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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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一份调查披露，公务员的收入在13个行业中排位第七，属中间偏下。所以，常有人为公务员收入低鸣冤叫屈，也有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之举。我认为，中国公务员的收入总体并不算高，加薪也未尝不可，但首先要搞清楚，公务员收入到底有多少。　　　　
　　　　


第一部分　井底观天第8章

　　　　许多对公务员收入的估算仅仅根据工资收入。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收入与工资并不是一个概念。工资指货币收入，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打在工资条上的收入。收入包括个人以各种形式得到的所有收入，既有货币形式的，也有非货币形式的。货币形式的收入除固定工资外，还有各种不固定的奖金、津贴、补助等等。非货币形式的收入包括各种实物形式的补贴、福利待遇以及工作中消费。比如，免费班车、低价住房、公费医疗、带薪假期、免费或低价工作餐等等。经济学家所说的收入指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之和。货币收入是显性的，容易计算，非货币收入是隐性的，不容易计算。许多收入计算，包括衡量收入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纳税收入，都只计算货币收入。许多人在给公务员的收入排队时依据的也是货币收入。　　　　
　　　　　　　　仅仅把货币收入作为研究问题的依据会引起极大的误解。在任何一个经济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的25％左右。这种非货币收入实际是对货币收入的扣除。例如，许多公司或机构都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般而言，政府机构的公务员收入中非货币收入部分更高一些。在企业中，大公司员工非货币收入高一些，中小企业要少得多。　　　　
　　　　　　　　在计划经济下，非货币收入这一部分要高得多。公费医疗、免费教育，低房租等等福利都是非货币收入。在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每个人都有一定行政级别，并根据不同级别得到不同的享受。这些都是非货币收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社会收入分配有两个体系。在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中，收入是市场化的，非货币收入正在消失，收入走向货币化。在体制内的机关、学校、企业中，基本依然是计划体制下的分配方式，非货币收入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非货币收入，很难把不同体制中的收入进行比较。比如，一个小老板每年货币收入12万元，一个公务员每年收入3万元，这决不表示小老板的收入是公务员的4倍。因为小老板基本没有任何非货币收入，有病要自己花钱，老年后没有养老金，房子要自己按市场价买。公务员则享受公费医疗、养老金、成本购房等好处。要认真算一下，一个年收入12万的小老板的总收入并不见其比公务员高多少。　　　　
　　　　　　　　把公务员的收入定位于中间偏下就在于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非货币收入。即使不考虑公务员的非法收入，仅仅考察合法的非货币收入时，公务员的收入绝对属于中等收入以上。而且，公务员的非货币收入与职位密切相关。据说一位部级官员按货币收入每月交纳个人所得税在200元以下，一位大学教授则为600多元。但如果包括非货币收入，部级官员的总收入绝对高于教授。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务员的货币收入并不高，但人们仍想当官，每年报考公务员都报名者甚众。　　　　
　　　　　　　　公务员的工资可以提高，但首先是把公务员的收入尽可能地货币化。即使一些应该有的非货币收入也要用货币衡量，作为确定公务员货币工资的重要依据。一味强调公务员工资偏低，不断为公务员调工资，并不正确。　　　　
　　　　　　　　如果考虑到公务员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公务员的收入并不低。就整体而言，公务员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因此，解决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键不是给公务员提工资，而是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保护真正收入低下的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这也才能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　　　　
　　　　


第二部分　闹市读书第1章

　　　　贾府的经济转型——《红楼梦》中的转型经济学　　　　
　　　　文学家看《红楼梦》，把贾府视作一个封建大家庭，或称赞其爱情永恒，或揭示其阶级斗争，或指责其勾心斗角，或指出其兴亡之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贾府是一个经济单位，爱情也好，斗争也好，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贾府的兴衰源于经济。贾府的繁华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的，贾府的衰落是经济转型失败的结果。一部《红楼梦》也折射出了今天所说的转型经济学的许多道理。　　　　
