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狱中记-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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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东西。现代监狱生活中的物质贫困是可怕的，但对一个一度将文学视做生活中的第一要事、视做实现完美的方式以及能使知识界感觉到自己活着的惟一触媒的人来说，完全没有文学作品看才是最可怕的，与这种精神贫困相比，物质贫困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生活在这种寂静、这种孤独、这种脱离了一切人及高尚的精神影响的与世隔绝之中，生活在这种活死人准备的坟墓之中，请求人自然会在日日夜夜的梦醒时分被一种对绝对的彻底的疯狂恐惧所折磨。他也意识到，由于被人为地隔离于一切思想的、理性的兴趣之外，他的思想会静如止水，他也什么都干不成，这样就只能沉思那些反常的性行为方式，那些可恶的色情狂方式，那些把他从高尚的地位、高贵的声望推向罪犯的囚牢和可怕的监禁的悖谬行为。请求人不得不认为，当他被剥夺了从事健康的思想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例如看书、阅读写作材料、与人共处、与活的世界接触等等之后，与那些受着色情偏执狂病折磨的人一样，他肯定要成为病态的激情、淫秽的幻想和那些使人堕落、腐化、毁灭的念头的猎物。罪行尚可被人忘掉或宽恕，但罪恶却会永存，因为它们已安然居住在了那些因可怕的不幸命运而成为它们的受害者的人的心房里，它们就住在他的肉体里，像麻风病者一样以其为食，最终它们就成了人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多么强烈的悔恨都不能把它们赶走，无论多么辛酸的泪水也不能把它们冲刷干净，而监狱生活因为将犯人与一切能够拯救一个悲伤灵魂的东西隔离了，所以就等于将犯人手脚捆绑着拱手送给了那些受害者最痛恨但又身不由己受到污染的想法，使他无法逃脱。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请求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它再也受不下去了。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执狂病不会只局限在某一部分人身上，而是要蔓延到所有类似的人身上，因此他希望、他恳求现在重新审理他的案子，能让他得到赦免，这样他的朋友就能带他到国外接受治疗，使他能摆脱一直折磨着他的性偏执狂病。他惟一清楚地知道的事是他作为戏剧家和作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名字已被从英国文学史上删去了，再也恢复不了了。他的孩子也再不能用他的姓氏，等着他的只有在某个遥远的国度的隐匿生活。他知道，对已经破产的他来说，等待他的只有那种最辛酸、最凄苦的贫穷，他已永远失去了生存的所有快乐和美丽，但就在他完全孤苦无助的时候，他至少仍然紧紧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他不会直接从公共监狱进到公共疯人院里去吧。　　　　
　　　　监狱体制的后果是可怕的——可怕到能让并没破碎的心变得麻木，让那些执行这种体制的人和那些必须屈从于这种体制的人变得同样野蛮残酷——而至少毁灭人的理性并不是其目的。虽然它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但它也不想把人逼疯，因此，请求人恳求在他尚有一点理性的时候能被获释。现在，词语对他还有意义，书籍对他还有思想价值，还有可能通过医学手段和人工治疗使他那颗惊悸的心回复平衡，让他那一度纯洁的本性恢复健康，还剩有时间能让他摆脱可恶的疯病，使他的灵魂重新变得澄静，哪怕只有很短时间的安静也好。　　　　
　　　　实际上，请求人最恳切的请求是希望内政大臣听听——如果他愿意——任何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的意见，听他们谈谈一个已在忍受着性偏执狂性格带来的痛苦的人，如果长期处于寂静、与世隔绝的单独囚禁生活会产生什么必然的后果。　　　　
　　　　请求人也想说明：虽然他的身体在许多方面在这儿都比在旺兹沃思还好，因为在旺兹沃思，他在医院里被关了两个月，饥饿和失眠把他的肉体和精神彻底击垮了，但自从他被关进这儿的监狱之后，他的右耳已几乎完全失聪，脓肿造成了鼓膜穿孔。这儿的狱医说过他对此无能为力，看来我的听力一定要完全丧失了。而请求人却仍还确信，若能得到外国专家的治疗，他的听力还是可以保持的。威廉·达贝爵士是位伟大的耳科医生，他就向我保证：如果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我就根本不会失去听力。但是，虽然他自一入狱就得了耳病，虽然他的听力在一天天丧失，但监狱却想都没想这回事……请求人自然也害怕另一只耳朵也会失去听力。一个本已破碎的灵魂若再加上双耳失聪的痛苦，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呀。　　　　
