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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称霸海上-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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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0；页133—134．永乐三年（1405）一月八日，帖木儿为先前的恐吓做好了入侵中国的准备，率领一支20万的部队出发，在大雪中长途跋涉，越过了冰冻的药杀河（JaxartesRiver）译注：药杀河即锡尔河，在今中亚细亚，为一内陆河，注入咸海。。对于这一军事行动可能为好不容易才肇始的明朝带来灭亡的威胁，朱棣是否明白，不能确定。朝廷显然并未采取特别的对策以制止这一攻击。对中国而言，着实幸运，这位伟大的蒙古统帅在名叫额答剌（Otrar）的地方患了热病，并于永乐三年一月十七日，以69岁之龄去世。帖木儿的尸体用麝香防腐，裹以亚麻布，运回撒马尔罕安葬。其继任者沙哈鲁（ShāhrukhBahadur）译注：沙哈鲁系帖木儿第四子，在位期间为1405至1447年。经历帖木儿几乎无休止的征战之后，沙哈鲁的长期统治，标志着帖木儿帝国历史上一段比较稳定的时期。与其父亲不同的是，他不再以中亚锡尔河、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为其帝国的重心，而迁至阿富汗西北部的哈烈，将帖木儿时期的中亚帝国转变成为以伊朗高原为中心的正统伊斯兰帝国。参见GavinHambly著，吴玉贵译，《中亚史纲要》，页208—210，对中国并没有任何的企图，只简单地希望将他父亲辽阔的帝国统合在一起。他将原来被帖木儿拘留在撒马尔罕的中国使节释放；而朱棣也做出了回应，派一名叫白阿儿忻台的非中国裔中亚人，前往帖木儿的陵墓献祭。可能借由双方使臣的努力，缓和了对方元首所憎恶的字眼，代之以双方较为友好的翻译，朱棣与沙哈鲁之间的良好关系终于建立。沙哈鲁要朱棣改信伊斯兰教以促进与他本人的良好关系这一无礼的建议，可能从未传递到明朝的朝廷。这件事并没有出现在明代官方的编年史上。关于朱棣与沙哈鲁的关系，参见MorrisRossabi；“TwoMingenvoys”；页15—17，页26—29。
然而，朱棣与西北的瓦剌部以及接近中国边境的东蒙古部族之间的和平，则较难获致。元朝崩溃后，瓦剌与东蒙古部族两者即未曾与明帝国和平相处过，而瓦剌与东蒙古部族彼此也经常处于失和的状态。永乐七年（1409），朱棣派遣郭骥出使，试图与新的瓦剌部部酋阿鲁台译注：阿鲁台为鞑靼部权臣，于洪武十二年（1379）迎立本雅失里为大汗，自为太师，与明朝采强硬的敌对态度，宣德九年（1434）为瓦剌部酋脱欢所击杀。达成和解，但中国使臣终究还是被杀。朱棣的回应，即是亲自率领一支部队对付阿鲁台，并且成功地将瓦剌驱逐至边境千里之外。这应是四次征讨瓦剌的第一次。每一次，阿鲁台就像一个皮影戏偶，隐入草原地带，然后又率领着凶猛的部卒再度出现，对中国边境展开另一波的突袭。偶尔，阿鲁台也回应中国的要求，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且进贡。然而，和平只不过是持续存在的敌意与徒劳无功的军事征战中的一次中场休息而已。关于阿鲁台，参见Dreyer；EarlyMingChina：APoliticalHistory1355—1435；页178—182。
尽管如此，正当这个迫切时刻，朱棣在永乐十一年派遣使臣陈诚出使，进行一个穿越中亚无数城镇、都城的冒险实地调查任务。陈诚北行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长期停留在沙哈鲁的京城哈烈（Herat）译注：明代资料所称的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部，今译为赫拉特。的记录，成为明初有关这一地区资讯的重要资料。
这位使臣由太监李达与户部的一名官员李暹陪同，在前行进入帖木儿帝国的领土前，于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鲁番译注：哈密、哈喇和卓及吐鲁番，均在今新疆境内。停留，并且访问了达失干（Tashkent）译注：明代资料所称的达失干，今译为塔什干，为中亚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撒马尔罕，最后到达哈烈。他们穿越缺水的沙漠地带以及满是冰雪的冰冻土地，在那里他们曾迷失在暴风雪中。译注：陈诚一行曾在通过阿达打班（即今日的那拉提）后，在暴风雪中迷途，见陈诚，《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1年），“永乐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条，页39。道路上成排的动物骸骨译注：据陈诚，《西域番国志》（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91年），“鲁陈城”条云：“鲁陈城，古之柳中县地，在火洲之东，去哈密约千余里，其间经大川，沙碛茫然，无有水草。头匹过此，死者居多。若遇大风，人马相失。道傍多骸骨，且有鬼魅，行人晓夜失侣，必致迷亡，夷人谓之瀚海。”（见页110—111），正是这个区域十足险恶的证言。而人民——当中国使臣接触到他们时——则穿着相当奇怪，而且据使臣们的描述，这些人是“薄恶”的。
