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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狱中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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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鹚褂泻芏啻砦蟮⒎嵌酝醵虏豢犊Ｕ獠烤绫�1956年才出版。——原注
亲爱的弗兰克，到现在为止，我已在床上躺了近10个星期了王尔德10月10日才做过一次手术。——原注
，现在仍病得很厉害，两周前还旧病复发。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必须马上给你写信谈谈你欠我的钱的问题。我的病已花去了200英镑，我必须恳求你立即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9月26日，也就是大约两个月前，你亲笔起草协议保证从那天起在一周内把欠我的钱连本带利全部还清。你对我说，你把支票簿留在伦敦了，但你一回去就给我寄张支票来，时间就定在你回去的第二天。你给了我一张写着“我已全部收到你欠的钱”的收据。我从不怀疑你在一周内就会把钱还我，就像不会怀疑太阳或月亮会发光一样。一周过去了，我没收到你的只言片语，最后外科医生觉得有责任提醒我：如果我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那可能一切都太晚了，再拖延下去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我费尽心力想法靠朋友们凑点钱，或者说是他们为我凑齐了手术所需的1500法郎，手术这才如期进行。随后我又给你拍电报要求你立刻把欠我的钱还我。我只收到你25英镑，随后你就杳无音信，闭口不谈这档子事了，弄得我整整一个月都处于一种可怕的境地。我并不想指责你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只是在陈述明明白白的事实。根据两个月前你拟的协议，你现在总共欠我125英镑，另外你还欠我25英镑，是堪佩尔太太预付的100英镑中我应得的1/4。你在杜兰家对我说这笔钱没提前付。我想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我相信那出戏现在已巡回演出了3周，我却没收到一分钱。实际上，演出的收入情况及作者应得的份额每周都应该寄给我。我必须请你立刻把账目弄清楚，因为我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长久地受着危险疾病的折磨。两个医生和他们的助手，一个护士，都是要花一大笔钱的啊！
至于斯密塞，不用说我很惊讶你让自己被他敲诈了一笔，但你若想用你欠我的钱弥补你自己的这笔损失，并要扣押应得的那一点利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目前决不允许这样做。数年前斯密塞就已与我约定，让我每隔一定的时间就给他写部剧本。我没能如约完成我应做的工作，斯密塞因为我们的协议破裂在巴黎正式放弃了他对我的一切权利。当然，我并没得到斯密塞的亲笔声明，但斯密塞当时是我的好朋友，就是从他身上，以后在你身上，我才充分体会到朋友的全部意义。作为回报，我授权他出版我的两部剧本指《理想丈夫》和《诚实的重要性》。——原注，以及当时由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指安瑟·吉勒斯（1868—1949），英国艺术家，她给斯密塞1904年出版的王尔德的诗集《哈罗德的房子》作了插图注释。——原注
作注的诗集。自那以后，斯密塞就破产了，这你也知道，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债权人。如果斯密塞能考虑到他与我的协议还有效的话，他自然会把它当做反对我的资本，但他没这样做，这清楚地表明了，在他看来，协议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了其实际效用。他找到了你，并试图从你手里弄到钱，这实际上是一种敲诈勒索行为，因为即使我与他的协议还值五先令，那这五先令也应属于官方的涉讼财产管理人，斯密塞就和大街上走着的人一样，根本没权利插手此事或当成他自己的财产。我想没必要告诉你斯密塞的所作所为严重地违反了破产法，如果这事让涉讼财产管理人知道的话，斯密塞就会发现自己已处于一种非常痛苦、可能是犯罪的处境。如果你把这些情况摆在你律师面前，他会告诉你我说得很对。我想，如果斯密塞还没把从你手里敲诈出来的100英镑挥霍在威士忌和苏打水上的话，你的律师还能为你追回这笔钱。无论如何这是你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但既然斯密塞现在与涉讼财产管理人的关系很糟糕，我想他可能不介意冒被监禁的危险的。
