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隐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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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没有到。第三次，他在我家楼下等我，当时我已经上床了，我坐在被子里看着呼机一遍一遍响起来，最后一句话，一下子就让我“心太软”了。他说：“天太晚了，我走了，不好意思再难为你，我明天或后天再呼你。”我所有认识的男孩子，如果我失约，他们从来没有做得这么好过，不是在电话里指责我就是不理我。从此之后我们就开始好起来了。坐在他的车里他说他会跟我结婚，我特别开心。他很喜欢我穿那种长到脚踝的连衣裙，每次约会，我总是穿着长裙子跑向他，就像跑向一种全新的日子。那时候我真开心，我告诉我妈，终于有一个人要娶我了。
　　他是一个公司的维修部经理，修机器很有一套。这时候他和女朋友分手不久。我常去他的办公室，有时候我们没地方去，就在他的办公室过夜。那时候我穿的衣服很性感，和他在一起我有一种特别默契的感觉，倒不全是指在性的方面，有时候走在大街上我们就突然会抱在一起。
　　我们跟所有的情侣都差不多。但是忽然有一天，他说他原来的女朋友回来找他了，女孩子的家庭很不好，他对她有责任。那天晚上我主动要和他做爱，他不同意，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不走。已经很晚了，没地方去。
　　于婕笑得非常放松，仿佛那个被她逼进墙角的人就在眼前。
　　他特别紧张。那一夜我知道他有病，他的精子不能液化，还有一些阳痿，但我们还是做了。
　　于婕的声音空前地温柔起来，眼睛半睁半闭，表情分外安详。
　　这之后我还是找他。有一天我在护城河边上走，看见一个漂浮的女人头，人们围着看，到了单位我第一件事就是呼他，我说：“在这种不安定的社会里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依靠。”的确是这样。我也奇怪，我这人怎么那么不爱哭，碰到多大的事，我都不会在男人面前哭出来。不过，可能我有点儿死缠烂打吧。我这人就是这样，不顺利的时候就犯病，就会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我走在大街上，注意着所有跟他的车一样的车，有一次真的看到了，我就打了一个车一直跟着他到安贞桥那边的一个老上海酒楼。但是我知道我做的一切都不能挽救我们的关系。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帮朋友在外面喝酒，他来了。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他的病已经好了。他当时一口喝掉了二两二锅头，一个劲儿地劝我把孩子打掉。我不干，从此就开始周而复始地跟他闹。现在看，我觉得我对他的爱是一种仓皇失措的爱。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我打掉孩子，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同意。
　　于婕在我们见面以后第一次陷入沉默，她在这种短暂的安静之中显得有一些庄重。
　　最后我把孩子打掉了，在一个小医院。过了几天以后我开始大出血，是子宫穿孔了，只能摘除。
　　于婕第一次凝视我，仿佛在等我问她什么，然而我实在不知道该问她什么。她等了一会儿，笑了一下，很疲倦的一种微笑。
　　现在我没有子宫了。也就是说，我再也不用烦每个月的例假、担心怀孕，我已经不是纯粹的女人了。我想以后不会有人想娶我了。我和黑哥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42个小时，后来我经常带着刀去找他、用死来威胁他，但是我心里其实还是认为在他办公室的那些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间。听他讲他的工作，男人在谈自己精通的东西的时候特别有魅力，真的。
　　没有了子宫之后，我要吃很多药补充雌性激素，我妈看见了，我就说是减肥药。有时候我去超市，看见包装漂亮的卫生中，就忍不住买下来，我知道我一辈子也用不着这些东西了，而且原来，我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和最便宜的。
　　于婕的表情黯淡下来，我没有词句和她交流。这无疑是她的所谓“情殇”中最惨痛的一段。于婕除了不断重复她要等着她的黑哥之外，不愿意再多讲更多的关于这一段。
　　表面上看起来我们互相伤害的都很深，但是实际上到最后真正受伤害的人还是我自己。你听过一个歌叫《为爱等待》吗？我就是，也许他还会回头，也许他受了伤害还会想起我，也许他还能念一念旧情……这种等待恐怕就是我的一生了。
　　于婕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很兴奋地笑起来。有一次我上班的时候碰到了我18岁失身的那个男孩子，我马上躲开了，结果他到处找我，他问我恨不恨他，我说没有什么，不过确实我的生活状态跟他有关。怎么说呢？既然我不能从一而终，就有些……人尽可夫吧。
