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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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迷信是新长征路上的一大障碍；　　　　
　　　　站在破除现代迷信的前列。　　　　
　　　　文章提醒广大青年：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现实告诉我们，科学与迷信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但现代迷信妖雾未散，今后也很难完全避免再出现借“高举”以营私的政治骗子，很难完全避免以更新更巧妙的形式出现的现代迷信。为坚持真理而勇敢斗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是永远需要的……　　　　
　　　　很显然，这也是犯了“两个凡是”、“永远高举”的大忌的。汪东兴火急下令禁止发行。有些火爆不服气的青年人急得没法，把这篇文章和《春风吹又生》的复刊词贴上了西单民主墙，还有人搬请共青团中央的元老邓（颖超）大姐出面表示深切关注这件事。一位开国老将军也为这件事给《人民日报》的一位同志打了电话，这位同志回答说“是汪（东兴）副主席执意要这么干”。气得这位老将军把电话一掼：“什么副主席？”这时，汪东兴才很不情愿地，为这本青年男女广泛喜爱的杂志的发行开了绿灯。《人民日报》立即转载了《破除迷信，掌握科学》一文。　　　　
　　　　9月18日，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如期开幕。耀邦从从容容地走上了怀仁堂讲台，并发表了那篇讲话。台下掌声连连。他一回到中组部，一直提着心的苗枫林，急忙迎上去问耀邦的秘书张耀光：“讲得怎么样？”张耀光回答了三个字：“很对劲！”耀邦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　　　　
　　　　“照本宣科”，还是出了事！按规定，大会秘书处应该立即把耀邦讲话全文登上会议《简报》。但是，等《简报》发下来，许多代表都傻了眼：耀邦讲话的精髓——用“两个不管”针对“两个凡是”的内容——被删得一字不剩。接着，续出的《简报》连篇累牍，借用某些会议代表之口，对耀邦的讲话进行了一系列批评指责。其中据说是来自河南省的代表说：胡部长的讲话也太离谱了！连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尊重毛主席了！　　　　
　　　　负责会议日常事务的，是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按说，他没有权力删改主持会议的中组部部长的讲话。耀邦遂找这位副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问：“你这是何用意？为什么要删去这句话？”这位同志说：“这是汪（东兴）副主席让删的。”耀邦转身就走，没说第二句话。　　　　
　　　　会议闭幕，汪东兴同志作了会议总结讲话。他又直接面对全体代表宣告“两个不管”的说法不妥。散了会，9月25日，耀邦找汪东兴等同志讨论这句话究竟有何不妥。被询问的同志中有人反问耀邦：　　　　
　　　　“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么办？”　　　　
　　　　耀邦说，“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还健在，也会恢复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所以对他老人家过去批的定的被实践证明了的冤假错案，我们都应该平反改正。”　　　　
　　　　对方又有人说：“‘不管什么时候、什么人批的定的’，这说法未免太大而无当了！如果这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国民党时代定的冤假错案，难道也得由我们去平？”　　　　
　　　　耀邦即刻把这种挑衅也顶了回去：“国民党都被我们推翻了，他们搞的冤假错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对方哑然。　　　　
　　　　过了些日子，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发表了耀邦的讲话全文，完全恢复了“两个不管”。


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两个凡是”的主阵地终于被突破

　　　　经过耀邦一系列委婉加强劲的斗争，“两个凡是”的阵地越来越狭小，“两个不管”的洪流节节壮大。到最后，汪东兴等人不得不把中央专案组管辖的所谓“大案、要案”，全都转交中组部重新复查。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这《报告》列举了大量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后说：　　　　
　　　　我们认为，“文革”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错案。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教导，我们对这一重大案件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　　　　
　　　　（一）薄一波等同志在敌人的反省院对敌斗争的表现是好的。出狱时他们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发表在当时平津的报纸上，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当时北方局的决定并不只是刘少奇个人的意见，参与决定这个问题的还有柯庆施等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同志。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做是代表中央的。许多同志说明，毛主席（事后）曾向他们表示中央知道他们出狱的经过，这一点应该认为是可信的。中央和北方局根据当时华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形势以及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指示他们可以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以便为党工作，这是组织上当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现在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重新审议当事人和北方局指示；即使认为这个指示有什么不妥，那么责任也只在于指示者，而不应归咎于指示的执行者。 　　　　
　　　　（二）对那些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在敌人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并登报后出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该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工资级别，酌情安排适当工作。因这一问题而使其家属、亲友受到株连和错误处理的，也应改正过来。已经去世的，应做好善后工作。　　　　
　　　　（三）在这批党员中，有被捕后，在入反省院以前敌人审讯时，有自首变节行为，或有其他政治错误，对这种人，应根据其问题的性质情节轻重，另作结论。至于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说的，在六十一人中，有少数人不是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而是自愿发表“反共启事”出狱的，对这种人，应当加以鉴别，另作结论。　　　　
　　　　（四）对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同志工作中的错误，包括严重错误，应当实事求是地另作结论。　　　　
　　　　1978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又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随之，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为数寥寥的“两个凡是”论者作了最后冲刺之后，一向对党对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怀元帅的“庐山沉冤”也被昭雪于天下；陶铸也与薄一波等人一起，从“叛徒”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　　　　
　　　　历史的尊严不容亵渎！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真理才能无敌于天下！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这一系列决定。雷厉风行的胡耀邦即刻回到“党员之家”研究部署，迅速从外地接回健在的同志，处理好含冤而死的同志的善后；有些同志病老伤残，不便行走，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前往拜访，加紧解决他们的困难。这一切，都如胡耀邦所一再叮嘱的：快刀斩乱麻。


