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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评论集及序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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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间南方来的一封信。那信是一位写过诗的人写的。他送诗集给我,和我商
量选录的事;他似乎很看重选诗的工作,这是可感谢的。
原先拟的规模大得多。想着有集子的都得看;期刊中《小说月报》、《创
造季刊》、《周报月刊》、《诗》、《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
副刊》、《时事新报?学灯》、《民国日报?觉悟》,也都想看。那时生怕
最早的《晨报副刊》得不着,我爱那上面圣陶北行时念家的两首小诗亲切有
味。圣陶本来有这副刊,在上海时让我弄散失了;虽是十五年前的事,想起
来还怪可惜的。《觉悟》在北平也很难得,自己倒有一份,却尘封在白马湖
一间屋顶上。很想借此南行,将那一箱破书取回来;但路费太大,又不能教
出版家认账,只算胡思乱想罢了。《每周评论》我原也有,不知那一年给谁
借走了,一直没回来。暑中去看周启明先生,他却有一份全的;他说适之先
生也有一份。第三份大约就找不出了。我的《星期评论》也在南方,但前年
在冷摊上买着了半份,还可对付着。
清华大学图书馆收的新诗集真不少,我全借了出来。又查《开明》上载
过的诗蠹所作新诗集目录和别人所补的,加上开明版《全国出版物总目录》
里所载的;凡清华未收各集,都想买来看看。但是看见周启明先生的时候,
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
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
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
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
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
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有了《新诗
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
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
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
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
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
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
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
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
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
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
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
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
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
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
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
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
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
“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
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
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
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
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
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
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
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
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
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
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
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
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
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
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
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
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
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
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 杂志中Acton
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
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
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
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 年 9 月 8 日。
抗战与诗
抗战以来的新诗,我读的不多。前些日子从朋友处借了些来看,并见到
了《文艺月刊》七月号里的《四年来的新诗》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大概如此,
作者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自己也有些意见。现在写在这里。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一个趋势,似乎是散文化。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
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新文学大系?诗
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
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格律诗派
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实的抒情。他们又努力创造“新格
式”;他们的诗要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诗行是