　　　　他的视力，他那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精心呵护的视力，现在也因被迫久居潮湿的囚牢而变得非常微弱，他现在已能意识到眼神经的痛苦，看稍远一点的东西都看不清。当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明亮的阳光常常造成视神经的疼痛与疲劳。他为此焦虑不安。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就要双目失明。而这肯定会强化他的偏执狂，摧毁他的理性。　　　　
　　　　由于时间限制，请求人不可能再详细陈述他所感到的其他危险的威胁了。他主要的危险是疯狂，主要的恐惧也是疯狂，他主要的请求是：既然这种已给他带来毁灭的长期监禁对他的惩罚已够严重的了，那现在就可考虑结束对他的监禁了，不要等到疯狂吞噬了他的肉体和灵魂，让肉体和灵魂都蒙受了同样的侮辱和堕落的时候再来考虑我的请求，那样虽然是惩罚了他，但已毫无用处了。　　　　
　　　　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这封请求书是由里丁监狱的监狱长送交给内政部的，并附带了一份由狱医开出的简短医疗报告，报告中说王尔德自入狱后体重有所增加，没有表现出任何疯狂的症兆。四位监狱检查官就此到里丁监狱进行调查。7月10日，他们得出了与狱医几乎相同的结论。内政大臣随后把有关材料交给了曾在旺兹沃思对王尔德作过检查的医学官员尼库松博士。由于尼库松博士的积极建议，7月27日，内政部命令监狱长允许王尔德在牢房中写作并提供材料，同时又给他提供了大量的书。他亲自写的一系列要求现在都保存在内政部的档案里。新任监狱长J。O。尼尔松划掉了其中的一些。内政部同意了王尔德的经过修订的要求，但又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即为王尔德买书的钱一定不能超出监狱1896—1897年间给犯人规定的10英镑。王尔德开列的书目包括乔叟、马洛、斯宾塞、济慈、丁尼生、珀西、卡莱尔、纽曼、但丁、勒南的作品，还有希腊文的圣约书。王尔德说监狱图书室里没有萨克雷或狄更斯的一部小说——“我相信，不仅是我，而且其他一些犯人也都希望图书室里能有一套他们的作品全集”。这样监狱才批准进了一套《狄更斯全集》。——原注　　　　
　　　　1896年9月25日，星期五里丁，H。M。监狱　　　　
　　　　


美之陨落致莫尔·阿德

　　　　亲爱的莫尔，收到你的信非常高兴　　　　
　　　　阿德在他的信中谈到了王尔德所关心的一些朋友的近况，以及他妻子和孩子的情况，并说已根据王尔德的要求给内政大臣写了一封信，请求在冬天到来之前释放王尔德。——原注　　　　
　　　　……谢谢你给内政大臣写了信阿德写给内政大臣的请求书（人们都相信它是由伯纳·萧起草的）虽然已写好并准备寄送，但实际上并没寄出去，因为信刚一写好，阿德就收到了内政部的一封信，说“这个犯人的案子已经过仔细的调查与核实”，因此内政大臣得出结论说：没有任何理由，不管是医学的还是其他的，能让他提前获释。——原注。我确实希望你的信能有一点效果。但在官僚主义的大门前，怜悯的敲门是得不到什么回应的，权力与处罚一样都只会杀死人身上善良和温顺的一面，人会不知不觉就丧失了自己本能的善，或变得害怕权力的存在。但我仍希望能有所改观。我承认自己在满怀恐惧地等待下一个狱中冬季的来临。监狱的冬天里有种可怕的东西：犯人不得不天未亮就早早起来，在黑暗阴冷的旧牢里，就着闪光的煤气喷嘴开始一天的工作，只有小铁窗里漏进来的一丝幽暗暧昧的光亮。往往在人还没有呼吸到一点清新空气的时候，白天就已过去了。冬天的日子是让人窒息的日子，是在冷漠和失望、沉闷与单调中无休无止逝去的日子。如果我能在冬天到来之前获释，那冬天也就一切皆好了。到11月19日，我已在这种可恶的黑色生活中度过了18个月了，到时可能会有点什么变化吧。11月10日，王尔德又给内政大臣写了一封信，要求在把他关满18个月时释放他。这个请求几乎立即被驳回。——原注　　　　
　　　　我知道你会尽力，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我对你的厚爱的感谢。　　　　
　　　　至于我的孩子们，我感到不应该让他们带着对我的轻蔑和仇恨长大成人，这既是为他们好，也是为我好，因此不应在我妻子的亲戚们中间给他们找监护人。当然，如果阿瑟·克利夫顿　　　　
　　　　阿瑟·巴拉美·克利夫顿（1862—1932）本是个律师，后来又做了艺术品商人。1900年和罗伯特·洛士、莫尔·阿德一起开过画廊。——原注　　　　
　　　　愿意承担此责，我是很乐意的。因此，请你让阿瑟做我现在的律师，霍夫瑞一点用也没有，虽然莱维辛付给他高额的报酬，但就我破产一事他竟一次也没来看我，以至使我毫无理由就破产了。1895年9月24日，王尔德被从监狱里带到破产法院参加对其财产的公开拍卖活动，拍卖一直延续到11月12日，这天他又被再次传讯到场。——原注　　　　