　　我看过一些书，觉得我自己可能有抑郁症，至少抑郁症的两条都符合我，一是精神恍憾，二是随时随地都有自杀的倾向。即使是在我很幸福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
　　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于婕的呼机响了很多次，她一直不回电话。
　　走的时候，我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她想了想，伸出了双臂：“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于是我看到了，她的左右手腕上都有两个疤痕，她又把衬衫领子翻下来，也是同样的疤痕，她说她自杀了五次，为了爱情。
　　临出门，她打了一个电话，是一个男人的手机，她让那个人在一个酒楼门口等她。她笑笑说：“又是一个已婚男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老是碰到这种人。可能我是那种挺危险的女人吧。总是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一个错误的时间，认识一个错误的人，总是错误地开始和结束。我也没办法。”
　　我们在潘家园立交桥边上分手时，我问于婕有什么打算，会不会自杀，她很老气地拍拍我的肩膀：“可能会吧。”

第十一章　从5500米高空跳下有55秒钟选择生与死

　　——抹不掉留在心口的伤痕
　　　采访时间：1997年12月8日星期一1：30PM
　　　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办公室
　　　姓名：唐进
　　　性别：男
　　　年龄：28岁
　　　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跳伞运动员，
　　　现为美国一家通讯设备公司做代理，并
　　　开办通讯设备公司。
　　　我这个人不太会跟女人打交这——
　　　对于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是那么回事
　　　，对于没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特别是
　　　好东西——这么多年在生意场上混．老
　　　家贼倒让小家贼给骗了——我当时实在
　　　不相信我们这么好的感情，一句话就可
　　　以分手——我承认有些钱也挣得不那么
　　　光彩——她越是对我好我就越是觉得这
　　　里面有故事——缘分这种东西是有始有
　　　终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终究
　　　要离你而去——可能所有的男人都这么
　　　想，全世界的女人都学坏了也没关系，
　　　只要自己的老婆是好人就行——感情这
　　　种东西真的很怪，多好的人，多坏的人
　　　，都躲不过这两个字
　　唐进呼我的时候，我正在外面采访。他留在我的呼机上的是这样一句话：“我看了您的文章想和您聊天不知道您会不会给我回电话。”不知道是呼机台的小姐忘记打上逗号还是他说话太急根本不需要有标点。
　　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比您写的那个人还要傻，我女朋友跟我说吹那天，我把手机、电脑、支票和现钞全丢了，她走了以后我一笔生意也没有做成，现在连觉都睡不了……”我跟他约在两天以后见面。
　　1997年12月8日是星期一，唐进来报社找我。他个子不高，但是显得很结实。感觉上他很朴素，一件运动衣式的羽绒服里面是很清洁的衬衫，打了一条素色的领带。
　　我们在一间空办公室里落座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就是跟您通完电话之后我才睡了两天踏实觉，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坐在这儿听我说我这些事儿。”
　　唐进是我的受访者中唯一的一个“大款”，他给美国公司做代理、自己开店经营通讯设备、同时他还是律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我们这种人，挣钱就是我们的事业。”
　　说起来我们是在火车上认识的。
　　唐进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问我是否觉得他们的这种认识方式不太符合通常的判断标准。我未置可否，他一笑了之。
　　从天津回北京，她和一个同学一起到北京来玩儿。当时她的样子看上去特别小，我以为她也就是个高中生。所以一路上挺照顾她们，到了北京以后还把她们送到她们要去的那所大学。我觉得这件事就算完了。结果过了几天我收到了一封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写的，她在天津上大学，学医的。
　　那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天津工作，我还有点不相信她是大学生。礼拜六、礼拜天我就到学校找她。我们都酷爱体育，我是练跳伞的运动员出身，现在还带学员。我就陪着她打乒乓球。那时候我就是觉得周末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一个人在天津分公司，也很无聊。
