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牡谑颂欤涂挤⑸眨盏饺司哦龋昧朔缡孕募⊙住Ｕ馐遣蠓绲囊恢郑笔辈⒉恢溃倨谝宦颓看蜃啪袢ソ部巍２痪茫筒〉沽耍乙坏鼓哑穑蝗嗣羌彼托鸵皆喝デ谰取：罄锤鹋彗尾渭印暗惩馊耸俊弊富幔ㄖ缴稀敖衣杜小备鹋彗姆绶缬暧辏固稍谝皆旱牟〈采希徊恢４友Ｇ巴皆禾酵耐驴谥校胖彗隽耸隆Ｋ档猛芽诙觯骸芭彗趺此党觥惫膊橙恕幕袄茨兀空獠豢赡埽豢赡堋薄 �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尽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托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托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尽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尽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托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托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来整整两年，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探望，惟有这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的影子。她常常问托儿所的阿姨：“我的爸妈怎么老不来啊？”阿姨们都随口一讲：“他们在公园里。”
孩子的这一回答，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隐痛。她背着孩子大哭了一场！几次病重，被送往医院抢救。经常向学校借钱，才能凑凑合合让三个孩子一日三餐勉强有口饭吃。
整个家庭的苦难，也促使大女儿更加勤奋，更加用功。她一边上学，一边照料着母亲和弟弟妹妹，经常把英文单词贴在墙上，手里洗着衣服，眼睛看着单词，默默背诵。初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大附中，高中三年，年年“三好”，并在北京中学生物理竞赛和数学竞赛中获奖。
1961年，大女儿满怀信心，报考北京大学。她的高考成绩门门都在九十分以上，全国数一数二的最高学府，无疑将向这位高材女敞开大门。
到了发榜时，全家人都像挨了当头一棒！别说北京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也未录取。原因不言而喻：她有个被关在监狱里的父亲，政审表格“家庭成员有无被杀关管”这一栏中写得清清楚楚。这使任何一个主考官，也不敢漫不经心地在她的名上点一下考中的朱砂笔。
女儿的声声泪，使母亲撕肝裂肺！老大被挡在大学门外，接下去老二也将要遭到同样的命运；再接下去老三、老四、老五，前途不测可怜！为了五个孩子，朱秀玲苦思很久，不得不忍痛含悲向法院提出与佩琦离婚。
离婚获得批准，五个孩子都改姓朱。
但在“千万不要忘记”的那年月，年幼的孩子们在学校，照样被许多同学喊作“小右派”、“小反革命”。
说来也怪！这些孩子不仅不认为自己是“小反革命”、“小右派”，还都特别要强，动情地高唱“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好好学学，天天向上。在北大附中读书的老二，一到入团年龄就申请入团，一直不被人理睬。到了十八岁，他又申请入党，更没有人搭碴儿。在跟着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招来一顿毒打：二十一个同学拥到他的家，将他打翻在地，乱打乱踢，还把屋子里能打碎的东西——餐具、茶具、玩具、玻璃橱柜全都砸得稀巴烂。同楼隔一单元居委会的老大娘们，都被这屋子里不同寻常的稀里哗啦声和斥骂声所震惊 。她们连忙寻声而至，正见一个年轻人在向昏死倒地的希同惨白的脸上泼凉水，一边泼一边骂：“反革命狗崽子还梦想入党！”
他们又一次翻箱倒柜，仍没有翻出他的《入党申请书》，就把半死不活的他拖下楼，留人封了门，上贴“反革命之家”，下贴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门前，他们在屋内留下一张纸，写上参与这场打砸抢“英雄好汉”们的姓名与身世：前二十人都是高干子弟“红五类”，最后一人的家庭背景是小业主。
他们把尿血的老二押回学校，扔在一间黑屋子里，派人日夜看守。被毒打后的老二发烧尿血，也没人给一粒退烧药。一天夜里，下着小雨，“奉命”看守的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儿子，他不属“红五类”，平时还是与老二相当要好的同学。他借着夜幕的掩护，把老二放出了黑牢，叫他赶快去海淀医院检查治疗，否则有生命危险。
但他一步也走不动，只能在雨地里慢慢地向前爬。半路上，碰到一位下夜班的工人老师傅，得知此情，连忙掏出身上仅有的几块钱，给他指点了去医院的近路。到了医院急救室，被简单包扎了一下，他又继续在雨中爬，爬到了北京大学，才住进了北大校医院。仔细一检查，是严重的肾外伤，怪不得一直尿血。
灾难并没有到此为止。葛佩琦的二哥葛畔瑜也被抄了家，二嫂被活活打死；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生活无着，有病没钱治，很快也惨离人世。
“造反有理”的人们又把大女儿历次获得的数学竞赛、物理竞赛的奖状也都撕得粉碎，并把“革命”的矛头指向北大附中的校领导，说他们特别热衷于培养“反革命大右派”的子女；根据仅仅是：1964年大女儿北大附中高中毕业时，老二和老三也都是北大附中的学生，一个在高中一年级，一个在初中二年级。
有人说，政治的疯狂，造成无数家庭的悲凉，这是一个缩影。
此话千真万确。
1975年，葛佩琦被“宽大”出狱，他和朱秀玲也未敢复婚，因为男方的头上还扣着“大右派”、“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这几顶吓人的大帽子，一旦复婚，子女们必将更加遭罪。
但是骨肉亲情，是任何权势也泯灭不了的。1976年春节过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养病和弟妹们的前程，大女儿毅然承担了接收父亲的重任。她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她的父亲从山西回到北京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虽然她的小家庭只有十平方米的住房，而且她本人又面临分娩。有关方面这才同意葛佩琦回到北京。
