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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狱中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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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告诉你的就是我强烈地谴责我自己。当我这个耻辱的被摧毁的人，穿着囚服坐在黑暗的牢房里时，我谴责我自己；在一阵阵烦恼的痛苦的夜里，在漫长单调的痛苦的白天，我谴责的也只是我自己。我谴责自己容许了一种不理智的友谊、一种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创造和沉思美丽的事物的友谊完全支配了自己的生活。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一道宽阔的鸿沟。你在中学里一直是游手好闲的，到了大学后变得更坏。你没有认识到，一个艺术家，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艺术家，也就是说，一个自己创作的作品的质量取决于个性强度的艺术家，其艺术的发展需要思想、智慧的氛围，需要安静、平和与孤独。你崇拜我已完成的作品，崇拜我第一段悲伤时期的成功以及随之而来的辉煌的盛宴。你非常自然地为做我这样一个杰出艺术家的密友感到骄傲，但你不理解艺术作品产生所必需的条件和环境。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内，我没有写出一个字，我这样说并非是修辞上的夸张，而是根据绝对的事实。不管是在托盖、格林、伦敦、佛罗伦萨还是别的什么地方，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的生活就完全是枯燥乏味的，没有创造性的。遗憾地说，你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我的身边。
比如说，我记得——这是从许多例子中选出的一个——1893年9月，我自己住了一套房子，这纯粹是为了不受干扰，因为我曾经答应给约翰·沃尔写一个剧本，但违了约，他当时正催逼着我写这个剧本。在第一周里，你一直没来，因为我们在你翻译的《莎乐美》的艺术价值上有不同的看法——这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你只就此给我写了些愚蠢的信，并为此感到洋洋自得。在那一周，我写完了后来上演的《理想的丈夫》的第一幕，这一幕的任何细节都完美无瑕。第二周，你来了，我的工作就不得不中断了。每天上午11点30分，为了不受——尽管是安静的、平和的——家庭琐事所必然带来的干扰，我都要去圣·詹姆斯广场，就是想有个机会思考和写作。但即便如此也只能是徒劳。12点，你就来了，呆在我房间里抽烟聊天，一直到下午1点30分，而这个时间我又不得不带你到皇家咖啡馆或伯克利就餐。我们吃饭、喝酒常常要到下午3点30分，然后你回怀特斯待一小时。喝茶时间（一般在下午5点左右）你又来了，一直待到要穿礼服吃晚饭的时候。于是我与你一起在萨瓦或泰特街王尔德夫妇在这条街上有一套漂亮的房子。——译者吃晚饭。我们一般一起待到午夜后才分开，就像在威利斯举行的晚餐不得不在第二天黎明结束一样。这就是我那三个月所过的生活。除了你到国外的那四天以外，每天都是如此，当然我随后也不得不去加莱法国北部港口城市。——译者把你带回来。因为我有一种既奇怪又带悲剧性的性格和气质。
你现在肯定认识到那一点了吗？你现在一定知道你不能孤独的。你的本性是如此急迫地需要别人的注意和陪伴，你缺乏任何维持你思想集中的能力：这真是不幸的事！因为我乐于想到事情不会再这样了——在需要智力的事情上，你至今还没能获得“牛津气质”，我的意思是说，你从未成为一个能够从容把玩思想的人，而只是达到亵渎观念的地步——所有这些，加上你的欲望和兴趣不是在于艺术而是在于生活，这一事实，对你自己修养的提高和对我们作为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不都同样只是破坏性的吗？当我把我与你的友谊与我和更年轻的约翰及彼埃尔·路易斯的友谊对比时，我就感到一种羞耻。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更高级的生活是和他们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人在一起时得到的。
我现在且不说你与我的友谊带给我的可怕的后果，我现在只想谈谈我们当时维持的那种友谊的性质。对我来说，那是一种思想上的堕落。你身上或许有艺术家的气质的萌芽，但我与你相遇或是太早或是太晚了，因为我竟看不出来这种气质。一旦你离开我时，我的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在我一直提到的那年的12月初，当我成功地劝说你母亲把你送出英国时，我就能重新修补起我那已被撕裂、践踏的想像之网，把我的生活重又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完成了《理想的丈夫》余下的三幕，而且构思并几乎完成了另外两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剧本，即《佛罗伦萨悲剧》和《神圣的妓女》，但就在这对我的幸福来说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你又回来了，突然地，事先一点招呼也没打，就不受欢迎地回来了。自然我也就再也无法写完那两个未完成的作品，就那样让它们残缺不全地搁在那儿了，我再也找不回当初创造它们时的那种情绪。你也已经出版了许多散文，你现在也该承认我这里说的一切都是真话吧！