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狱中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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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因为你形影不离地陪伴我已大大改变了我，而且不是朝好的方面转变。然而，只是因为她始终对你是最仁慈、最温和的，所以她无法忍受我以任何不礼貌的方式对待我的任何朋友，因为在她看来，我对你似乎就是这样，虽然她想过、确实也知道我与你的交往是与我的性格不相容的。就这样，在她的要求下，我与你取得了联系。我清楚地记得我给你的电报上的每一个字。我说，时间已愈合了每一个伤口，但在以后的数月内，我既不会给你写信，也不会见你。你接到电报后立刻马不停蹄地出发来巴黎，一路上给我发了许多热情的电报，请求我再见你一次，无论如何要见一次。我拒绝了。你在星期六深夜到了巴黎，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我写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我不会见你。第二天早晨，我在泰特街收到你一封大约有10页或11页的电报，你说，不管你以前对我做过什么，你都无法相信我会绝对拒绝见你。你提醒我说，为了见到我，哪怕只见上一小时，你已经在欧洲穿行了6天6夜，路上一次也没停留。我必须承认，你这次的请求是我见过的最哀婉动人的。最后在电报结尾，你直言不讳地威胁说你要自杀。你自己过去常常告诉我，你的家族中有许多人都曾双手沾满自己的血：你的叔叔肯定无疑是自杀，你的祖父也可能是自杀，还有其他许多人发了疯。你来自于一个邪恶的、不道德的血统。出于对你的怜悯以及过去对你的爱，也因为想到，如果你真的自杀了，你母亲会承受不住这样可怕的打击；想到你这样一个尽管身上有许许多多的邪恶的特点，但仍蕴含着美的可能性的年轻的生命，却要走到这样一种可怕的结局。总之，纯粹是出于仁慈——如果我必须找种借口的话——我同意与你见最后一面。我赶到巴黎，又与你坐在一起。那天晚上，你的眼泪一次次涌流而出，像雨水一样流过你的面颊。我们先在渥瓦萨吃午饭，随后又在帕娅德吃了晚饭。你见到我时表现出真心的欢乐：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是在什么场合，你都紧紧握着我的手，像一个已悔过的温顺的孩子。你当时的悔悟是那样单纯和真诚，结果使我又同意恢复我们的友谊。两天后我们回到了伦敦，你父亲看到我们一起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也过来坐到我们的餐桌旁，喝我的酒，并且就在那天下午给你写了一封信，开始了对我的第一次攻击。


狱中记温柔与粗暴

　　　　可能有人会奇怪我会再次决定与你分手，这次分手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因为离开你的义务迫使我这么做。我不必提醒你回忆起你从1894年10月10日到13日在布莱顿对我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对你来说，回忆三年前的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你会觉得三年时间过于漫长了。但对我们这些生活在监狱中、生活中没有事件只有悲哀的人来说，就必须以痛苦的结来计算时间的长短，并标记下我们痛苦的时刻。除了痛苦，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想。痛苦——尽管对你来说这听起来很奇怪——是我们的生存方式，因为只有痛苦才能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只有回忆过去的痛苦，才能保证和证明我们还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必要。在我自己与快乐的回忆之间存在着一道同我自己和实际的快乐之间同样深的鸿沟。如果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确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只有快乐、奢侈、笑声，我会一点也回忆不起来的。就是因为那种生活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悲剧性的痛苦、险恶、愚蠢或可怕的单调乏味的争吵和不体面的亵渎，我才能详细地看到或听到其中每一个彼此分离的事件，实际上我也已不可能看到或听到其他的什么东西了。生活在监狱里的人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生活下去，结果迫使我每天都不得不把我们的友谊变换成各种不同的痛苦方式，尽管有时并不必要。不管我自己和别人是如何看待我现在的处境，我的生活似乎一直就是一首真正的“悲哀交响曲”，慢慢地经过以节奏联接的种种乐章达到它的转变，并且带着在艺术中作为处理一切重大主题的特征的那种必然性。　　　　
