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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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在当时的这样一种审美潮流中，宫廷绘画中产生了一批精工绘制的工笔仕女图，其主题大都是理想化的江南仕女生活。典型的有《燕寝怡情图》册、杨晋《山水人物图卷》等，而其中最有意思的是《雍正十二妃图》。在这一组作品中，女性都被描绘成一副汉装打扮的模样，而无论其服装，还是周围的室内环境，都与《红楼梦》中的描写惊人地相近似。沈从文先生早就指出：“这十二个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中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更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情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页五一六）。这一批仕女画一向不被重视，显然是出于今人的种种偏见——对清代的偏见，对清代宫廷美术的偏见，以及对清代工笔人物画的偏见。其实，即使如沈先生指出的，就是仅从更好地理解《红楼梦》的角度，仅从了解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说，这些作品也有很重要的价值。比如《雍正十二妃图》中，有一幅表现一位女性持镜自照，画中人不仅身穿披风，而且在披风内穿了一件杏红立领袄，披风则是毛皮的，露着出锋的毛茸，虽然那披风是我们今人所不大喜欢的蓝色——另外，在她身边，放着一只螺钿漆盘，盘上是一只霁蓝瓷茶盅！这一画面，与刘姥姥初见王熙凤时的场景，竟然有这样多细节上的巧合，这实在令人啧舌。看来，我们只要对清人留下的种种图像稍加留意，弄清楚王熙凤是什么样子，原本不是什么困难的事。　　　　
　　　　实际上，在明末及有清一代的仕女画中，披风作为女性服饰中的经典样式，始终是一个很活跃的角色，可以说是处处留影。我们因此不能不惊叹披风所代表的那一古老衣式的异常顽强，它曾经被潇洒地斜披在维摩诘的身上，曾经掩映着五代仕女的圆润肌肤，曾经衬托出两宋女性的纤秀身影，想不到，它还能在明清之际卷土重来，在版画和仕女画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借着《红楼梦》之势，在王熙凤身上演出它最终谢幕前的一曲精彩绝唱。　　　　
　　　　一种优美的服装形式一旦被创造出来，是不会被轻易遗忘的。在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女服时尚的变化，披风终于退出了日常服饰的舞台，但是，它却作为女子礼服的一部分而保留下来。据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讲述清代妇女礼服的情形：“……于是太太们也有官服，披风红裙（未嫁者不能穿披风），朝珠补服。”“红裙是大礼服，上身如果穿了披风，下身必系上红裙。”披风的这一礼服身份一直持续到了清末。　　　　
　　　　实际上，就是在今天，披风也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完全绝迹，因为明清妇女穿披风的情形，在京剧舞台上还被鲜明地保留着。在京剧服装中，披风被称为“帔”，有兴趣的人可以发现，京剧人物穿“帔”的场合、身份，与以上叙述的明清礼制都是基本符合的，比如官宦富绅乃至皇室的女性在家居场合，往往穿“帔”，遇到喜庆节日，则穿红帔、紫帔、蓝帔，这时，“帔”又成了常礼服。记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次，母亲和外祖母带着我和姐姐去看京剧片《杨门女将》，从来没有看过传统京剧的我，完全被片中服饰道具的绚烂、表演的优美、剧情的悲壮而震撼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一开场的情景，柴郡主穿着蓝缎帔，穆桂英穿着红缎帔，在挂着大寿字的堂前，欢欢喜喜地准备为自己的儿子、丈夫庆祝生日，然而噩耗传来，那庆贺的对象，这一家人最后的希望，已然战死在边关的荒山中，从此杨家是寡妇满门。于是，这苦命的婆婆和儿媳，在肝肠欲断之际，还要假作欢颜，以欺瞒百岁的太婆婆。两个女性的悲痛形象，连同她们身上喜庆的华丽服饰，从此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随时能跃现到眼前，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种服饰叫做“帔”，也还无从看到《簪花仕女图》和南朝墓室壁画。


第一章　服饰附：民国的女袄