不管你能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是我们友谊的心脏里的一个可怕的真理。你和我在一起时，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艺术。我准许你一直站在我和艺术之间是我给予自己的最大耻辱和谴责。你无法知道，无力理解，也不会欣赏。我根本没有权利希望从你身上得到这些东西，你感兴趣的只在你的一日三餐和喜怒无常的情绪，你的欲望只在娱乐——低级的或连低级也算不上的快乐，它们就是你的性情或你当时的思想所需要的。我当时应该拒绝你进入我的房子，除非我特别邀请你，否则不准你接近我。我现在毫不留情地谴责我的懦弱，这一切都只是因为懦弱。与艺术相伴半小时所给予我的东西比与你在一起一年获得的东西还多。在我的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与我的艺术相比，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艺术而言，软弱就是犯罪，特别是软弱毁灭想像时更是如此。
狱中记宽容与陷阱
我再次谴责自己曾准许你把我带到彻底的、有损信誉的破产。我记得在1892年10月初的某个早晨，我与你的母亲一起坐在布莱奈尔的树叶发黄的树林里，我那时对你的本性还几乎是一无所知。在牛津大学时，我曾经从星期六一直到星期一都与你待在一起，你也曾经在克劳默与我一起打了十天高尔夫球。与你母亲在一起时，我们的话题自然就转到你身上来，你母亲开始向我谈起你的性格。她说你有两个大的缺点，一是有虚荣心，二是奢侈挥霍。用你母亲的话讲，你“对钱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因你母亲的话发笑的，我一点也不知道，你的第一个缺点会把我带进监狱，第二个缺点会导致我破产。我以为，虚荣心是年轻人佩戴的一朵优雅的花，至于挥霍——因为，我以为你母亲所指的挥霍无非就是挥霍而已——我的本性或我自己的家族中也从没有过勤俭节约的美德，所以当时我并未在意。但当我们的友谊持续还不到一个月时，我开始明白你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了。你固执地要求一种完全不顾后果的奢侈生活。不管是否与我在一起，你都要不停地向我要钱，要求我负担你寻欢作乐的一切花费。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使我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你持续不断地越来越有力地纠缠我的生活时，我越来越觉得你的挥霍是那么单调乏味，因为你只是把钱花在吃喝这类无聊的快乐中。饭桌上不时出现红酒和玫瑰当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但你远远不是为了品尝美味，而你对此又总是毫无节制。你不知羞耻地索取，毫无感激地接受。你慢慢觉得，你有某种权利花我的钱过一种你从不适合的毫无节制的奢侈生活，结果，这种感觉又促使你的贪欲越来越大，最后，竟达到这样的地步：如果你在阿尔及尔的卡西诺的某个赌场输了钱，你只是在第二天早晨在伦敦给我打个电话，把你输掉的钱数从我这儿转入到你的银行账户，根本想都不想自己在做什么事。
在1892年秋天和我被捕之前这段时间里，我曾经告诉过你，我与你在一起时花的钱加上我为你花的钱只现金就有五千多英镑，这还不算我开的账单。当时，你对自己坚持要过的那种生活一定会有某种想法。你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在伦敦，我与你在一起时，我们两人在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里的最普通的花费——早饭、午饭、晚饭、娱乐以及坐马车等——是12英镑至20英镑之间，每周的正常花费自然是80英镑至130英镑。我们在格林的3个月里，我共花去了1340英镑（当然房租除外），就这样我一步步成了破产者。我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我生活中的每一笔开支，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可怕的事。“简单的生活，深刻的思想”当然不是你那时能够欣赏的理想，但这种浪费对你我来说都是一种抹不掉的耻辱，我记得自己吃过的一次最愉快的午餐是我与罗比在索霍区一家小咖啡馆的那一次，那次午餐花的先令大约与我和你一起吃饭花的“英镑”一样多。那次午餐还使我得到了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好的一次谈话。我们谈到思想、标题、形式，而所有这些都是仅以3法郎50分茶饭的代价取得的。我与你一起吃过的那么多午餐，留给我的记忆只是我们吃得太多，喝得太多。我对你的要求的屈从对你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你现在也知道了，我的屈从常常使你变得贪婪，有时简直是肆无忌惮，当然这一直是不体面的。在许多情况下，作为你的主人意味着接受你太多的需要而享受太少的欢乐和特权。而你却忘记了对此感谢——我不是说礼节性的感谢，因为流于形式的感谢只会伤害友谊——我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优雅的甜蜜的伴随，富有魅力的愉快的交谈，以及所有的那些使生活变得可爱起来的温柔的仁慈——这些都是生活的伴唱，就像音乐那样，使万事万物和谐一致，使嘈杂的或静谧的地方充满美妙的音乐。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像我这样一个处于可怕境地的人，还要念念不忘要在这种和那种不体面之间寻找一种差异，但我仍能坦率地承认，那种把所有的钱都扔给你，让你浪费掉的做法，是既伤害了你也伤害了我的愚蠢行为。在我看来，我们的恣意挥霍就是造成使我备感耻辱的破产的原因。我是为其他东西而生的。
