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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1-在北京生存的100个理由:解读北京的城市文化-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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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人并被人看，会不会觉得晕，那是十几万个被比喻成向日葵的年轻人，他们不停地跳着，“毛主席万岁”的喊叫声就像来自几万部轰轰作响的机器。这时从天安门城楼上往下看，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群体。组成这个群体的每一分子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汇合起来就成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群体，它看上去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致会使人误以为它可以具有一切可能性。从这个群体里往天安门城楼上看，也看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能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人影，他就是毛主席，没有人会把毛主席想得很具体，因为没有人的想像力可以发挥到那个地步，我们最多只能像向日葵想象太阳那样，想象毛主席就像太阳那样无所不能。一个具有一切可能性的群体向着无所不能的毛主席发出令人心惊胆战的欢呼，毛主席威严／慈祥／欣慰地微笑着举起一只宽厚的大手，在空中频频挥动，有时那只手会轻轻一顿，短时间地停在空中，说时迟，那时快，具有高度职业敏感的小个子摄影师刚好按下快门，是的，在当时，一切就是那么天衣无缝。 也许，毛主席确实不是凡人。或者说，我们实在不愿把他当作凡人。就像F4的fans不愿把仔仔当作必须吃喝尤其拉撒的凡人一样，是我们让毛主席在同样的理想化氛围中羽化而登仙。 但是我们就不去多管仔仔的事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然而，理想似乎永远是现实的童年。在现实中，一共有两个毛主席，一个照常（并不是经常）出现在天安门的画像、书籍、纪录片和水晶棺里，以官方的身份延续其影响；另一个毛主席则经常在交通拥挤的民间无微不至地注视着我们，他被写在真真假假的毛家菜馆的招牌上尾码以红烧肉，或者挂在计程车司机的后视镜上神情饱满地悠来荡去，他为书商做广告，比如“毛主席最喜爱的XX书”之类，他还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待价而沽，摊主守着他的主席像章、陶瓷塑像和邮票，与有此嗜好的收藏者尔虞我诈，最后皆大欢喜或一拍两散。 我们正在谈论谁？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普及教材？有一定价值的收藏品？有文化含金量的形象代言人？南海观世音菩萨？ 大概过了三十岁的人都有机会明白一点所谓爱情，那就是当狂热与激情烟消云散之后，你可能会很迷茫，也可能，偶尔一个人傻笑一下：呵，原来不过是这样！转而悲哀的是，你会认为以前的理想化初衷全盘都错，你很快开始调侃你曾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东西，你还会争取作一个犬儒，以冷漠卫护你疲弱的神经。然而真正悲哀的是，从集体的理想化，到集体的犬儒，从昨天的向日葵，到今天的傻子瓜子，所有的配方和工序原来只是百年老店之一脉相承。 这就是为什么每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端庄慈祥的主席画像的时候，总会把那些在电视上拿腔拿调的所谓特型演员拨拉拨拉让他们站好：哼，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一点也不像！
人 People、转变 Change大院阳光灿烂，动物凶猛
南方有苏童的香椿街和残雪的黄泥街，我们遇见哭泣的妇人和阴沉的少年。遍地是泼出去的脏水，到处都在生锈在浮肿在腐烂，梅毒蔓延，蛛网横生，散发出经血和死婴之气。 这样的一种阴霾晦暗到了北方不复存在，同为动荡年代的见证者，王朔动物凶猛，姜文阳光灿烂，崔健开创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除却南北气质的相异，北京被赋予、主观享受和被动承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在上世纪中后叶，更滋养了一种特殊的大院文化。造反有理、舍我其谁的优越感和后来的理想主义幻灭感、少年时代优越感的丧失伴随了一大批北京大院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些人后来做了艺术家，并成为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他们都是在英雄主义情结下长大的。 