　　唐进挥一下手说他应该先告诉我他的一些个人情况。他的中学是在一个体育运动专科学校，之后直接上了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律，毕业却干了通讯。现在他还带着一些练习跳伞的学员。
　　应该说我陪着她玩儿的时间就有一年多，我这个人不大会跟女人打交道。一直到96年的9月份我才问她愿意不愿意跟我交朋友，当时她已经快大学毕业了。说到这儿我要打断一下。她毕业分配到北京、进户口等等都是我办的，也为她花了大约十万块钱。钱，我不在乎。她同意跟我交朋友以后，我就在天津买了一套房子，离她的学校很近。后来我又给她买了BP机，她说BP机不好用，我就又给她买手机，还教她开车，她学会了我就花钱给她买了一个车本子。本来我是打算在今年结婚的，我想结了婚就给她买一辆车。我这些年可以说是利用着关系挣了点儿钱，但是今年不一样，因为我和她之间的变化，我几乎就没怎么做生意。我们吹了以后，我可以说是一点斗志都没有了。
　　我们吹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她在今年五·一的时候说要和同学去玩儿，我给了她一万块钱，我没有陪她，因为当时正好是我父亲的祭日，我回了老家。但是我回来之后发现她没有去，她说她是为了陪我。我很感动，就说带她出去玩儿，我们去了五台山。5月3号回北京，我是4号出差去西安。我从西安打电话回来，她就说：“咱们分手吧。”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没有原因只是她恨我。凭良心说我自认在和她好的日子里我没有什么对不起她。她挂上电话，手机也关上了。我的脑子特别乱，当时西安的贼也挺多的，我跟您说的我丢了很多东西就是这一回。
　　唐进摸摸头，笑得有些无可奈何。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瞧，连我这样的人也居然会为一个女人这样。
　　我打电话告诉她我丢了全部的东西和钱，她只说一声“活该”。我在天津的一个合伙人说我：“你要是为了一个女人就这样，咱们就什么也别干了。要不我就打你一顿！”可是我的确心情很坏。回到北京我就马上去找她，她不肯见我。我回到我在方在买的一套准备结婚的房子里，收拾了我的东西，我打电话跟她说：“我搬走，这套房子归你住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是同居的关系，而且一直准备结婚。我一直觉得，对于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是那么回事，对于没挣到钱的人来说，钱就特别是好东西。我那时候真的不在乎这一点儿钱。买房子的时候用的是她的身份证，房主等于是她，我花了钱可是我没有所有权，现在她还住在这套房子里。我觉得我们互相都真心实意地爱对方，那还分什么你我呢？现在看起来我可真够“大头”的。这么多年在生意场上混，老家贼倒让小家贼给骗了。
　　说起来也很可笑，7月1号庆祝香港回归那天，把我抓到公安局里待了一个晚上，因为我找她，半夜里了还在街上，身上什么证件也没有，带着很多钱和手机。当时我在方庄的街上转，我就觉得她是在附近的哪个饭馆吃饭呢，我以为我这么转着转着就能等到她，真是够傻的！
　　唐进笑的时候一点生意人的气息都没有，反而有几分在这种人身上不太多见的憨厚。他总是在嘲笑他自己，时不时地问我：“安姐，我特傻是吧？”我也直言不讳地点头说：“是够傻的。”然后我们一起笑。
　　7月份的时候我找到过她一次，送给她一只镯子，羊脂玉的，她当着我的面就给摔碎了。我当时跟她说：“你不跟我好也不用摔东西，这也是用钱买来的，将来有一天你穷了，还可以用它换一顿饭吃。”当时我正准备去美国，我说请她给我一点时间，等我回来会给她一个圆满的结果。我当时实在不相信我们这么好的感情，一句话就可以分手。
　　10月份我回到北京，她说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如果你需要我就把房子还给你”。我说我不需要，房子送给她了。接下来我就放开公司的事情，一个人去了西藏，我给您打电话那天是刚刚回来。我本来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实际上还是没有。我找您也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人坐在这儿听我说我自己这点儿事儿。我在公司面对的不是客户就是我们生意上的合作伙伴，说白了就是我要从这些人手里挣钱，我只能奉承他们或者陪着他们玩儿，要不就是下属，我要保持一个尊严。
　　唐进咧了咧嘴。
　　当然也是外强中干。那段时间我经常回运动队，那些小学员可以教训，也算是一种发泄吧。跳伞是非常考验人的承受力的，心理条件不好，绝对不能上天。那时候我特别郁闷，但是我还是上天。有两次，我都是到最后的极限时间才打开伞包。我们是从5500米高空往下跳，有55秒钟的时间，我就问我自己：“是活还是死？”
　　唐进的面容在一刹那间变得十分迷茫。我问了一个极其女人气的问题：来不及打开伞包怎么办？他很老练地摇摇头。
　　绝对不会的。我从7岁开始学跳伞，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自己完全可以掌握。
　　唐进的叙述有些混乱，我觉得对一个这样的人不必有任何遮拦，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生意场上的逢场作戏、习惯了对人只说三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