　　　　我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三年前你在连续三天里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当时正准备单独一个人在渥斯林完成我的最后一个剧本，中间你曾两次来访，打断了我的计划。第三次，你带着自己的一个朋友突然出现在我房子里，而且你还竟然建议他留在我房里，但被我断然拒绝了（你现在必须承认，我的拒绝是合情合理的）。当然，我可以容许你留下来，对此我一向别无选择，但我不能让你的朋友留在我房里，所以就把他安排在别处了。第二天是星期一，你的朋友去上班了，你留了下来。因为对渥斯林感到厌烦，更主要的是，毫无疑问是因为厌烦我徒劳地想出种种办法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剧本上——当时惟一能真正吸引我的事情——你就坚持让我带你去布莱顿的格兰特旅馆。我们到达布莱顿的当天晚上，你就病倒了，得的是一向被愚蠢地称做流感的那种可怕的低烧，这次如果不是你第三次发烧，那就是第二次。我不必提醒你我当时是怎样照料你、安慰你的。我不仅给你买各种昂贵难买的水果、花、礼物、书等等能用钱买到的东西，而且还用深情、温柔和爱等用钱买不到的东西来抚慰你。我每天除了早晨散步一小时下午开车一小时外，从未离开过旅馆。因为你不喜欢旅馆提供给你的葡萄，我就特地从伦敦给你弄到一些特殊的葡萄。我还编出一些使你高兴的事，或是与你住在一起，或是就住在你隔壁的房间里。每天晚上我都陪你坐着，安慰你或是逗你快活。　　　　
　　　　过了四五天，你的病好了。我为了尽可能完成我的剧本，就租房住了下来，你当然是与我在一起了。在我们安顿下来的第二天早晨，我感到极其不舒服。你因事必须去伦敦，但答应我下午就回来，结果你在伦敦遇到了一位朋友，一直到第二天很晚你才回到布莱顿，而那时候我已发烧很严重，医生说是从你身上传染了流感。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病倒在旅馆里更使人不舒服了。我住的房子的客厅在一楼，而卧室却在三楼，没有仆人服侍我，甚至没有一个人能为我送张便条，或遵医嘱为我取来必需的东西。但你回来我就不害怕了。可是在随后的两天里，你却把我孤零零地留在旅馆里，既不关心，也不照料，什么都没做。我不是想让你给我买什么葡萄、花、迷人的礼物，而只不过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些必需品：我甚至连医生为我定购的牛奶都得不到，也喝不到柠檬汽水。而且，当我请求你从书店为我买一本书，或者，如果书店里没有我想要的书，就随便为我选一本其他什么书时，你竟然连书店都从未去过。结果，当我一整天都没书可读时，你却平静地告诉我你已为我买了一本书，书店答应很快就送过来，后来我才偶然发现，你说的这种话自始至终都全是谎言。这期间你当然全花我的钱。在星期六晚上——从早晨起你就把我一个人留在旅馆里——没有一个人照料我，我请求你晚饭后回来，与我一起坐一小会儿，你用一种生气的腔调和不礼貌的方式答应了，可我一直等到晚上11点，你都一直未露面，于是我就在你房间里留了张纸条，只是想提醒你别忘了自己的诺言以及你是如何履行诺言的。凌晨3点，我因为睡不着，又口渴得难受，就自己在又黑又冷的夜里顺着楼梯走到客厅，想在那儿找点水喝，而我却找到了你！你用一种只有冷酷的、没受过教育、没有教养的人才能说出的恶毒的话攻击我。你用利己主义这种可怕的炼金术把你本该有的悔恨化成了狂怒。你指责我要求你在我生病时陪着我是出于自私，谴责我阻碍了你寻欢作乐，试图剥夺你享乐的权利。你告诉我——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午夜回来只是为了换衣服，你还要出去到你希望可以找到新乐趣的地方去，而我因为给你留了那张纸条，提醒你，你在这一天一夜里完全忘了我在生病，所以就剥夺了你想得到更多快乐的欲望，使你得不到更多新鲜的快乐。我带着厌恶回到楼上，直到天快亮时才睡着，而天亮许久后我才能设法压下发烧带来的干渴。11点，你走进我房间。在刚过去的争吵中，我禁不住想到，我只以自己的一张纸条就在一个不寻常的晚上把你看透了。第二天早晨，你恢复了常态，我自然等着听你用什么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用什么方式来请求我的宽恕。你心里也知道，不管你做了什么，这种宽恕始终是在等着你的，而你对我会一直宽恕你这件事的绝对信任是你身上存在着的我一直最喜欢的东西，或许也是你身上值得人喜欢的最好的东西。因此，你不但没有向我道歉，反而开始以更激烈的语气和固执重复了与上次同样的争吵。最后，我忍无可忍，让你立刻离开我的房间，你假装走了，但当我从枕头里——我本是把头埋在枕头里的——抬起头时，却发现你仍站在原处。你残忍地笑着，歇斯底里地狂怒着，突然向我走过来。顿时，恐怖遍及我全身，我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但我立刻跳下床，赤脚穿过二层楼梯到了客厅，直到我摇铃叫来的房主向我保证你已离开了我的卧室，并且答应随时可以听从我吩咐时，我才离开客厅。一个小时后——这段时间里，医生来了，当然发现了我正处于一种绝对紧张的衰竭状态，并且发现我比开始时还烧得厉害——你一声不响地回来了——是为了钱——拿走了你能在衣柜里找到的一切以及披风，带着行李离开了房子，你还要我告诉你在你走后的两天里——悲惨、孤独、生着病的两天——我想到了你身上的哪些东西吗？