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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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母亲给予儿女的不是财富，也不是知识，而是一种个人品质。这种品质是人成功的起点。经济学家的成长中，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经济学家中，凯恩斯的母亲教养是相当高的。凯恩斯的母亲弗罗伦斯·阿达（Florence　Ada），外祖父是神学博士，著作颇丰。阿达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曾受教于当时的著名学者纽因哈姆，担任过剑桥市长。阿达是一位职业型妇女，但良好的教养对凯恩斯一生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凯恩斯的母亲在从事社会活动的同时，极为关心家庭和子女，家中经常朗诵狄更斯这些大师的作品，全家外出旅行或到伦敦看戏，剧目都是精心挑选的。凯恩斯正是在这种文明和艺术的气氛中长大的。这启迪了凯恩斯幼小的心灵。凯恩斯曾自豪地说，自己是一位剑桥学者（父亲）和纽因哈姆门生（母亲）联姻的结果。阿达对凯恩斯成长的每一步都给予关注，保留了凯恩斯去世25年前有关凯恩斯的一切剪报和资料，并详细记载了凯恩斯年轻时的经历。就是这对夫妇为我们养育了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　　　　
　　　　　　　　与凯恩斯同样有这样一位有教养的母亲的，是当代经济学天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萨默斯的伯父是诺奖获得者萨缪尔森，舅父是另一位诺奖获得者阿罗，父母都是经济学家、宾州大学教授。母亲曾任宾州大学诺顿商学院院长。这位母亲给予儿子的更多不是经济学，而是品格上的培养。每次萨默斯出去打棒球，母亲总鼓励他，把玩也作为一种事业，认真作，争取最好的成绩。正是这种品格使萨默斯仅仅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就晋升为正教授，并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出任财政部长。　　　　
　　　　　　　　当然，不可能所有经济学家都能像凯恩斯和萨默斯这样幸运，有如此好的家庭背景和母亲。但贫困家庭中的母亲给予子女的也许会更多。话经济学人　　　　
　　　　　　　　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是出生于捷克（后归前苏联）犹太移民之家，在美国以开杂货店为生，家庭收入低而不稳定。但母亲莎拉·伊赛尔非常能干，不仅经营这家杂货店，还在贫困之中使家庭保持了物质上的温饱和精神上的温暖与和谐。弗里德曼中学毕业那一年，父亲去世。失去亲人和家庭经济面临崩溃的压力并没有使他母亲垮下去，母亲以坚强的毅力，把这个家维持了下来。母亲的这种坚毅个性强烈影响了弗里德曼的一生。中学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经济支持，靠自己打工继续学习，并以优秀成绩获得了大学奖学金。走上学术道路之路，他在20世纪50年代坚持货币数量论、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战后布雷顿森体系确定的固定汇率制。无论反对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获得成功。他的这种品格更多地来自母亲，这种品格是他成功的基础，也是他的人格魅力。　　　　
　　　　　　　　与弗里德曼命运相似的是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刘易斯父母是从安提瓜到圣户西亚的移民，自然免不了受当地人的欺负。他的父亲是政府小公务员，不幸在刘易斯七岁时去世。当时家中五个孩子都小，他母亲挑起了一家生活的重担，抚养孩子。尽管经济困难，他母亲仍重视孩子的教育。刘易斯曾深情地回忆，尽量家庭生活艰辛，但母亲坚强的意志成为一家人的支柱，而且，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而富有同情心。他的母亲还是一个非常宽怀的母亲，对孩子们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无条件地支持。刘易斯上小学时比同班同学小二、三岁，身体又弱，有严重的自卑感。是母亲的鼓励使他学习优秀，拿到了圣路西亚政府的奖学金到英国学习。　　　　
　　　　　　　　母亲的这些品格对刘易斯以后的成长和学术都有极大影响。作为一个黑人，刘易斯在当时曾受到歧视，有被拒绝住店，甚至不让乘车的经历，但母亲面对家庭困境的那种坚毅，使他平静地面对一切。他总记着母亲让他无论做什么都要全力以赴的话，终于有所成就。刘易斯少年时贫困的经历和母亲对穷人的同情决定了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在英国时，他参加费边社的活动，反对帝国主义。正是出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问题的关注，他走上了发展经济学研究之路，并奔波于各国之间，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刘易斯的晚年曾深情地说“事实上，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对那些认为男性在各方面都超过女性的看法，他认为是“大放厥词”，“太过荒唐”。　　　　
　　　　　　　　任何一位母亲都希望子女成才。这些经济学大师们母亲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子女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健康环境。她们的勤奋、坚强、正直成为子女最宝贵的财富。富裕并不可怕，贫穷也并不可怕。只要母亲有一种高贵，善良的品质，任何环境下的孩子都可以成才。要让孩子做一个好人，母亲也应该是一个好人。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话经济学人　　　　
　　　　经济学家比窦娥还冤——代跋　　　　
