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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的兴亡-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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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新政策”日本军国主义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军部法西斯分子头脑更加狂热，企图一举灭亡中国。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是个花花公子，一味追随日本军部扩大侵华战争。他口吐狂言说：“南京已经攻克，看来蒋介石政权已陷入真正的困境，只要我们再推他一下，就会垮台！”南京沦陷的第二天，即1937年12月14日，近卫文召开内阁会议，重新研究与中国的和谈条件。内务大臣末次一夫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叫嚷说：“进攻南京，乃因中国方面无视日方寻求重返日华提携大道所致。松井军司令官最后劝降之目的，也在于此，但中国方面毫无反省之意，日本方面也有改变观点的必要！别无他法。”陆军大臣杉山元、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等认为，原来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太低了”，当时只要求取消《塘沽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取消冀察、冀东两政府，设立包括卢沟桥在内的河北省非武装地带，“太便宜”中国人了，要求提出更苛刻的条件。广田弘毅说：“在帝国付出大量牺牲的今日，以如此轻微的条件同蒋介石会谈，实在难以同意！”杉山元说：“中国事变乃东亚之一悲剧，但为使悲剧不再重演，日本此际不能回避彻底手术。就此意义而言，攻占南京只是中国问题之序幕，真正的持久战则自今日始，始终不能放松膺惩抗日政权！”近卫文见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同意杉山元等人的意见，就不顾参谋本部一些人的反对意见，12月21日操纵内阁会议强行通过了《关于日华和平谈判问题，对驻日德国大使的复文》：
鉴于最近战局的迅速发展，事态已有重大转变，帝国政府拟提出以下基本条件。中方如全部承认以此为讲和原则，并有向帝国政府表示乞和之态度，则帝国亦准备按此开始日华直接谈判。上述原则如不被接受，虽属遗憾，但帝国将不得不以不同既往之全新观点处理事变，此意希予谅察。基本条件如下：（一）中国须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并与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合作；（二）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并建立特殊机构；（三）在日满华三国间，缔结经济密切合作之协定；（四）中国偿付帝国所要求之赔偿。
1937年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本逼迫中国投降的四项条件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催中国在年内做出答复。蒋介石听了汇报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询问日本所提四项条件的具体内容。陶德曼于1938年元旦到武汉会见王宠惠催逼。蒋介石看了日本提出的条件，感到断难接受，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所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绝作答。”于是，蒋介石以重庆为战时首都，把军事统帅部移至武汉，摆出与日军决战架势，向全国发出响亮的抗战号召：“国际正各自扩张军备，而表面则竞言和平。当此之时，我人对于外交，断不宜做依赖任何一国之想，务必力图自存自主！”接着，蒋介石命外交部虚与陶德曼周旋以稳住日本，抓紧机会改组政府机构，枪毙了丢失济南等地的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战区司令韩复榘。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此大出风头，成了世界著名的抗日伉俪。西方记者宣传说：“宋美龄在世界舆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位能从日本鬼子侵略下救国的圣者。”近卫文见蒋介石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就又向蒋介石提交强硬照会施加压力：
中国关于谈判的答复，已经推迟了好几次……最后收到中国的答复时，我们发觉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没有接受日本提出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日本帝国现在决定放弃承阁下的政府竭诚帮助而进行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
第三部分华中大会战（2）