在我重病期间，曾有一个叫奈萨梭罗的男人几乎每天都来这儿骚扰我。他说他曾想方设法为我弄到了一本剧情说明书，那种谁都能得到的剧情说明书，并据此对我进行敲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愚蠢地给了他200英镑，并且随后就写信让你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这200英镑给我，你一定觉得奇怪又好笑。但是，如果你找不出第二个与你一样的人，那你的律师就会告诉你：斯密塞的所作所为是完全非法的，而你呢，当时把钱给他则是很愚蠢的。
至于我，我为发生到你身上的一切感到遗憾，但我却不能帮你补上这笔钱，你也丝毫不应该想到让我做到这一点。现在重要的是把我们之间的账目解决清楚，我必须恳求你把欠我的150英镑寄还给我，还有一切该属于我的版税，都给我。
我们之间的事竟发展到这种地步不消说使我非常沮丧，但你必须记住这根本不是我的错。如果你信守诺言，遵守协议，把属于我的钱寄给我，一切都会很好地解决的。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让我精神焦虑，彻夜难眠，连医生斗胆给我开的麻醉药也无济于事的话，我两周前就会完全恢复正常了。今天是20号，星期二。我就指望你把欠我的150英镑寄给我了。
你真挚的
奥斯卡·王尔德
美之陨落凋谢的百合花——王尔德在人世的最后日子
1900年12月14日
罗伯特·洛士致莫尔·阿德这封信收入弗兰克·哈瑞斯所著的《奥斯卡·王尔德：他的生活和自白》，纽约，1918年。——原注
10月9日，星期二，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收到王尔德的信了，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于10月18日星期四到巴黎住几天，到时希望能见到他。10月11日星期四，我收到他一封电报，内容如下：“明天手术——快来。”我回拍电报说尽量快点去。他又拍了一封电报说：“极度虚弱——请来。”10月16日，即星期二晚，我动身上路。星期三早晨，大约10点半，我去见他。他情绪很好。虽然他让我相信他很痛苦，但他不时又大笑，并给我讲了许多他和医生闹出的笑话。我在他那儿一直待到12点半，下午4点半左右又回到医院，就是在这段时间内他重新谈到他对哈瑞斯剧本的不满。奥斯卡当然向哈瑞斯隐瞒了整件事的真相——我对他与哈瑞斯之间的矛盾就是这么理解的。哈瑞斯写剧本时以为只需花100英镑买掉赛蒂佳就行了，而奥斯卡已提前把这个角色卖了100英镑；而卡尔·贝娄、路易斯·那萨罗、阿达·海安，甚至斯密塞都给了王尔德100英镑以分担剧中不同的角色，所以他们都威胁哈瑞斯说要诉讼。因此，哈瑞斯只给了王尔德50英镑，因为他不得不先买下这些人——王尔德因此表示不满。我向他指出他的处境比以前好多了，因为哈瑞斯无论怎样都把那些预付给王尔德钱的人买下来了，无论如何王尔德最终得到了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时他回答说，用他一贯的方式回答说：“哈瑞斯霸占了我能不断得到100英镑的剧本，所以就等于断了我惟一的经济来源。”
在我离开巴黎之前，我不断去看王尔德。拉该和我有时一起在他的卧室吃晚饭，而他虽然满面病容，却总是滔滔不绝地谈着。10月25日，我哥哥埃莱克来看他，那天他的身体状况特别好。他弟媳、威利夫人和她丈夫特克先拉当时正在巴黎度蜜月，这时也正好来看他。这次，他说他“就要死了”……他活不过这个世纪……英国人不容忍他——他应对自己“表演”失败负责，英国人在看到他穿得整整齐齐 、快乐地坐在那里之前就已走开了……所有的法国人也都知道这一点，他们同样无法容忍他。
10月29日，奥斯卡自病后第一次中午起了床，晚饭后又坚持要出去走走——他让我相信医生已说过让他这样做，所以我怎么反对他都不听。
几天里，因为医生说过他可以起床，所以我就要求他起床，但他拒绝。我们去了拉丁区一家小酒馆，他坚持要喝酒。他一来一回都显得有点吃力，但他看起来气色非常好。只是我突然想到他的脸显老了，第二天我就告诉拉该，他在起床、穿衣时看起来与以前是多么不同啊！他在床上看起来还相对好点。（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头发已有点灰了。我一直说里丁监狱也没改变他头发的颜色，仍是柔和的棕色。你一定记得他过去常开的玩笑吧。在监狱时，他常对警卫说他的头发全白了，而警卫总是觉得他的话很有趣。）
第二天，我发现他得了重感冒，耳朵也疼得很厉害。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杜克医生英国大使馆医生。——原注
说他还可以出去走走。第二天下午，天气很温和，我们一起乘车去了一片树林。奥斯卡看起来好多了，但又抱怨阳光让他发晕。4点半左右我们回来了。星期六早晨，即11月3日，我碰见了护工亨尼。他每天都来给王尔德包扎伤口。他问我是不是王尔德的好朋友，或者说我认不认识王尔德的亲戚。他向我保证王尔德的情况已很严重——如果他不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顶多活三四个月——他说我应该给杜克医生谈谈，因为他没认识到王尔德病情的严重性——耳病本身算不上大病，但却是个危险的征兆。