在哈烈，中国使臣停留了数月，沙哈鲁在他的王宫中款待他们。这个王宫地铺毛织地毯，设彩绣帐幔与精雕细琢的木制品。译注：陈诚对沙哈鲁王宫的描述是：“墙壁窗牖，妆绘金碧琉璃，门扉雕刻花纹，嵌以骨角。地铺毯醕，屋傍（旁）仍设彩绣帐房，为燕寝之所。”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65。沙哈鲁将产自他自己果园中的甜美水果，如桃子、梨子、石榴、李子及葡萄等盛在金盘上，来款待中国使臣。使臣们也为当地洋葱和甘蓝的尺寸之大译注：陈诚对此的描述是：“葱本有大如拳者，菜根有红而大者，重十余斤，若萝卜状。”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3。从文字的描述来看，应是洋葱。然而，在陈诚的记述当中，并未谈到有关甘蓝的文字，与NBD4F思檀果（即阿月浑子果）的清香美味译注：陈诚对于该地水果的描述为：“〔国中〕多植果树，自国主而次，有力之家，广筑果园，盛种桃、杏、梨、李、花红、葡萄、胡桃、石榴之类。葡萄有通明若水晶之状者，无核而甚甘。杏子有名巴旦（波斯语badam之对音）者，食其核中之仁，香美可尝。有若大枣而甜者，名忽鹿麻（波斯语khorma之对音），未见其树。有若银杏而小者，名思檀［波斯语pesle之对音，即阿月浑子果］，其树叶与山茶相类。李有小如樱桃而黄色者，有紫色者，滋味极甘。花红极大而脆。”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2—73。，感到惊讶不已。在探索这个城市时，中国使臣发现当地的市集日夜喧嚣，消费品如铜、铁、金、银、琥珀、珊瑚及钻石的供应不虑匮乏。陈诚在游记中曾谈到当地人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顾他们的良马，让它们“冬暖夏凉”。他说当地没有祀神的庙宇与拜祖先的祠堂，但穆斯林一天要西向朝麦加跪拜数次，而且有奇异的狂热者（伊斯兰教的苦行派）抛弃其家庭、财产，流浪在人群之中，传达真主的福音。哈烈的妇女的行为也令他震惊。陈诚发现她们言语逾度，而且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她们甚至像男子一样跨坐骑马。译注：据陈诚云：当地“妇女出外皆乘马骡，道路遇人，谈笑戏谑，略无愧色。且恣出淫乱之辞以通问，男子薄恶尤甚”。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0。他也注意到城里澡堂的按摩师，同时为男子和妇女提供服务。译注：陈诚对此的描述是：“城市乡镇，广置混堂，男女各为一所，制度与中国不异。一堂之中，拱虚室十数间，以便多人澡浴者。初脱衣之际，各与浴衣一条遮身，然后入室。不用盘桶，人各一盂，自于冷热池中，从便汲温凉净水，以澡雪洗淋其身，余水流出，并无尘积。亦有与人摩擦肌肤，揣捻骨节，令人畅快者。”见《西域番国志》，“哈烈”条，页70—71。
永乐十四年（1416），朱棣下令第二次出使帖木儿帝国，在永乐十六年下令第三度出使。他给沙哈鲁的信上的语气，逐渐有了改变。朱棣开始叫沙哈鲁“朋友”，赞许他“明礼乐、资聪颖、才识博、行事慎密、明智超人，伟乎众穆斯林之上”。朱棣大量赐予帖木儿帝国的统治者礼物，如白银、丝绸、锦缎、猎鹰及瓷器，并表达他个人的愿望，希望使臣与商人能不间断地在两国之间来回行走。关于朱棣给沙哈鲁的信件，参见MorrisRossabi；“TwoMingenvoys”；26，转译陈诚的日记与记述。并见《明太宗实录》，卷一四三。沙哈鲁慷慨地做出回应，而且在朱棣在位期间，代表团多次来自撒马尔罕及哈烈，44位使臣来自哈密，另外的32位使臣来自中亚的其他城市，带着给朱棣的贡礼如马、狮子及豹，抵达了明朝的宫廷。利益是蒙古的朝贡使节到明朝的主因，而职业的商人通常伴随着外交使节前来。为了这个目的，帖木儿部、兀良哈部及南部的女真族（译按：建州女真），乐意向中国的皇帝叩头。尽管部酋贪图具有特殊花样及织金的绸缎那类的奢侈品，但还是有一些蒙古人日常生活所缺乏的普通物件。蒙古人依赖中国人供应如金属工具、麻药、针及线等这类基本的东西。在永乐五年，即使骄傲的阿鲁台也曾贬抑自己，派一名叫哈费思（Hafiz）的使臣到明朝要求医药，并获得朱棣允准赐给。译注：此事发生在永乐五年阴历十二月，阳历已是1408年年初。事见《明太宗实录》，卷七四，“永乐五年十二月丙申”条，页一○二六。第二次前来请求药草，则在宣德五年（1430）当阿鲁台本人生病之时，蒙古的使臣有时特别要求中国的人参、木香、占卜书、阴阳书及化妆品。