拨乱反正鼓声急彭德怀、陶铸与“六十一人案”同时平反

　　　　以推倒“两个凡是”为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使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人们又一次喜放鞭炮、痛饮开怀。彭真、陆定一、杨尚昆、杨献珍、赵林等人相继回到了北京。坚决不说“刘少奇是个大叛徒”而被专案组人员打掉了几颗牙的安子文，也从淮南一农场回到了北京。白发苍苍的刘澜涛也告别了流放地安庆市。在“理论家”康生的特别“顾问”下，在监狱中戴了四年“背扭铐”或叫“苏秦背剑”的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居然也活着回来了，而没有像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那样，在这同一酷刑的摧残下惨然死去。　　　　
　　　　当然，康生蓄意提出“三六案”时仍健在的四十人中，十中有四即十六人没能再回来。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八届候补中央委员、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原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和副校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胡锡奎，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刘锡五，前文已提过的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等同志，在“文革”中的折磨迫害下，分别于1967年至1972年含冤而逝。原天津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高仰云及其爱人李琛，被南开大学“八·一八揪叛徒战斗队”打得皮开肉绽，高仰云不能忍受这法西斯暴行投河而死；李琛则忍恨留生，悄悄藏起高仰云遗下的血衣，希冀有朝一日把这古今中外罕见的最野蛮、最暴虐的罪行，揭之于化日光天。她终于把高仰云的血衣带到了北京，盼到了这一天……　　　　
　　　　1978年12月25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两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元帅和陶铸同志举行了隆重的平反昭雪大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中纪委、全国政协等所有领导人，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彭德怀、陶铸同志的生前友好，都出席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彭德怀、陶铸同志遗像，安放着彭德怀、陶铸同志的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骨灰盒，陶铸的骨灰盒是在追悼会前三天由中央派出专机从安徽合肥接来北京的。　　　　
　　　　追悼会上，邓小平为彭德怀同志、陈云为陶铸同志致悼词。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向彭德怀同志的夫人浦安修、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及他们的亲属作了亲切慰问。　　　　
　　　　1979年1月25日，又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为“三六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廖鲁言、徐子荣、胡锡奎、刘锡五、王其梅同志平反昭雪。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或出席了追悼会。已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沉痛地致了长篇悼词。　　　　
　　　　此前此后，北京和外地还召开了一系列追悼会，为我们的开国元勋贺龙、庐山会议开始落难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瞿秋白烈士的夫人杨之华、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田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作家冯雪峰、我国杰出的作家周立波等同志平反昭雪。　　　　
　　　　随之，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冤案也得以昭雪。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高潮时，他曾主张稳健发展，不图虚张声势，被毛主席说成是“小脚女人”，被别人扣以“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的帽子，后被迫害致死。“文革”正式开始前，从《海瑞罢官》引发的“三家村”及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的冤案；在“三家村”冤案之后，成为“文化大革命”又一前奏的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冤案，也得以平反昭雪。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提倡计划生育，而被诬为“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借学术研究为名，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冤案；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史学权威”，并被迫害而死的冤案，连带着全国史学界也被扣以“‘保皇党’霸占了史学阵地”的冤案；林彪、“四人帮”意欲整倒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进而打倒周总理与朱总司令以架空毛主席的“二月逆流”案；林彪、“四人帮”诬称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冲击中南海”“到中央文革抓人”案；原海军司令萧劲光的所谓“上贼船”案；跟着彭老总在庐山落难的黄克诚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捏造的“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推行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彭德怀一起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案；由“四人帮”密谋策划，其黑干将迟群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诬蔑全国教育战线建国后十七年“都搞封资修，培养‘白专’苗子”案；1973年轰动全中国的河南唐河县马振抚中学“复辟考试制度，和孔老二一样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案；“中宣部阎王殿”案和“总政治部阎王殿”案；诬蔑长篇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为习仲勋涂脂抹粉”、“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鼓吹另立山头”，从作者到出版社到审阅过书稿或对小说草稿提过修改意见的大批同志都遭迫害，有的被摧残致死致残的大冤案；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一些著名人士的重大冤案，都相继被平反昭雪，对这些冤案中被残害致死的同志，都开了追悼会。


拨乱反正鼓声急1976年的“四五运动”完全是革命行动

　　　　对震撼全中国、必将永驻青史的1976年“四五运动”，在粉碎“四人帮”的五个月之后，即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就提出要为它平反。虽然这个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它打破了不许拨乱反正的“铁幕”，揭开了推倒“两个凡是”的序幕。1978年，在党中央尚未做出平反决定前，一些地方就率先为参加这次运动而受到迫害的青年先驱平反昭雪。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就以大半个版面，介绍了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与“四人帮”英勇斗争的事迹。　　　　
　　　　1976年4月8日，“四人帮”血洗天安门广场的第二天，二十四岁的庄辛辛还向当时被“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公开提出了“打倒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口号。当年7月，他被冠以“反革命”而被捕，9月被判刑十五年。　　　　
　　　　早在1973年，二十一岁的庄辛辛，就在日记中写了《给江青的一封信》，历数江青煽动武斗、“怀疑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