还有必要让我说明，我当时清楚地看到，即使再继续与你这样的人认识都是对我的一种侮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当时认识到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刻已经来到、并且认识到这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吗？还要我告诉你我知道自己将来的生活与艺术会在任何一种可能的方面都更自由、更好、更美吗？尽管我病着，但我感到很轻松。“我们必须分开”这个事实使我心里很平静。到星期二，我的烧退了，我生病后第一次下楼吃饭。星期三是我的生日，我的桌上堆放着电报和信，其中有一封信一看就是你的笔迹。我带着一种对自己的悲哀感打开了信，我知道，只要你说了一句漂亮的话，表示你对我的爱，或者，只要你有一个字表示悔恨，我都会让那件不愉快的事成为过去，让你再次回到我身边。但我完全被你欺骗了，我过去低估了你。你在我生日这天给我的信里，精心地重新像前两次发脾气那样大耍无赖。你不分青红皂白地、狡诈地、耐心地攻击我，用低俗的玩笑嘲弄我。你说，你在这件事的全部过程中，惟一感到满意的是你在离开“格兰特旅馆”之前用我的钱吃了一顿午餐！你祝贺我突然离开病床逃到楼下去是明智之举，“对你来说，那是一个丑陋的时刻，”你说，“比你想像的还要丑陋。”啊！是的，我很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但我不知道你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否当时你手里拿着那把为了对付你父亲而买的手枪？我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公共餐厅吃饭时，你曾开了一枪；是否你的手当时正慢慢移向一把碰巧放在桌子上的普通的匕首？是否你盛怒之下只想到某种特殊的个人侮辱或攻击，而忘了自己身材矮小，即使我生病卧床也比你力气大？这些我都无从知晓，现在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自己当时有一种全身恐怖的感觉，我感到，除非自己立刻离开这间屋子，跑得远远的，否则你会做出或试图做出某种即使对你来说也是一种终身耻辱的事。在我以前的生活中，我只体验过一次与此类似的恐怖感，那是在我的位于泰特街的书房里，你父亲正处在一种癫痫病的狂怒状态，他在空中挥动着自己那双小手（他的一个走狗或可称为他的朋友的人站在我们之间），说着他那卑鄙的灵魂所能想起来的每一个卑鄙的词语，尖叫着对我进行令人厌恶的威胁，后来，他真的狡诈地将这种威胁付诸实践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你父亲先离开房间的，因为是我把他赶出去的，但在你这种情况下，先离开的却是我。这已不是我第一次感到有责任将你从自身拯救出来了。　　　　
　　　　你在那封信的结尾说：“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啊！这句话暴露了你的性格是多么粗鄙！你的想像力是多么彻底地缺乏！你的性情发展到那时已变得多么冷酷、多么低俗！“当你不在你的高位上时，你是引不起人的兴趣的。下次你生病时，我会立刻走开！”在我被监禁的那几所监狱的悲凉、孤独的牢房里，那些话是多么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里啊！我一遍遍地自言自语那些话，并且希望从那些话里——尽管这希望是不正当的——看出你那种奇怪的静默中隐含着的某种秘密。当我因为照料你而染上令我痛苦的热病时，你竟给我写那种信，它当然会因其粗鄙拙劣而令人憎恶了！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给另一个人写这样的信都会是一种罪恶，而且是不能原谅的罪恶，如果连这种事都可以原谅，那就没有什么罪恶了。　　　　
　　　　我承认，当我读完你的信时，我觉得自己几乎被它玷污了，似乎与你这样的人做朋友就已永远玷污、羞辱了我的生活。当然，我已经被你玷污了，这是事实，但直到6个月后我才知道自己在生活中是多么愚蠢。我当时自己决定星期五回伦敦，私下去见乔治·列文斯先生，请他给你父亲写信，说我已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你进我的房间，坐在我桌旁，与我一起谈话、散步，或者说，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不会与你在一起。一旦做好这件事，我就写信通知你我采取的行动的全过程，你想必自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在星期四晚上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星期五早晨，在我坐下来开始吃早饭之前，我偶然翻开报纸看到上面有一条消息说，你的哥哥——家庭的真正的领导、爵世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