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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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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了一批新政人士，并由劳工部长珀金斯（F·Perkins）安排，会见了罗斯福总统。但这次会见的结果并没有预料的那么好。帕金斯在他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罗斯福》一书中记载了这次会见。本来珀金斯希望凯恩斯“把事理说得具体些，而不是仿佛作为居于经济知识的高一层人物去看待自己”，即希望凯恩斯不用数学公式推导，而用经济常识推理去说明问题。但凯恩斯却把“国民收入、公共和私人开支、购买力以及用公式推导的精细论点，通过数学方式进行表示”。珀金斯记载“凯恩斯1934年拜会了罗斯福，时间短促，谈了些玄虚的经济理论”。后来，罗斯福告诉我：“我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留下许多数字的一整套废话。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感到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不是听的津津有味，而是颇为茫然，对罗斯福也有点失望。也许没有这次会面，他们双方对对方的印象会更美好。
凯恩斯与罗斯福用国家干预拯救经济的“志”是相同的，但罗斯福更愿意听特格韦尔等人浅显易懂的“道”，而不爱听凯恩斯那种抽象玄妙的“道”。
也许凯恩斯和罗斯福这次会面预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从这次会面来看，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其实凯恩斯要是像珀金斯希望的那样采用通俗的事实来说明问题也许会好的多。可惜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用了数学方式。现代经济学家运用数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深了。政治家们当然无法理解这些东西。经济学运用数学工具是一种进步，但数学仅仅是工具。经济思想是可以用生动活泼的事例和语言表述的。经济学家要让政治家和公众接受自己的思想，必须选择恰当的表述方式。真正伟大的经济学家不仅要会玩数学，还要做到“真佛只讲家常话”。
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分歧还在于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例如，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M·阿什顿（Richard M。Alston）等人的调查，有93％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和进口限额通常降低了一般经济福利，支持自由贸易。出于这种观念，美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消除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贸易壁垒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许多政治家担心这个协定对美国有不利影响，增加美国的失业，在国会中仅以微弱多数通过。最近布什总统对钢铁加征进口税的做法在经济学界遭到几乎一致反对，但在政界却支持者甚多。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这种不一致就表现为经济理论与政策之间的背离。
经济学家总抱怨政治家不懂经济。其实对牛弹琴这句话不仅是讽刺听者的，也是讽刺弹琴者不看对象的。从更深的层次看，是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把经济学作为经世济民的实用技术是一种天大的误解。认识世界可以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进行，抛开价值判断，探求经济运行的规律。但制定政策改善世界却要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考虑政治、社会、传统等多种因素。正如克隆技术是科学，但是否可以克隆人则要考虑社会伦理问题。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惟一依据。认识经济规律是科学，制定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研究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事，制定经济政策是政治家的事。经济学家与政治家的分歧往往在于经济学家给自己定错了位。
第四部分 经济学拓荒者第18章
要使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志同道合，政治家应该倾听经济学家的意见，重视经济规律，经济学家也要善于通俗地介绍经济学，并不要把自己看的太高明。如果顺着这方向走，就不会再有凯恩斯和罗斯福的相互误解，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就真正可以荣辱与共，肝胆相照，共同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了。
萨缪尔森的好老师
萨缪尔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有记者问他，获得诺奖的秘诀是什么？萨缪尔森当即回答，去找一个好老师。萨缪尔森说的他的好老师就是美国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 1887~1975）。
汉森原来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信奉自由放任，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并有《繁荣与萧条的周期》、《经济周期理论》、《一个不平衡世界中的经济稳定》等著作问世。1936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后，他很快拜读，并成为凯恩斯的信徒，完成了从自由放任向国汉森著作的中文本家干预的转变。为了宣传凯恩斯主义；他于1937年到更为开放自由的哈佛大学任教。20世纪40年代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是鼎盛时期，著名的国际贸易理论权威陶西格担任系主任，熊彼特讲授“高级经济理论”，列昂惕夫也在这里任教。汉森主持财政政策研讨班，带领学生学习凯恩斯的《通论》。萨缪尔森回忆，那时课堂上讲的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他们学《通论》还有点“地下活动”的意思，但这使他们年轻人更加兴奋地讨论凯恩斯的观点。美国第一代凯恩斯主义者，以后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从这里出去的。这些人中有以后获得诺奖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海勒，以及以提出奥肯定理著称的奥肯等人，还有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左派经济学家斯威齐，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都留重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教授陈振汉等人。汉森开放的讨论式教学、热情而耐心的教诲和渊博的学识使这些学生受益匪浅。汉森著作的中文本
当然，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不仅教了一批成功的学生，还以自己的学术研究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背景是战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汉森认为，战后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这就是说，市场经济仍然是基础，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认为，这种经济比纯粹私人经济优越，克服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病，但又不是那种集权式计划经济。这种经济不是削弱市场经济，而是推动它前进的新动力。经济是混合的，经济理论当然也应该是混合的，这就有了把新古典学派微观经济理论（论述市场机制的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论述国家干预的经济学）结合为一体的新古典综合体系。新古典综合这个名词是萨缪尔森而不是汉森提出的，但混合经济正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出发点。