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一位干部和一名护士，把葛佩琦送回北京，住入崇内旅馆，大女儿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一位同志的电话，即刻带着弟弟赶到了旅馆，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把父亲接到她曾工作过的北郊清河镇附近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大女儿早已为父亲向一位农民朋友借到了一间房子；她的堂姐葛春梅，即已经夫妻双亡的葛畔瑜夫妇之女，正在这间屋子里安置床铺，使大难不死的葛佩琦，一回到北京就有了栖身之地。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他又通过了户口、粮票、住房三个关口，搬进了北京城内的这个大杂院，一个已迁走的人家原来放杂物的八平方米小屋。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患难时，我们认识朋友！”
这个大杂院，原住的十五户人家，有十四户是工人家庭；另一户男的是中学教师，女的也是工人师傅。在葛佩琦即将从北郊清河搬来之前，当地派出所的民警和居委会的干部来到这个院子向众人宣布，有一个“老右派”、“国民党少将”、“要杀共产党人”的人特赦出来了，要住到这里，大伙对他应该划清界限，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可是，这院子里的工人阶级，偏偏不把这些“至理名言”放到心里去。当他们看到这个孤老头儿，有气无力，白发满头，慈眉善目，对人挺和气，可是连手中的钞票是多少钱都看不准，更分不清粮票与油票，等于是一个睁眼瞎，他们个个都待之以同情与关照。其中尤为紧隔壁的一家男女老少，对他格外好。
这家户主名叫李学俭，河北省吴桥人，供职于南口暖瓶厂。他的爱人老赵主要操持家务，得空也去街道上帮帮忙。他们的大女儿李炳芬，是这个大院里惟一的共产党员，在另一个街道工作，大儿子李炳洲，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十二中学上初中；小儿子李炳海，还在读小学。这全家人都有杂技之乡的那股灵巧豪爽之气。对葛佩琦在自己的儿女和侄女春梅于夜静更深或公休日来照料之外的一切生活琐事，他们一家都包了。
大院里没有厕所，人人都得去大门外小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弯弯拐拐二百来米远。不论刮风下雨，冰天雪地，炳洲、炳海都乐意为葛爷爷当“拐棍”；就是在夜晚，只要葛爷爷在自己屋里喊一声“炳洲、炳海”，总有一根“拐棍”应声而至。
生炉子、封炉子、支蚊帐、上街买东西，也都是炳芬、炳洲、炳海的事。
葛佩琦住医院，炳芬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带着水果去探望。
一天，李学俭师傅从百里之外的南口回城度厂休，赶忙在葛佩琦的小屋里装了自来水管，使他用水更方便。
日常李师傅改善生活，包饺子、红烧肉、炖鸡汤，炳洲、炳海妈都趁热端来一碗……
春寒料峭的一天上午，大院里出现了一个老者，他就是李逸三。1957年整风“反右”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亲耳听过葛佩琦在学校“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认为，葛佩琦当时说了一些“带刺”的话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多少年来一直未能恢复他的组织关系。但在校党委决定把葛佩琦划为“极右分子”的时候，在党的“反右”纪律的政策下，他也违心地举了手。后来，他虽然坚决反对把葛佩琦当做“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逮捕法办，再后来又被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然而对那一次的违心举手，一直深感对不起葛佩琦而难释于怀。葛佩琦搬进这个大杂院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而且还住在京城东南部的劲松小区，也风尘仆仆地来到这个大院，看望葛佩琦。后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要来一次，每次来都给葛佩琦捎来一些水果点心、零花钱、粮票，以及对葛佩琦至关重要的信息：
胡耀邦主管中央组织部了，恢复了“党员之家”的传统，许许多多的党员干部排着队去上访，有冤伸冤，有苦诉苦；
中央五个部的代表在烟台开了会，决定为所有还没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去帽子，也可以为少数错划的平反改正；
中央又发了个文件，对凡是被错划的“右派”错多少就改正多少，不受人数的限制，不划框框，完完全全的实事求是……
每一次传达了这些好消息，李逸三都鼓励葛佩琦上访。但葛佩琦认为自己的问题非同一般，他的身上也压着“三座大山”——“右派”与“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如果不把这“三座大山”都搬掉，他休想回到党内；而要把这些“大山”一一都搬掉，又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为慎重起见，他还要“再看看”。
当然，他说的“再看看”，是指对党中央领导部门的上访而言。他觉得，自己的一切祸害，根出于中国人民大学，要上诉，也得先从人民大学诉起，犯不着贸然直奔党中央。在李逸三向他透露了党中央决定为所有错划右派都改正平反的消息后不久，他就去了人民大学。
那是1978年国庆节前后。他跌跌撞撞地去了西郊人民大学人事处，谈了谈对自己的“右派”问题如何改正的设想。未料到，人事部门对他仍然冷若冰霜。不得已，他又去拜访成仿吾老校长。仿吾老询问了他这廿年的情况后，表示将把他的报告转给学校人事处。
过了几天，他又去了人事处。得到的回答是：你的报告是转来了，但成校长没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没法办。
这时，他才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