星期天上午我看到了杜克医生——他是个朴素、善良、优秀的医生。他说奥斯卡应多写点东西，那样他就会好些。只有在他按照老习惯生活起居时，他的病情才会恶化。我请他坦言相告。他答应去问问奥斯卡是否同意他与我公开谈谈他的健康问题。根据约定，我在第二周的星期二又与他见面了。他说得含糊不清，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他认同了亨尼的看法，但他又说奥斯卡现在正慢慢变好，虽然如果他不戒酒的话就活不长。那一天稍晚些我去见王尔德时，我发现他很烦躁不安。他说他不想知道医生对我说过什么。他说他不在乎还能活多久，接着就又谈起他的债务问题，我算下他谈到的债务，总共约有400多英镑。他要我在他死后尽可能帮他收回一些欠债。他对他的某些债权人深恶痛绝。不久拉该来了，让我大松了一口气。奥斯卡告诉我们他前天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他与死人一起吃晚饭”。拉该巧妙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奥斯卡，你可能是这些人的生活和灵魂。”这话让奥斯卡又兴奋起来，他变得情绪高涨，几乎可以说是歇斯底里。我走时感到非常焦躁。当天晚上我给道格拉斯写信说我被迫要离开巴黎。医生认为奥斯卡病得很重……应该支付一些医药费，因为就是他们让他焦虑不安，让他的病不能很快好起来的——这是杜克医生的观点。11月2日，我与……
名字被哈瑞斯删掉了。——原注
一起去了拉雪兹神甫公墓。奥斯卡很感兴趣，问我是不是给他选好了墓地。他以绝对轻松的方式谈起墓志铭的事，我从未想到他与死亡离得那么近。
11月12日，星期一，我与拉该一起到阿拉萨斯旅馆与他道别，因为我第二天就要去里维埃拉了。晚饭后我在他那儿待到很晚。王尔德详详细细地谈着他的经济困境。他刚收到哈瑞斯一封信，是谈斯密塞要债的事，让他很烦躁。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沙哑，但前天晚上他刚注射过吗啡，那天他喝了太多的香槟。他知道我就要与他道别了，但我进屋时他似乎没怎么注意，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他给拉该谈了他的一切感想、见闻。我们正谈着，信差送来了一封信，信是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写来的，是封让人高兴的信，其中还夹带着一张支票。我想这与我给他写的信有一点关系。奥斯卡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镇静下来。接着我们一起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其间王尔德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常激动地发表着意见。大约10点半左右，我起身离去。突然，奥斯卡请拉该和护士出去一会儿，因为他想单独与我道别。他先是漫不经心似地谈起他在巴黎的债务，接着他恳求我不要走，因为他觉得最近几天他身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的态度相当坚决，因为我真以为他只是有点歇斯底里，虽然我知道我的离去使他真的很伤心。突然，他大哭起来，说他怕再也见不到我了，因为他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这种痛苦的情形持续了大约45分钟。
他谈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复述。我们的分别虽然很痛苦，但我并没把这当做很重要的事，对可怜的王尔德爆发出来的感情，我也没做出应该做出的反应，特别是我正要走出他的房间时，他对我说：“在尼斯附近的山坡上看能不能找到一间小房子，我病好些就去那里，你可常去那里看我。”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清楚明白地与我谈话。
第二天晚上，即11月13日，我去了尼斯。
你不在巴黎的时候，拉该每天都去看奥斯卡，每隔一天就给我写封王尔德的病情报告书。奥斯卡和他一起乘车出去了几次，似乎好了些。星期二，即11月27日，我收到拉该的第一封信，我们开始动身回巴黎。我把拉该的信都寄给你，因为它们能让你清楚地知道事情的经过如何。我当时已决定下星期五把母亲送到梅屯后，星期六就去巴黎。但在星期三晚上，我收到了拉该的一封电报，说王尔德“几乎毫无希望了”。我立即乘上去巴黎的快车，在上午10点20分到了巴黎。杜克医生和拉该请来的一个专家克兰医生都在那儿。他们告诉我奥斯卡顶多活两天。他一脸悲苦，变得更瘦；他的皮肤呈青黑色，呼吸沉重。他很想说话。他能意识到房子里有人，当我问他还能不能理解时，他还抬了抬手。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我随后出去找牧师，费尽周折才找到库斯伯特·杜纳神甫，是受难会修道士。他立即与我一块走进来，给他施洗礼和临终涂油礼——奥斯卡不能领受圣餐。你知道我早就答应在奥斯卡临终时带个牧师去，我很后悔以前常劝阻他不要变成天主教徒，但你知道我为什么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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