我年少的时候路过那些朱红色的门、白底黑字的门牌和绿军衣笔直的守门的士兵，那些戒备森严的大院以及被它包围起来的神秘莫测的生活，以为那是我永远无法深入之地。初中时有个海军大院的女孩跟我要好，她穿香港买回的衣服，讲述在电视里露面的歌手的私事（与她同属一个大院），带给我吃外国巧克力。那个时候，最基本的物质满足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种奢华，更妄言物质享受；电视明星更是我们无法接近的外星客。 现在这已不是秘密：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不管是谣传还是事实，这秘密都具有合理性。禁闭的年代，高干子弟享有的特权不仅体现为物质特权，更体现为精神特权和文化特权。大院子弟继承了前者的优势，又比之更加开放和平民化。加之他们的父辈多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业精英分子，不同地域的文化的碰撞与交合从来就有利于产生传奇。 相比之下，北京本土的胡同文化显得保守、封闭而滞后。物资紧缺的恐怖时期，在油和鸡蛋方面“首都人民”还享有比外省人优厚些许的特权，但文化资源方面和全国普通人民一样苍白，少得可怜。北京的传统文化则无一幸免地遭到毁灭性破坏，如今再建的大栅栏茶楼，只是曾经的老北京的复制品——文化的味道，总不是说有就有的。毁灭了，就得再熬上一些滋养的年头。而茶楼、鸟市、戏院还可以重建，北京市井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老舍先生却永远地去了。 空军大院、海军大院、全总文工团……当年庞大院落的神圣诱惑已消失殆尽，如今最惹眼的是豪宅、别墅、私人俱乐部。文化资源的平等，英雄主义的覆没，经济决定一切，网络时代的来临，大院不再构成特殊的文化土壤。这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所有的院落都有围墙，早就该拆；虽然会听到一些遗老遗少的抱怨。
新 Newness、爽 Rush建筑师竞技场
安东尼奥走进现代城办公楼，在电梯间与一群心思各异的准白领扶摇直上。2004年，意味着他来到中国的第十一个年头，这位自称：“born in Venezuela but based in China”；1999年被潘石屹聘为首席建筑师的委内瑞拉人，对眼前的一切已再熟悉不过。到中国谋发展的思路，应归功于1976年就在中国清华大学学建筑的哥哥的鼓动。如今，他的哥哥已在中国待了三十年，他自己在北京成立8&8建筑师工作室后，1999年效力于现在的东家，以至于当他从容地迈出电梯，就能直接步向SOHO现代城顶层高大洁白的房间，那里是他作为北京红石实业公司首席建筑师的办公之地。 同一位伟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期望的万千烟囱林立景象有所不同，透过安东尼奥开阔的落地窗，充满了数也数不过来的工地。据统计，2000年北京的开工总面积为六千九百九十五万平米，而2004年的开工总面积达到七千万平方米。它意味着北京正在为数百万人提供新的住房，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消费场所，最终把他们导向新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从空中俯瞰首都，曾经以金黄和宝蓝琉璃瓦为皇亲国戚提供工作生活休闲场所的主流建筑群，正在一片又一片的庞大工地中，让位给以玻璃钢筋水泥铸就的各式建筑群。远大于故宫规模的新社区居民，在保安把守栏杆紧锁的大门内，过上了比当年紫禁城里更舒适的日子。 据说在欧美，现在一个上万平方米的项目已经很了不起了，甚至是某些建筑师一辈子所能遇见的最大的项目。而北京几千万平米工地上，确实造就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舞台，供世界各地的建筑师们轮番登场。对世界顶级建筑师来讲，中国已经从一个新兴市场遽变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市场。各大建筑公司开始在中国开设办事处、承包工程，而且他们发现，高楼大厦和大胆规划，在这里得到了令人兴奋的结合，这里的建设速度也是西方发达城市数十年所未见的。有一串数字，是关于建筑公司的。据美国有关部门统计，全球最大的两百家国际建筑设计公司中，有一百四十家在中国有业务活动或建立分支机构，北京无疑是他们注目的焦点。北京市二十一个五星级宾馆中，国外建筑师设计或中外共同设计的就有十三家。北京目前三栋最高的地标性建筑：京广中心、金城大厦和国贸中心，依然是国外建筑师的大作。国际化不再是一句大而空的口号，在北京，它就是眼睁睁的事实。 不仅如此，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还有一批新的体育场馆、公园、旅馆以及机场等待设计开工，这是足以令多少建筑师热血喷涌的动人时刻。想象一位天才建筑师终日守住一张纸勾勾画画，整天停留在电脑上敲敲打打的屈就样，就能理解等待开发的土地对建筑师的抚慰意义。这个庞大的舞台，注定要成就来自五湖四海的建筑师明星。 于是“安德鲁们”出场了。