　　　　在明清时代，女服上衣一直是崇尚宽大。女性穿着没有腰身、长近膝部的长袄、大褂，人体的微妙曲线变化完全被袄褂的简洁外形抹煞掉了。至清代末年，西方以表现人体为美的服饰观念渐渐影响了国人，中国服饰史上最激荡的一场革命开始萌动了。女性的长袄一变而为紧窄裹体，紧紧围匝在身上，袖管也窄窄地贴裹住手臂。清代中期以后，女服上曾经流行饰满令人目眩的层层花边，这一风气至此时也消失了，袄上的纹饰趋于素雅，服装开始为表现人体的形象服务。不过，由于当时的女性都是从小束胸，一般胸部扁平，穿着瘦长、裹身的长袄，总给人一种瘦弱、纤细的感觉。衣上大镶大滚的花边虽然消失了，但是出现了缀在襟边、下摆边缘的短短排穗，或是一排由珠子、亮片串成的坠饰。这些穗子、珠串随着女性的行动颤动摇摆，愈加增强了女性所予人的文弱、纤秀印象。　　　　
　　　　清末的女袄虽然腰身变窄，长度却没有变化，袄长仍然保持在近于膝部。民国以后，女服进一步向表现女性人体美的方向发展，流行了四五百年的长袄终于被果断地抛弃了，代之以短袄。女袄一旦变短，又趋向了与长袄相反的极端——短小的下摆仅至腹部。不仅如此，短袄的下摆还被裁制成圆弧形，其边缘从身体的正中向两侧呈弧形上升，到了身体两侧，衣下摆已经短得仅仅及腰部。这种形式令上袄显得更加短小，相应地，配穿在下的钟形长裙也就显得更加修长，增强了人体上短下长的美感。另外，由于长袄下摆在身体两侧短得出奇，穿在内里的衬衫便会在这两处部位露出一角，颇具撩拨的诱惑力。短袄的双袖是阔大的“喇叭袖”，但是短仅及肘，女性的玉臂皓腕，都呈现了出来。民国时代女短袄的出现，终于将女性从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长袄大褂中解放了出来。　　　　
　　　　女短袄的圆下摆所呈现的视觉美感，激发了人们的想像力和创造热情，根据它的基本形式，出现了种种变体。在襟边、袖口、下摆上缀饰排穗、珠坠，固然是最流行的装饰手法，另外，有人将襟边、袖口边、下摆边裁成一个个半圆花瓣相连续的形式，看去有如孔雀开屏；或者将袖口、下摆都制成由细褶相叠形成的、喇叭形的荷叶边。这样华丽又雅致的女服一经出现，便很快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甚至在舞台艺术中也得到了反映。在当时的京剧舞台上，青衣、老旦虽然固守着明、清女服的样式，一些花旦角色却在保留清代风格头饰的同时，大胆采用了民国新出现的女服。如荀慧生在《元宵谜》、《埋香幻》中均是饰演古代女性，却在前剧中穿了“孔雀屏”式的短袄，在后剧中穿了下摆、袖口制成百褶荷叶边的短袄。短小而华丽的新式女袄，显然更能突出花旦角色的俏丽聪慧与活泼。民国新式女服的冲击力，由此可见一斑。


第一章　服饰第18节　黄金与翠羽的华服

　　　　中国古代的能工巧匠所创造的各种精湛工艺，臻于神奇入化的境界。人类用以纺织的原料，原本不外乎兽毛、植物纤维及蚕丝，似乎只有在神话传说中，才存在以黄金与珍禽羽毛织制珍贵锦缎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丝织史上，以黄金制成片金线、捻金线，以孔雀、雉、翠鸟等珍禽的羽毛捻线，经常与各色彩丝同时使用，织出灿若云霞的锦缎罗纱。这种工艺源远流长，是足以代表中国古代纺织业辉煌成就的一种高等工艺。　　　　
　　　　关于中原地区纺织金锦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隋唐史。据《隋书》记载，隋初波斯国曾献金线锦袍，而巧匠何稠仿织了一件，其华丽更过于波斯所献原物。在唐代，织金技术得以进一步发展，唐玄宗曾得臣下所献两件金鸟锦袍，他与杨贵妃在华清池温泉浴罢，则各着其一。至唐文宗时，民间一般富人也往往穿用这种金鸟锦袍，可见织金技术在唐代的发达。论及元代加金丝织实物，故宫博物院所藏一件红地龟背团龙凤纹纳石失佛衣披肩堪为代表。这件披肩由织金灵鹫纹锦、织金团花龙凤龟子纹锦及织金缠枝宝相花锦三种不同的织金锦拼缝而成，反映出元代织金锦的发达。披肩上的织金花纹金线粗，花纹覆盖面积大，红、绿、蓝等丝线底显露较少，显得金光闪闪，华贵雍容。　　　　
　　　　在元明清三代，以金线织入各色华丽织物形成的织金锦、纱、缎、妆花、缂丝等，成为皇室、贵族及富人们高级服装的主要衣料。　　　　
　　　　所谓织金技术，是指以金线作纬丝织花，使织物呈献黄金光泽的技术。作织金织物的第一步，首先要制作匀细的金线，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艺。捻制金线，首先需将金子捶打成金箔。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迮朗《绘事琐言》等文献中，都对古代打制金箔技术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而在《中国美术全集•；织绣卷》中，则介绍了南京、苏州等地民间艺人制作金线的传统方法，仅捶制金箔一项，即需经过多道工序：　　　　