　　　　　　　　美国华盛顿国家气象局门口写着一句话：我们说过的正确话，人们都忘了；我们说过的错误话，人们永远记着。如果把这句话写在任何一个经济研究机构的门上，或印在经济学家的T恤衫上，也同样适用。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不少关于经济学家的笑话。与给政治家编的笑话一样，这类笑话当然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嘲讽经济学家的。读了这些笑话，总感到经济学家像窦娥似的，蒙受了不白之冤。一则笑话说，某游客在食人族居住的岛上旅行，见人脑专卖店标的价格是：艺术家脑每磅9元，哲学家的12元，科学家的15元，经济学家的219元。问其故，店主说，经济学家大多无脑，物以稀为贵，价格自然就高。　　　　
　　　　　　　　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另一则笑话是：爱因斯坦在天堂遇到三个人，问其智商。他与智商190者讨论物理学问题，与智商150者讨论政治问题，而与智商50者讨论经济学问题。　　　　
　　　　　　　　这些笑话亦有不同版本，但要说明的都是经济学家笨而愚。这真是天大的冤枉。经济学家愚笨的有，虽然不笨却做出傻事的也有。但就那些一流经济学家而言，智商绝对高。据美国心理学家Catherine　Morris　Cox对1450年到1850年杰出人物的模拟智商测验，最高者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智商190。其他名人如伏尔泰为170，富兰克林为145，拿破仑为140，哥白尼仅为105。当然，并不是说只有经济学家智商最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成就做到一流，智商都不会低，经济学家亦不例外。　　　　
　　　　　　　　大凡在历史上留名的经济学家是绝对聪明的，读这些经济学家的传记你会强烈感到这一点。据说凯恩斯3岁时曾有客人问他什么是利息这个问题。凯恩斯回答：你今年借我100磅，明年还我105磅，这5磅就是利息。这个凯恩斯5岁时就纠正姨妈的英语发音，少年时即显示其数学天赋。智商最高的穆勒3岁时已经在阅读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史》。至于当代经济学奇才萨默斯、曼昆、克鲁格曼之智商则是大家公认的。　　　　
　　　　　　　　话经济学人笑话尽管是捕风捉影，但也是无风不起浪。既然经济学家如此聪明，为什么要编一些他们笨的笑话呢？我想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冒牌的经济学家太多了。没有什么人敢冒充物理学家，但无论什么人都可以自称或被称为经济学家。二是聪明的经济学家做过一些傻事，做出过像气象局一样的错误预报，或出过一些馊主意。这些我在前文已有记叙。第三个原因是人们对经济学家的误解，或者是经济学家感到难以掌握经济规律的一种自嘲。　　　　　　
　　　　　　这是一本挖苦经济学家的书，不过值得一读　　　　
　　　　　　　　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执政时期通货膨胀严重，有一幅漫画是嘲讽经济学家的。在画上，卡特被一只大熊（喻通货膨胀）所追，旁边有几个小动物（喻经济学家）。一个人正对卡特说，要制服大熊先把这些小动物干掉。这幅图告诉我们，小动物是大熊的帮凶。通货膨胀正是经济学家制造或加剧的，要制止通货膨胀先要干掉这些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学家的不满，其实又包含了严重的误解。应该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严重与60年代由肯尼迪政府经济顾问托宾和海勒提出并实施的赤字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是相关的。但这里有两点误解。一是1960年的赤字财政政策的确刺激了美国经济，促成了繁荣。4％的失业率已达到，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1％，创造了680万个工作岗位。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就是60年代经济繁荣的代价。人们在享受经济繁荣时把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忘了，而在遭受通货膨胀之苦时，却想起了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为你做出了繁荣这盘大餐，该付费时你却不高兴了，天下有这个理吗？二是70年代通货膨胀的加剧关键还在于世界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欧佩克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对整个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这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可怜的经济学家当了欧佩克的替罪羊。人们对欧佩克无可奈何，就把气发泄在经济学家身上。可怜啊，窦娥一样的经济学家！　　　　
　　　　　　　　这幅漫画表明干掉小动物（经济学家）才能消灭大熊（通货膨胀），不仅是误解，简直就是荒谬了。众所周知，在消除70年代末严重通货膨胀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以及他手下那批经济学家。在70年代末面对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局面，卡特政府和议会想采用扩张性政策从消除失业入手。但沃尔克坚持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首先抑制通货膨胀。尽管这种政策当时加剧了失业，但在短暂的痛苦之后，物价水平迅速下降，才迎来了80年代的繁荣。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我们无法否认沃尔克这样经济学家的作用。　　　　
　　　　　　　　笑话是说着玩的，没有人把它当真。但透过这些笑话，我们倒可以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有更多的了解。我开这个专栏也不是要给经济学家平反昭雪或歌功颂德，无非让大家更加走近经济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