　　　　　　　　　　　　
　　　　贾府兴衰与计划经济　　　　
　　　　　　　　德国弗莱堡学派的创立者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1891～1950）把人类有始以来的经济分为两种理念类型：集中领导的经济和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以前的一切经济形态，无论是古埃及经济、中国封建经济，还是现代计划经济，在本质上都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计划经济。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把贾府看作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由一个最高领导集中做出决策；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通过命令方式来协调各种经济活动；缺乏把贡献与收入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各成员按地位领取报酬。贾府的经济活动正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贾府中，贾母是最高统治者，王熙凤是实际掌权者，经济决策出于王熙凤之手。贾府内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都有不同的等级地位，王熙凤的决策通过管家到最低层次的奴才贯彻下去。王熙凤的话就是“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命令。贾府中的人按身份地位，享受不同待遇，拿不同的“月份”，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贾府的经济正是以这种计划的方式在运行。　　　　
　　　　　　　　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所以，计划经济下仍然出现过奇迹。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万里长城，前苏联发达的空间与军事技术，无一不是计划经济的辉煌成果。同样，贾府中极为辉煌的两件事——秦可卿的葬礼和元妃省亲——也是集中一切力量做好的大事。　　　　
　　　　　　　　计划经济下可以做好这些大事来自上面的权威和等级制下的绝对服从。在秦可卿葬礼中，王熙凤接受了全权委托，即有了来自上方的最高权威。她可以任意支出钱财，对下面的命令是“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一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清白处治”。她以最高权威根除了宁国府的五大弊病，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令出必行、惩罚严厉。在这种命令体制之下，不需要什么激励，秦可卿的葬礼就风光得很。没有这种计划体制，王熙凤当然不会成功。　　　　
　　　　　　　　计划经济的成功是人治的结果。人治的成功，取决于两点：治理者的权威和超凡能力。王熙凤作为贾母最宠爱的代理者和接班人，作为贾母的代表治理贾府，这是她权威的来源。但也应该承认，王熙凤这个“凤辣子”的确也是一个能人。她敏锐地看出宁国府的五大弊病：“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事无专管，临期推诿”；“需用过费，滥支冒领”；“任无大小，苦乐不均”；“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她针对这五大弊病采用了有效的措施。宁国府缺乏这样一个权威的能人，所以混乱得很，一旦引进了王熙凤这个人，一切就全改变了。所有计划经济的辉煌全是这样一个权威能人的结果，无论是埃及的法老，中国的秦始皇，还是前苏联的斯大林。　　　　
　　　　　　　　一旦这种权威不存在，计划经济就难以为继了。《红楼梦》中贾母的最高权威是历史形成的。贾母的丈夫是贾府的奠基者，丈夫去世，权威自然就归了夫人。王熙凤的权威完全出于贾母的信任和授权。换言之，贾母是太阳，王熙凤是月亮。一旦太阳不存在，月亮就无光，贾母去世，则王熙凤的权威马上消失。当然，如果贾母在世时，王熙凤能利用自己的地位，培植自己的亲信，树立自己的权威，王熙凤还是可以在贾母这个太阳下山后自己当太阳的。可惜王熙凤不懂这一点，做事自私、尖刻，得罪人太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权威。当贾府这样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权威时，状况就坏了。所以，贾母的葬礼办得极糟。王熙凤低声下气地求众人：“大娘婶子们可怜我吧！我上头挨了好些说，为的是你们不齐截，叫人笑话。明儿你们豁出些辛苦来罢！”在这种体制中，权威失去，又没有激励机制，求人就不是命令，无人服从。仍然是同一个王熙凤，没有了权威，再求人也玩不转，最后吐了血，还无济于事。　　　　
　　　　　　　　计划经济不仅需要一个权威，而且还需要一个绝对精明强干的权威。这种精明强干包括能力与品质。王熙凤的能力是够强的，但品质并不好。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这为以后贾府这个计划经济的失败种下了祸根。从体制上说，计划经济下这种人物的出现也是必然的。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这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当权者可以为所欲为。也许计划经济下会出现个把清廉者，但并没有必然性，而即使本质并不坏的人也会变为腐败者才是必然。王熙凤之坏也是制度造成的。　　　　