整齐的。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他们虽用文字,却朦
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后来卞之琳先生、何其芳先生虽然以
敏锐的感觉为体材,又不相同,但是借暗示表现情调,却可以说是一致的。
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
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
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
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
从新诗开始的时候起,多少作者都在努力发现或创造新形式,足以替代
五七言和词曲那些旧形式的。这种努力从胡适之先生所谓“自然的音节”起
手。胡先生教人注意诗篇里词句的组织和安排,要达到“自然的和谐”的地
步。他自己虽还不能摆脱旧诗词曲的腔调,但一般青年作者却都在试验白话
的音节。一般新诗的形式确不是五七言诗,不是词曲,不是歌谣,而已是不
成形式的新形式了。这就渐渐进展到格律诗。格律运动虽然当时好像失败了,
但它的势力潜存着,延续着。象征诗开始时用自由的形式,可是后来也就多
用格律了。
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
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
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们可也用格律;就是
用自由的形式,一般诗行也比自由诗派来得整齐些。他们的新的努力是在组
织和词句方面容纳了许多散文成分。艾青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长诗最容易见
出。就连卞之琳先生的《慰劳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诗,也都表示这种倾
向。这时代诗里的散文成分是有意为之,不像初期自由诗派的只是自然的趋
势。而这时代的诗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诗派的似乎规模还要大些。这也可
以说是民间化的趋势。抗战以来文坛上对于利用民间旧形式有过热烈的讨
论。整个儿利用似乎已经证明不成,但是民间化这个意念却发生了很广大的
影响。民间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畅,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诵诗的提倡更
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
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
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
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复沓是歌谣的生
命。歌谣的组织整个儿靠复沓,韵并不是必然的。歌谣的单纯就建筑在复沓
上,现在的诗多用复沓,却只取其接近歌谣,取其是民间熟悉的表现法,因
而可以教诗和大众接近些。还有,散文化的诗里用了重叠,便散中有整,也
是一种调剂的技巧。详尽的铺叙是民间文艺里常见的,为的是明白易解而能
引起大众的注意。简短的含蓄的写出,是难于诉诸大众的。现在的诗着意铺
叙的,可以举柯仲平先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和老舍先生的《剑
北篇》做例子。柯先生铺叙故事的节目,老舍先生铺叙景物的节目,可是他
们有意在使诗民间化是一样的。《剑北篇》试用大鼓调,更为显然。因为民
间化,这两篇长诗都有着整齐的形式。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
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
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如我军的英勇,敌伪
的懦怯或残暴,都从士兵或民众的口中叙出。这大概是经验使然。一般诗作
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
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
爱国心和自信心。像艾青先生的《火把》和《向太阳》,可以代表前者;臧
克家先生的《东线归来》以及《淮上吟》,可以代表后者。《剑北篇》也属
于后者。
《火把》跟《向太阳》的写法不同。如一位朋友所说,艾青先生有时还
用象征的表现,《向太阳》就是的。《火把》却近乎铺叙了。这篇诗描写火
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
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
别注意的。臧先生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但是纪行体的诗有时
不免散漫,《淮上吟》似乎就如此。《剑北篇》的铺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零
碎些,逐行用韵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铿锵些。但我曾请老舍先生自己朗读给我
听;他只按语气的自然节奏读下去,并不重读韵脚。这也就觉得能够联贯一
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的了。可见诗的朗读确是很重要的。
1941 年。
今天的诗——介绍何达的诗集《我们开会》
多少年来大家常在讨论诗的道路,甚至于出路。讨论出路,多少是在担
心诗没有出路,其实诗何至于没有出路呢?抗战以后,诗又像五四时代流行
起来了,出路似乎可以不必担心了,但是什么道路呢?什么方向呢?大家却
还看不准。抗战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更其动乱的时代。这时代需要诗,更其
需要朗诵诗。三年了,生活越来越尖锐化,诗也越来越尖锐化。不论你伤脑
筋与否,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是以朗诵诗为主调的,作者主要的是青年代。
所谓以朗诵诗为主调,不是说只有朗诵诗,或诗都能朗诵,我们不希望诗的
道路那么窄。这只是说朗诵以外的诗,除掉不为了朗诵,不适于朗诵之外,
态度和朗诵诗是一致的,这却也不是说这些诗都是从朗诵诗蜕变的,它们和
朗诵诗起先平行发展,后来就归到一条路上来了,因为大家的生活渐渐归到
一条路上来了。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论到“新诗的前途”,说“至少让
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现在的朗诵诗有时候需要化装,确乎是戏
剧化。这种大概是讽刺诗,摹仿口气也就需要摹仿神气,所以宜于化装。但
是更多的朗诵诗是在要求行动,指导行动,那就需要散文化,杂文化,说话
化,也就不像传统的诗。根本的不同在于传统诗的中心是“我”,朗诵诗没
有“我”,有“我们”,没有中心,有集团。这是诗的革命,也可以说是革
命的诗。本集的作者何达同学指出今天青年代的诗都在发展这个“我们”而
扬弃那个“我”,不管朗诵不朗诵,他的话大概是不错的。这也可以说是由
量变到质变的路。田间先生最先走上这条路。后来像绿原先生《童话》里《这
一次》一首里:
我们召唤
? 。? 。
我们将有
一次像潮水的集合
像鲁藜先生《醒来的时候》里《青春曲》一首里:
春天呀,
你烧灼着太行山,
你烧灼着我们青春的胸部呀!
也都表示着这种进展。
近来青勃先生《号角在哭泣》里有一首《叩》,第二段是:
人民越来越多
紧闭的门外
人民的愤怒
一秒钟比一秒钟高扬
人民的力量
一秒钟比一秒钟壮大
等他们
在门外爆炸
一片宫殿便会变成旷场
作者是在这“人民”之中的,“人民”其实就等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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