蒙古的妇人可能使用白粉及朱砂粉作为胭脂，并将一种金粉擦抹在额头上。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一种黑色油膏或油彩，部酋的妻子用它作为一种眼线膏；她们修剪她们天生的眼睫毛，然后用这黑色的油膏在双眼上画出耀眼的睫毛。蒙古人要求的稻米及谷子，则很少获得允准，因为朝廷怕这些补给品会增加蒙古人备战的能力。关于蒙古部族贸易上的需求，参见HenrySerruys；“SinoMongolrelationsduringtheMing：Thetributesystemanddiplomaticmissions（1400—1600）”，Mélangeschinoisetbouddhiques；Bruxelles；InstituteBelgedesHautes？tudesChinoises；14（1967）；19；21；249；267—269；279。
当蒙古的使臣进入中国的领土之后，他们的马匹及其所带来的行李，都由差役来处理。所有外国的使节的需求，也由朝廷指派的护送队伍以及驿站照应，蒙古使节在前往京师的路上，就住在驿站这类的地方。驿站和火堠的系统，从帝国边境一直到京师，沿途设立，以便将讯息迅速地传达到皇帝耳里。火堠墩顶的火焰，立于彼此可以互见的范围内，以暗号传递重要的讯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传至京师。接力的跑马者驰马飞奔（译按：这样的人称为“马上飞”），带着讯息从这个驿站到下个驿站，用正常速度要走上数周的数百里的路程，仅数天即可跑完。为了外国使臣在中国境内旅行之便，驿站提供马车、马匹及幼童以运送所有的东西。每一天晚上，还会给予使臣“一个卧铺，一套丝质睡袍，连同一名侍役照顾他们所需”。并提供令人满意的饮食，如羊肉、家禽、馒头、米饭、腌菜、酒及发酵性饮料（beer）。驿站对于所有有关抵达和离去的人，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的细节，都留下记录。关于驿站，参见APersianEmbassytoChina…BeinganExtractfromZubdatual…TawārīkhofHāfizAbrū［1423］；trans．K．M．Maitra；NewYork；Paragon；1970；页27—35．
第三部分第七章 天朝的使臣（3）
永乐时期，拨给一个来自波斯的成员有77人的使节团的每日定额包括：羊12头、鸭4只、酒50瓶、稻米约200磅，与各色水果140磅、面粉120磅、烙饼200个、各色甜糕1盘，蔬菜、调味料若干。到了15世纪中叶，蒙古使节团规模的成长，其对食物的需求，已明显地成为朝廷的一个负担。据传闻，在1440年代，一支由240人组成的瓦剌使节团，在中国停留的两个月期间，共吃了羊5000头。关于蒙古使节团所带来的负担，参见HenrySerruys；“SinoMongolrelationsduringtheMing：Thetributesystemanddiplomaticmissions（1400—1600）”，页383—384．当蒙古或其他外国的使节团抵达明帝国的朝廷时，他们会由礼部的官员进行访谈，询问该国的风俗、地理形势，而且会根据这些资讯画出一张图并呈给皇帝。如果该国的风俗特异的话，还必须画一张有他们的脸及衣服的图案。明代《职贡图》的摹本并没有留传下来，但清代还存有一份，而《武备志》的航海图上所包含的资讯，即根据这些当面的咨访而来。
朱棣自在位一开始，就特别注意中国与西藏各宗教领袖的关系。他虽与这许多的宗教领袖接触，但似乎与第五代法王俾辛谢戈巴（BebshinShegpa）交往较深，他控制着西藏的东南部，朱棣对他提供援助以镇压与之竞争的佛教宗派。当朱棣还是一名年少的亲王时，他就曾听到过法王（意为“掌轮回之宗师”或“有道行之人”）超凡的力量。第一代法王被尊为“活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来到世间以减轻生灵的苦难。据说，第五代法王在洪武十七年（1384）诞生之前，就已在母胎之中朗诵经文及字母表，而他母亲梦见彩虹以及花朵如雨般从天而降，并闻到甜美的清香。（关于法王的诞生，参见NikDouglasandMerylWhite；Karmapa：TheBlackHatLamaofTibet；London；Luzac，1976；61．永乐三年，朱棣派遣宦官侯显及僧人智光邀请法王（他在中国以“哈力麻”之名为人所知）来到南京。这位24岁的僧侣接受了邀请，从距离拉萨四十英里的宗教重镇簇尔卜，取道喀尔麻岗及拉哈天岗寺（译按：“喀尔麻岗”、“拉哈天岗寺”，二地名均系音译），最后在永乐五年四月十日到达中国的京城。数以千计穿着朝服的官员与大量的佛教僧侣，聚集在南京的城门口来迎接他。朱棣把法王请到一头大象上面，给予象征释迦牟尼制定的佛法运转法则的金法轮。然后，法王将一个象征发号施令的白色法螺贝，献给成祖。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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