　　　　首先要将金块熔化，凝成片形。然后将片形金锭切成一至二两重的金块，算作一“作”；用锤砧打成金叶，锤打后金子变硬，退火再打，最后打至0。1毫米厚，分割为一百二十八片；然后，将前述分割后的金片每片再分成十六片，分层夹入乌金纸中，再放在平砧上锤打四至四个半小时；将打过的金箔用竹挑棒逐张移入大乌金纸中，将大乌金纸和金箔用双层牛皮纸裹妥粘牢，放在石礅角上由二人捶打；最后，将打好的金箔置于绷紧的猫皮板上，用竹刀切割成规定尺寸。在操作时不能呼吸过重，因为这时的金箔极易被喘气吹飞。以上工艺完成之后，就是用羽毛刀将金箔移入竹纸内成包。　　　　
　　　　有了金箔，便可以制作片金线和捻金线了。片金线的制法为：（一）褙金：准备好经水湿后的竹制纸（明代以前不用纸而用羊皮），刷上鱼胶，裱成双层，然后粘贴上金箔。（二）砑光：在野梨木板上用玛瑙石对纸金箔砑光。（三）切箔：根据织物不同粗细的要求，将砑光后的金箔切成0。2至0。5毫米宽的片金线。捻金线的制作，是用本色或红、黄色蚕丝作芯线，在其上涂粘合料，将片金线旋绕于芯线的外表即成。　　　　
　　　　在纺织时，将片金线或捻金线缠于织梭上，作为纬线的一种，织入织物，形成金华灿烂的花纹，便成为贵重的织金锦缎罗纱。在明清时代，更产生一种织用“遍地金”锦缎的风气，纬底以金线织满，在金光闪闪的金线底上，以各色丝线织显五彩花纹。这种织物又称“金包地”、“金宝底”，以“金宝底”织物制成的衣饰，通件金光闪闪，是名符其实的“金衣”。　　　　
　　　　在织金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中国古代纺织技术还发展了另一种特殊工艺——以鸟羽，特别是孔雀尾羽捻成线，织入织物，显现花纹。据《南史》记，早在公元5世纪末的南齐时代，文惠太子便曾令工匠用孔雀毛织成一件翠毛裘，金翠炫丽，十分珍奇。在初唐时代，安乐公主曾令尚方监“合百鸟毛”织成裙两件，这两件百鸟羽毛裙“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而“百鸟之状皆见”。百鸟羽毛裙大约是利用了雉鸡等禽类羽毛能够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幻不同色彩的原理，因此，会呈现正、旁、日、影之下色彩不同的效果。8世纪的唐代大诗人王维曾经在一首名诗中描写当时天子接受外国使臣朝拜的情景：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诗中写道，清晨来临，负责掌管皇帝服饰的宫中女官“尚衣”向唐天子献上新制的孔雀羽、翠鸟羽织制的“翠云裘”。随着皇宫的一道道宫门依次打开，身着翠裘、头戴冕旒的天子出现在外国使臣齐集的盛大朝仪上。　　　　
　　　　自唐以来，以孔雀羽线、鸟羽线织成花纹的豪华服饰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本世纪５０年代，从明代万历皇帝（公元1573—1620年）的定陵中出土了大量帝后服饰，其中有一件万历皇帝织金孔雀羽团龙妆花纱织成袍料，长达1630厘米，幅宽66厘米，出土于定陵万历皇帝棺内。它采用复杂的“过管”、“挖花”的妆花技术织制，在纱地上织有团龙纹，龙纹分为升龙、降龙两种，龙的鳞、爪及头部均用孔雀羽线织成，至今色彩鲜艳。团龙纹中的龙、云、火珠等则用金线织出轮廓，极富有立体感，并且形成金翠交辉的效果。定陵出土的另一件万历皇帝杏黄地云龙折枝花孔雀羽妆花缎织成袍料，则用片金线和朱红、水粉、宝蓝、浅蓝、月白、明黄、墨绿、果绿、中绿、蓝绿、浅绛、白等十二种彩绒纬丝与孔雀线合织而成。此外，从定陵还出土了一批织孔雀羽线的缂丝织物残片。至清代，织孔雀羽服饰在宫廷、贵族中更加流行，在故宫博物院、北京艺术博物馆等处至今均保藏着清代生产的织有孔雀羽线的帝王服饰及衣料。　　　　
　　　　孔雀羽线或鸟羽线的制法，是将孔雀羽屏或鸟羽上的羽绒旋绕于细蚕丝上，再用绿色丝线分节捆扎。由于羽绒短而硬，羽线在织入织物以后，不断岔出绒毛，在织物表面产生微凸的效果。孔雀羽线会隐隐闪动莹光，其碧丽辉煌的效果远非丝线所能比拟。在明清时代，织金线与织孔雀羽线经常结合并用，有时以金线为底，织作“遍地金”，同时以孔雀羽线、鸟羽线与各色彩线织显花纹。在金光浮动的底子上，孔雀羽线织成的深翠花纹莹莹烁碧，其视觉效果华丽异常。　　　　
　　　　在孔雀羽线之外，雉（野鸭）、翠鸟的羽绒也常被用以捻线织制彩锦。据南宋文献记载，当时邑州右江地区产有一种翡翠鸟，其背毛悉为翠茸，追求奢华的人使用这种翠茸捻线织成贵重织物。在清代，人们还以“缂丝”工艺、利用富有绒质感的鸟羽线织制出花卉鸟兽题材的绘画式的屏风面，镶嵌在屏风框内，陈设在居室中。　　　　
　　　　织金、织鸟羽等豪华服饰的流行，在明清文学中也得到了反映。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即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