　　　　如果阿瑟能做我的律师，他就可以向内政大臣申请在这儿的律师接待室见我一个小时，并且没有警卫在场，这样我就可以就整件事情与他好好谈谈，然后就整件事给我妻子写封信。作为律师，他的建议是很有用的。如果他能在下两周内来，那就太好了。1896年10月8月，阿瑟·克利夫顿在给卡洛斯·布莱克的信中说：“王尔德的外表让我大吃一惊，虽然我并不觉得奇怪。好在他穿着日常衣服：他的头发很长，看起来非常瘦。你可以想像见到他是多么令人痛苦。他很烦躁，不停地哭，他似乎很伤心，不停地说对他的惩罚是野蛮的。当然，我尽可能多地给他谈谈将来，谈他的朋友们的友谊，谈他的剧本，以及一切我想到的可以让他高兴起来的话题。他急于想知道外面的消息，我尽己所能给他讲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确实尽了最大努力。　　　　
　　　　“……　　　　
　　　　“他最近在看佩特和纽曼的书，一周只能看一本。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　　　　
　　　　“他极度沮丧，几次说到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了。”——原注　　　　
　　　　从温布尔登夫人信中摘录的几段话让我深受感动。她一直好心记着我，一直相信或希望我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在许多消沉、绝望的可怕日子里，是她的善良为我点燃了一盏希望的灯。我一直想靠回忆写下《佛罗伦萨的悲剧》《佛罗伦萨的悲剧》是一首无韵诗，王尔德最终也没能写完它。——原注，但我已记不起来多少了，我发现自己无法把它创作出来：寂静、绝对的孤独、远离一切仁慈和人道主义影响的独处，这一切完全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大脑，大脑因此失去了生命，完全受制于单调乏味的痛苦折磨。但我还可以边读书边记笔记，还可以摘录诗人的诗句，能够写作对我确是一种帮助。人对监狱的恐惧完全是对野蛮的恐惧，这就是每天横亘在我面前的深渊，它每天都要在我脸上打上烙印，也在那些旁观者的脸上打上烙印。我紧紧依恋着我的笔记本，是它帮助了我，在这之前，我的大脑整天转着可怕的圈儿。　　　　
　　　　我很高兴你与夏拉德又重归于好。我毫不怀疑他很轻率，但他很实在，是他阻止了那些别有用心之徒发表我的信。我知道，那些想发表我的信的人都是愚蠢的、病态的，但他们找错了对象。他们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冷漠和毫无同情心的本性，出于低劣的贪婪欲望，但这也是他们的杂志声名狼藉的主要原因。现在我在历史耻辱架上的位置已经够高的了，不再需要有人出于自己的虚荣心而使其更加可怕了。　　　　
　　　　我很高兴彼埃尔·路易斯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功。路易斯的《阿佛洛狄特》一书在法国引起了轰动。——原注　　　　
　　　　他是最有教养、最纯洁、最有绅士风度的人。3年前他告诉我说，我必须在他的友谊和与A。D（道格拉斯）的致命关系中选择其一，不用说我立刻选择了那个卑鄙的灵魂。我是跋涉在怎样的一个疯狂的泥淖中啊！……这段话中的省略号都是王尔德原信中就有的。——原注　　　　
　　　　从你的沉默中，我可以觉察到他们拒绝交还我给他的礼物和信……他竟还有权力来伤害我，并从中获得某种奇异的乐趣，这真太可怕了……今天我不想多写他。他太邪恶了，窗外正有暴风雨……　　　　
　　　　至于衣服问题，我确实需要我的毛外套，其他的就等到国外后再说吧。不要费心了……　　　　
　　　　你永远的　　　　
　　　　奥斯卡　　　　
　　　　1897年3月8日　　　　
　　　　里丁，H。M。监狱　　　　
　　　　


美之陨落致莫尔·阿德

　　　　亲爱的莫尔，很感激你的来信，监狱长好心把你的信交给了我并准许我回信。我知道我的事很不妙，但你也不是为了愉快才替我承担这件事的，因此我可以非常坦率地给你写信。　　　　
　　　　你的消息令我很失望。我的委托人和姐夫的索赔要求当然易于撤出，我想，如果能由昆斯伯里的家庭还清昆斯伯里的债务的话，我就无论如何可以还清我自己的其他欠债了，因为这些钱实际上也不多。然而，我又明白这做不到。我现在在考虑如何保留或买断我的书和剧本的收益。我也并不以为这些钱有很多。由于我已经付给了对我毫无帮助的霍夫瑞150英镑（当然更不用说他迫使我两次在破产法庭公开露面了，而本来一次就足够了，他还让他自己的亲戚格林先生约翰·佩特·格林（1839—1916）是霍夫瑞的妹夫。王尔德两次受审期间他都是以阿弗雷德·泰勒的律师身份出现的。在破产法庭上，他则又做了王尔德的律师。——原注　　　　
　　　　作为什么律师在场，而实际上根本不需要律师），我不愿再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