对日本施加的压力，蒋介石命外交部长王宠惠、新任行政院长孔祥熙以让日本详细解释四项条件为由拖延时间。对此，1938年1月15日，裕仁天皇亲自召集御前会议，展开激烈争论。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头脑比较冷静，他强调说，绝对不能不等中国方面的最后明确答复，在日本举国一致的决心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就转入前途黯淡的长期战。杉山元反驳多田骏的意见说：“限期已到，中国未来回电，证明了他们无和平诚意。我主张应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在其屈服以前继续作战！”广田弘毅与杉山元狼狈为奸，以外交家身份蛊惑人心说：“根据长期外交生活的经验，我认为，中国方面的应对姿态，显然并无和平的诚意。参谋次长是否不相信我这个外交大臣？”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更以辞职来威胁：“政府是相信外务大臣的，而统帅部不相信外务大臣，亦即对政府的不信任，政府只有辞职！”多田骏有一些战略头脑，他看到了日本硬打下去的危险性，声泪俱下地说：“明治大帝曾有仰勿辞职的圣谕，值此国家重大时期，所谓政府辞职，成何体统！”杉山元指着多田骏的鼻子大骂，声称陆军大臣可以行使人事权，断然更换陆军统帅部首脑。陆军省军务局长町尻等人也向多田骏施加压力说：“今日的问题，多田骏次长若不谅解，致使内阁总辞职，则对国内外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陆海军大臣等的压力下，多田骏回到参谋本部，与总务部长中岛、情报部长本间雅晴、作战课长河边虎四郎等人商量，由于“不能忍受因中国方面的态度致使日本内阁崩溃”，因而“决定在当夜会议重开时做出让步”，编造理由声称：“大本营陆军部本不能同意，但考虑内阁崩溃的不利，决定予以默认，不再提出反对。”于是，1月15日，日本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同中国停止交涉。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称：
（日本）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最后反省机会已及于今日，然而，国民政府不解帝国之真意，竟策动抗战，内不体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全局之和平。因此，今后帝国政府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之调整两国邦交，协助新中国之建设。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杉山元等认为此声明太软弱了，近卫只得又于1月18日发表补充声明称：
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本来从国际法来说，为了否认国民政府，只要承认新政权即可达到目的，但因未至正式承认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之时期，故于此次开国际法上之新例，而否认国民政府并抹杀之。虽流传宣战之说，但帝国并非敌视无辜之中国民众，又因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方针，故亦无需宣战。
这就是日本为迫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投降而采取的“对华新政策”。为贯彻此政策，日本在1938年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对华长期战争体制：首先是在中国占领区建立伪政权：在东北和察北，主要是巩固“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前，日寇在张家口建立了以杜运宇、于品卿为首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成立了以夏恭为首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归绥成立了以云王、德王为首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然后将三个伪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内地成立的第一个大傀儡政权。在华北，炮制出以江朝宗为首的“北平临时治安维持会”，以高凌尉为头子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还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王克敏任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在上海浦东区成立“上海市大道政府”，在南京组织伪南京自治委员会，在杭州炮制出伪杭州治安维持会。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日本又在策划建立由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加速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推动近卫内阁完善国家总动员体制，操纵议会通过了超过80亿日元的军费预算，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电力管理法》、《飞机制造业法》等80多个法西斯法令。日本军部制定出《昭和13年（1938年）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自昭和13年2月至同年夏季，中国事变帝国陆军作战指导要纲》，都规定“运用政略和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为便于统一指挥日本侵略华中的军队，日本陆军于1938年2月18日取消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司令部，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任命俊六大将为司令官。俊六1879年生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在日本驻德国、瑞士使馆任过副武官，其后任陆军大学教官、陆军参谋本部作战班班长、第四部长、第一部长，当过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驻台湾日军司令官、陆军教育总监。在日本军界，许多人认为俊六是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将军，特别是他在任侵台日军司令官期间，疯狂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更受到杉山元等日本军部首脑的赏识。杉山元等人认为，要打破“中国事变”（即“七·七事变”）的僵局，必须拿下长江中游的咽喉要地——武汉三镇，此重任非俊六莫属。俊六走马上任，率领华中日军进犯武汉，首先打响了徐州会战。