几年前这些并不为大众知晓的名字，现在成了广为流传的公众话题。法国建筑师安德鲁对应的是国家大剧院那粒透明水蒸蛋，瑞士建筑师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对应的是鸟巢状的国家体育场，在竞标中力挫群雄的荷兰建筑师库哈斯对应的是央视新楼，英国建筑师福斯特对应的是北京新机场，还有水立方、中国电影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无一不与国外的建筑师或设计公司相连。当然这帮出场的人各有来头，安德鲁的招牌菜是戴高乐机场，库哈斯的头衔通常是2001年普利兹克奖得主或者最新锐最活跃的建筑师，而福斯特更是搬出爵位来应对。而国内的建筑师通常被认为其见识功力和地位，对于奥运场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还缺乏相应的说服力。与此同时，大量风格各异的建筑师和他们设计的现代建筑，会不会使北京成为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一时间成了公众议论纷纷的话题。当然，开放的中国不会因为暂存的异议而放缓前行的步履，众多开发商引进国外建筑师的案例更是层出不穷，他们甚至把外籍建筑师作为炒作楼盘的强力武器，大肆宣扬，唯恐国人不知。大众的媚外心理无疑是强大的，某方面说，正是这些多数的力量推动开发商做出这样的选择。 潘石屹和张欣的选择无疑更为聪明。用安东尼奥的话说，他俩的聪明之处在于通过文化来获得商业利益。潘石屹的看法是：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成果，可以通过商业来转化并得到社会认可。在建筑师张永和的建议下，潘、张邀请了十二位亚洲新锐建筑师，负责十一栋别墅和一个俱乐部的设计。地址选在北京八达岭附近，水关长城脚下这块八平方公里的地方，取名“建筑师走廊”。挑选建筑师的标准有两个：一是年轻，二是前卫。潘、张给建筑师的唯一限制就是尽可能使用当地建筑材料、资源、劳动力。同每个建筑师获得的一万二千美元报酬相比，建筑师们在这里拥有尽情发挥创造力的自由显得更为诱人。张永和曾经不无矛盾地承认：“在这里的任何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但我们又没有勇气不参与这个项目。” 入选威尼斯双年展和长城的远古背景，扩大了建筑师走廊的号召力，也奠定了十二位建筑师的新锐魅力。从这里的箱宅，我们开始了解张智强于香港的获奖作品；从这里的公共俱乐部，我们了解了承孝相的贫困美学；从这里的家具屋，我们了解了坂茂的纸筒教堂；从这里的山水间，我们更是了解了张永和的非常建筑主张……暂且不论这批建筑的价值如何，至少我们看到了从理念、材料到结构的诸多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了自由想象和生活舒适度的种种矛盾，在这组赞毁各执一词的建筑里，我们还看到北京这片什么鸟都相容的硕大林子。 或许，建筑不过是建筑师内心智慧的发泄地，当消费者享用他们智慧，并把这种享用当作奢侈品四处传诵时，也是建筑师们焕发集体青春期的最佳时期。诚然，在经济迅猛增长后，我们拥有了引进更高更强、国际一流建筑师的能力，我们在往北京城填充更堂皇建筑的同时，曾经统一规划、集权设计、焕发独特民族魅力的古老都城再也不复存在，并且这还是时代谁也挡不住的巨大推动力。一位建筑师感叹：“建筑有它来的时候也有去的时候，建筑作为永久性的是对地球的不负责任……只有思想是永久性的，所以孔子也说逝者如斯夫，就让它去吧。”
新 Newness、爽 Rush中关村高科技的代名词
长城是北京通往历史的名片，而中关村则是通往未来的名片。对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来说，电子必然是一个时髦的辞汇，而中关村则是中国通往未来的关隘。这个想法其实是我在读高中时的印象。那是90年代初，中关村正随着286电脑、北大推倒南墙等一系列新事物名声鹊起。高中地理上说，中关村跟美国的硅谷、台湾的新竹一样，都是各个地域的电子技术开发区，高科技的代名词。因此心理颇为向往，决定藉上大学的机会看看中国的硅谷是啥玩意儿。 我是个科盲，所以对有科技天赋的人有崇拜心理，对中关村自然也有朝圣心态。但1993年到了北京上大学之后，我对中关村的印象大打折扣。原因在于它并不像硅谷一样是个电子产品开发基地，它最多的作用只是把外国生产的电子元件拿来组装成商品而已，所以科技含量不是很高。因此印象中的电子开发基地变成了电子商品组装基地，觉得地理书上称之为“中国硅谷”，有点言过其实之嫌。当然，那时候我印象中的电子技术和产品开发主要在大容量的硬件，及其不断升级的技术。现在电子技术的概念又丰富了很多，五花八门的软件和网络技术，听说中国的开发软件水平不低，大概也集中在中关村了，因此中关村在技术含量上大概比以前要名副其实些。
当然，那些技术都在静悄悄地进行。我有一个同学在联想研究院工作，每次见到他都有新的课题在开发，比如说做一套过滤黄毒网站的软件，比如开发一套让近乎老年痴呆者也能上网的软件，等等，反正高技术开发的人时刻不停地在劳动，这是中关村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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