　　　　　　　　计划经济下集中力量所做的大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的好事。这是在这种体制下，没有成本与收益计算而造成的有计划的浪费。贾府集中一切力量办秦可卿葬礼和元妃省亲，都不考虑成本，只求一时辉煌。结果事情是办得风光了，但资源浪费了。贾府毕竟也面临资源稀缺性，当有限的资源用于风光时，它的衰落也就是迟早的事。　　　　
　　　　　　　　贾府与一切计划经济一样，不可能有永远的辉煌，衰落是迟早的事。计划经济的结局不是灭亡，就是转型。探春的改革就是企图走转型之路。探春的改革有其成功之处，但她的失败同样教训深刻。这是《红楼梦》更有意义的启示。　　　　
　　　　　　　　　　　　
　　　　探春以激励机制为中心的改革　　　　
　　　　　　　　计划经济下缺乏活力，没有效率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没有一种把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有效激励机制。它主要依靠政治强制、煽情式宣传或传统伦理道德来要求人们为之做出奉献。古埃及是政治强制，中国封建社会除了强制之外还有“君子言义不言利”那套虚伪的道德观，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下又加上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煽情性宣传。《红楼梦》中则是中国传统道德加强制。　　　　
　　　　　　　　这些激励方法从本质上说都是违背人性的。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无论是强权，还是道德说教或宣传，都无法改变这种人性。所以，大观园中的各色人等，不得不去干活，但能偷懒就偷懒，能耍滑就耍滑，并没有什么工作积极性可言。尽管也有焦大这样勇于奉献者，但却是一个傻得让人任意耍笑的对象。市场经济的效率离不开激励机制，它承认人利己的本性，不是要人们去改变本性，而是利用这种本性，通过一套制度把每个人的利己引导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方向。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符合人性的制度。　　　　
　　　　　　　　探春当然没有休谟和斯密来传授人性之道与利己之心的重要性，也没有读过《蜜蜂的寓言》这些劳什子书。但她是认识到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的，知道改革的中心是把个人贡献与利益联系起来的激励机制。探春的改革旗号是“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红楼梦》专家都把宝玉作为孔孟之道的背叛者。其实宝玉所追求的无非是自由谈谈恋爱，不去追求利禄功名，要求个性解放而已。宝玉无非是当时的“新新人类”或“波波族”，关心的是自己那点私事。探春则是一位改革者，她打破传统孔孟之道的义利观，将利置于首位。这才是真正对孔孟之道的背叛。孔孟之道的虚伪之处就在于言义不言利。说得极为动人，其实孔孟之徒，不是已得到了极大的利，让别人讲义，就是中毒太深。　　　　
　　　　　　　　探春以利为突破口的改革是通过承包制来实现的，即把池塘、园子承包给别人。她认为承包制的好处在于：“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这种改革的效果还是显著的。生产者有了积极性：“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护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间又有驾娘们行船夹泥的，种藕的。”同时；生产者的责任心也加强了。丫环春燕说：“这一带地方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妈管着，他一得了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怕有人糟蹋……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乱动。”李纨把这种承包制改革的成功总结为“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探春以利为突破的激励机制改革已成为计划经济转型的一个共同规律。前苏联的赫鲁晓夫和当时的经济学家利别尔曼想必没读过《红楼梦》，也不会知道探春这个小女子。但他们对前苏联经济的改革却与探春如出一辙。利别尔曼提倡把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业绩的惟一指标，并给企业和劳动者以物质激励，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前苏联计划经济改革的先声。许多国家的计划经济改革都是从“放权让利”的承包制开始的。　　　　
　　　　　　　　为什么计划经济的改革总是从利字当先的承包制开始？应该说这是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情况下一个最有效，也是最容易的突破口。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变总是渐进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所说的“社会无突变”尤其适用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