但我最该谴责自己的是我允许你带给我彻底的道德堕落。性格的基础是意志力，而我的意志力则完全受你的意志力的支配，这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在沉迷于持续不断的肉体享乐中，你的思想连同肉体都被扭曲了，你慢慢变成了一个看起来和听起来都同样可怕的东西：你从你父亲身上继承了那种可怕的躁狂症，疯狂地写了一封又一封令人厌恶、憎恨的信；你完全不能控制你自己的感情，有时你会因为仇恨而长时间闷闷不乐，一声不响，而有时又会突然爆发间歇性的、几如癫痫病似的狂想。你的所有这些病态的症状，在我给你的某一封信中都提到了，那封信被你随手扔在了萨瓦或其他某个旅馆里，后来在法庭上由你父亲的辩护人出示出来，作为控告我的罪状的证明之一。我在那封信里恳求你，如果那时你能够认识到什么是怜悯或其他表示方式的话，那你就不要吝啬怜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就是我那致命的、屈从于你每天越来越多的要求的根源和原因。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对我的胜利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胜利，是弱者对强者的专制，这种专制我在某个剧作中将其描绘成“惟一存留的专制”。
而且，我对你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在他与生活的每一种联系中必须找到某种“生存方式”，就你的情况而言，人们或者是屈从于你，或者是放弃你，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来说，因为在你身上寄托了不该寄托的厚爱，因为对你的脾性和气质上的缺陷的伟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好品质和凯尔特人的慵懒，因为艺术家对粗俗争吵和丑言恶词的宽容，因为我当时的性格还无力忍受对任何人的憎恨，因为我不愿意因我的原因而使生活变得酸苦和不美好，也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最多也就是能引起我瞬间的注意或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这听起来很简单，我才一直屈从于你。因此，自然地，你对我的要求，你要支配我的努力，你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变得不合情理了。你的最卑下的动机，最低级的欲望，最世俗的激情，对你来说都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别人的生活都要受你支配，如果必要，你可以毫无顾惜地牺牲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依赖自己的坏脾气可以一直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下去，所以，非常自然地，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就相信了你应该继续按你自己的方式沉迷于每一种过于粗俗的欲望。这样下去，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活着有什么目的。你已经从我的天才、意志力及财产中获得了你自己所需要的，但你还因为一种盲目的无穷的贪婪，而要求占有我的整个存在。你确实如愿以偿了。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高贵而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那悲惨的愚蠢的行动之前，一方面，是你父亲在俱乐部留下恶毒的明信片攻击我，另一方面是你用同样令人厌恶的信攻击我。那天早晨我收到你的一封信，信中，你可笑地让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保证逮捕你父亲，那是你写过的最坏的一封信，是出于最可耻动机的信。夹在你们两人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判断力离我而去，只有恐惧占据我的整个头脑。坦率地说，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可能使我逃离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方法。我像一头跑进屠宰场的牛一样到处乱撞。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我在小事情上屈从于你是无所谓的，而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那天生优越的意志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种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常常彻底背叛了我，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小大之分，一切事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大小形状。我养成的对你百依百顺的习惯——刚开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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