第三部分兵败台儿庄（1）
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之交，为连接中国南北的必经之地，素有“五省通衢”、“军事重镇”之称。俊六认为，要攻取武汉必先占领徐州。日本大本营也指望在徐州一带发动会战，以期歼灭徐州附近50个师的中国主力部队，将其作为占领武汉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徐州会战在俊六走马上任之前就已经打响。早在1937年12月中旬攻克南京之后，日军为沟通南北战场，就想打通津浦铁路，进而击破陇海铁路沿线的中国部队防线，使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南北并进，会师武汉。攻占徐州必然成为首要战略目标。历时5个月的徐州会战可分为津浦路沿线的初期保卫战、台儿庄会战和徐州突围等三个阶段。徐州会战的第一阶段为津浦路沿线保卫战。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日军从津浦路南北两端夹攻徐州。俊六大将亲自率领8万日军作为主攻部队，从津浦路南段的镇江、南京、芜湖等地渡江北上。荻州立兵中将指挥第13师团主力连续攻陷滁县、来安、六合、全椒后，1938年1月中旬继续北进，在明光、池河镇一带，被中国部队韦云淞所部第31军堵截，双方展开激战，你争我夺不分胜负。俊六急忙从南京增调援军和重武器前来助战。中国第4兵团司令官李品仙便命韦云淞率第31军主力让开津浦路正面，与于学忠的第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阻止日军越过淮河北进。
到1938年2月初，虽然定远、临淮关、蚌埠等地被日军攻占，但中国主力部队损失不大。这时，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急调张自忠的第59军、第21集团军之第7军增援。张自忠在“卢沟桥事变”后一度被人们骂为卖国贼，现在终于有了同日军决一死战的机会，因而率领部队英勇作战，从日军侧背发起攻击，迫使日军退回淮河以南。张自忠、张淦指挥第59、第7军乘机反击，夺回淮河北岸阵地，与日军在津浦铁路南段形成隔河对峙之势。在津浦路北段，由于韩复榘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蒋介石处死韩复榘，任命孙桐萱继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后，孙桐萱率领部队东渡运河，一度攻入济宁、汶上城内，与日军短兵相接，激战数日，虽被迫退回运河西岸，但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第22集团军由临城（今薛城镇）地区向邹县之日军发起攻击，双方形成对峙状态。在此期间，板垣征四郎指挥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配属于华中方面军，1938年1月沿胶济铁路东进，占领山东潍县、青岛，尔后南下攻取沂水、莒县、日照、蒙阴等地；板垣又以所属第21旅团为骨干组成坂本支队，猖狂地向汤头镇、临沂方向进攻。中国军队退守临沂以北防线与日军对峙，战局暂时趋于稳定状态。
从1938年3月起，徐州会战进入第二阶段，即台儿庄会战时期。台儿庄是山东峄县的一个小镇，位于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儿庄）潍（坊）公路的交汇点，扼运河的咽喉，是进攻徐州的必经之道，被称为徐州的门户。为打破津浦战线的对峙状态，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多次向大本营申请“增加兵力”，“追剿眼前之敌”，很快得到大本营批准。西尾寿造中将当即命令矶谷廉介中将、板垣征四郎分别率领第10、第5师团南北夹攻徐州，以打通津浦线，然后沿陇海线西进，取道郑州南下，攻取武汉三镇。蒋介石抓住了日军第5、第10两个师团孤军深入的机会，命令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迎头痛击，务求必胜。蒋介石还亲自赶到台儿庄前线督战，下达严格命令称：“部队必须死守台儿庄；若有闪失，军委会将严惩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军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为使华北与华中方面军连成一片，命令第10师团向徐州北面最前线的据点滕县发动进攻。矶谷廉介指挥的第10师团为日军精锐师团，平日训练又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科目。矶谷廉介接到命令后，即以所属第33旅团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从1938年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的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天攻下界河，又迂回到中国守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代总司令孙震）之侧背。李宗仁立即调第20军团一部增援，并令第3集团军侧击兖州。3月16日晨，板垣征四郎指挥第5师团在飞机、重炮配合下，向滕县发起攻击。川军第122师在师长王铭章指挥下奋勇还击，誓死防守界河，打退板垣师团的几次进攻。板垣征四郎老奸巨猾，见正面进攻受阻，就采取迂回战术猛攻右翼，终于突破川军阵地，王铭章率部退回滕县县城防守。板垣师团猛攻滕县5日，该县城尽成焦土，王铭章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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