生了出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肢和谷子问题，成了贬低读书人的最通行的说词。可以说，这个阴影甚至至今仍未散尽。不知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要为那位只知“植其杖而芸”、此外仅会辨认五谷的老农进行扫盲，而自动放弃读书权的人以及被善于分清五谷的父母剥夺了读书权的人，却与日俱增。他们对现代文明和世界的未来，构成了空前的威胁。　　　　
　　　　G·布什在一九八八年的竞选中声称，他要做一个“教育总统”，以此拉拢选民。李登辉也在台北呼吁说：“读书人的后代，不该忘记读书。”今天，在全世界的任何一隅，要昌运，就要读书。在个人地位的升迁过程中，“学而优”即使已不再是“仕”的唯一条件，但它依旧是重要的基础指标。没有文凭，是做不了白领经理的。　　　　
　　　　韩国白先生告诉我，韩国人即使是在勒紧腰带艰苦创业的朴正熙时代（1961…1979），也始终没有因为眼前的一点点小利益而放弃教育。他们的父母，几乎每个人都是支撑着窘困的家境强迫子女去念书的。那时，大汉族“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深远影响，在其发源地被批倒批臭了，但它却依然故我地被高丽人尊奉。当韩国老百姓竭尽全力，把家财投向子女教育时，他们完全不清楚这对后来的经济起飞会起到什么作用，他们也不敢断定说，不放弃读书，日后就会发大财。他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教育子女，只是因为崇拜知识。在韩国，这种习惯十分幸运地没有经历过类似于中国文革以及经济变革那样的困境。如果一个青年在那些日子里，能在汉城大学或高丽大学读书，他就是“Number　One”，就会受到全社会的尊敬。　　　　
　　　　白先生说此话时，已是四十二岁的中年人，并拥有了好几个100万美元、两家冷面工厂、无数个食品店。但提及只上了两个月的汉城大学，就因父亲破产而被迫辍学时，他的沉默中充满了不尽的青春遗恨。他说，假如当年他能完成学业，现在他肯定是个大财阀，不会仅仅是个小企业主。我们自己的父母不也是常常这样慨叹吗？如果他们青年时期能坚定地上大学，他们可能已是局长、大画家、或者海军上校了。假如我们五十岁的时候，发现正是因为当初没有多读一些书而变得和父母一样伤感，没能最大范围地赚钱，也没有好职业和荣誉地位，那我们将会多么难过。看看那些拼命挤出时间上夜大学的中年人，再看看那些已经手攥高学历、虎视眈眈、紧紧盯着全社会所有最佳位置的智者大军，我们不为未来找不到一席之地而担忧吗？　　　　
　　　　我曾见过许许多多为了眼前一点小钱，要子女十四岁便永远停止读书的父亲。也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