作为凯恩斯的信徒，汉森最大的贡献是解释并发展凯恩斯主义。他1953年出版的《凯恩斯学说指南》是当时最畅销的凯恩斯主义入门读物。在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中他有两点最重要的贡献。一是他发展了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被称为希克斯—汉森交叉图。I代表投资，S代表储蓄，L代表货币需求，M代表货币供给。这个模型用一般均衡方法说明当物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这被称为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标准解释，并成为所有教科书的核心内容。二是他与萨缪尔森提出了解释经济周期的乘数—加速原理模型，又称为汉森—萨缪尔森模型。这个模型说明了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时，由于消费、投资和国民收入之间的相互影响，必然发生经济周期，从而证明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这是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也是战后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这两个理论都曾风靡一时，至今也仍然有影响。话经济学人
汉森不仅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者和发展者，也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他在《经济政策与充分就业》、《货币理论与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六十年代美国经济》等著作中论述了政策问题。汉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因为“经济停滞不是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民主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把美国国会1946年通过的“就业法案”作为“经济计划的大宪章”，因为这个法案把维持充分就业作为联邦政府的重要职责。他与凯恩斯一样不太重视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重点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凯恩斯的财政政策是以赤字财政为特点的，但战后美国并没有打破财政平衡的框框。汉森认为，政府不应把本期的财政收支平衡作为目标，应该根据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来决定支出。这就是补偿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原则是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通胀。这种财政政策并不需要保持逐年的财政预算平衡，在萧条年份会有赤字，在繁荣年份会有盈余，因此在长期中仍可以实现财政预算平衡，称为“长期预算平衡论”或“周期预算平衡论”。这也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经济政策的基调。
在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中，汉森更重视充分就业。他认为“在物价稳定的问题上，我们不应有什么严格的法则。我们应该把充分生产和充分就业列为主要目标。”“如果每次物价略有上升就把我们吓倒，我们就会永远落后于可能实现的发展。”这些观点由他的学生托宾、海勒等人继承并发展，成为6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的基调。
今天了解汉森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在50年代，汉森几乎无人不知。著名的《幸福》杂志曾说过“在今天，谁不熟悉汉森和凯恩斯的思想，谁就不可能了解世界大事的演变”。汉森的哲学是“以民主思想使每个人都能合理地做到机会均等”。他对就业的关注实际是对人的关心，在他80岁获得沃尔克奖章时，他的学生托宾说，对汉森而言，经济学就是为人类服务的科学。
杜鲁门与经济顾问委员会
儿童时代我常念的童谣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所以，在幼小的心灵中杜鲁门是该被老虎吃掉的坏人。成年后才知道，杜鲁门其实是一个满有人情味的总统。他的女儿是歌唱家，一次演出后受到评论家抨击，他怒不可遏，“亲自”写信痛斥这位评论家。尽管受到当时媒体抨击，但我相信这样一个爱女心切的父亲不会是坏人。现在我想到杜鲁门是因为在他当政时成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是经济学家系统从政的开始。
在二战之前，像凯恩斯、俄林这些经济学家都以个人身份出任政府官员，但这时他们的身份已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以专家身份参与政府经济决策是在这个该被老虎吃掉的杜鲁门当政时。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就业法案》，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这部被称为“美国经济大宪章”的立法规定“促进充分就是和生产……是联邦政府一贯的政策和责任。”这就开始了政府系统地干预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法案中还规定在总统的政府办公室设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在国会设立一个联合经济委员会（JEC）。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任务是分析经济形势并提出经济政策建议。这个决定使经济学家进入决策圈，在政策决定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经济学家真正进入政府的开始。
《就业法案》对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经济学学位和资历要求，但指出他们应该“在分析和解释经济发展阶段上，在评价政府计划和活动上，以及在规划和推荐能够在自由竞争企业组织体系下促进就业、产量与购买力增长的国民经济政策方面拥有特殊的才能。”按照这一要求，杜鲁门任命埃德温·诺斯（Edwin G。Noures）为该委员会主席，里昂·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为副主席，约翰·克拉克（John D。CLARK）为委员。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
诺斯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是农业经济专家。他为人谦和，没有从过政，杜鲁门选他担任主席是看重他无党派偏见的客观立场和学术背景。凯泽林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当过律师，当年仅38岁。杜鲁门选择他是因为他是热心的新政派，曾在罗斯福政府工作，并参与起草过包括《就业法案》在内的多个立法。他从政多年，在政治上最敏感。克拉克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出任过印第安纳美孚石油公司副总裁，当过教师，并在俄亥俄州立法机构服务过。杜鲁门看重的是他在企业工作的背景。这三位当时在学界或政界都是颇有名望的。
杜鲁门在自传中承认“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政派”，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他很想在这个亲自挑选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协助下做点有助于经济繁荣的事。但以后的事实却使他的这种愿望基本落空。
首先是委员会内部对该组织性质及职能理解的分歧。诺斯认为，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向总统提供专家的客观咨询意见，在考虑问题时不加杂政治因素，避免当决策者和倡导者。凯泽林和克拉克则认为，委员会的作用应该是公开维护和倡导行政部门的经济政策。这种分歧表现为委员会是否要到国会各委员会作证。实质是经济委员会是政策的咨询者还是决策者。杜鲁门对这一问题未表态。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要求经济顾问委员会就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作证时，诺斯拒绝了，凯泽林和克拉克反对诺斯的这种做法。
经济顾问委员会三名成员的这种分歧还表现在政策上。起先，他们在送交总统的报告中力求观点一致。这就要在报告中考虑到各方意见，写报告时总是“一方面如何，另一方面又如何”，力求全面一致。但杜鲁门拿到这种报告后不知该如何做，于是就声称他要找“独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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