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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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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2月初，哈尔滨军工学院给了丁铁石来了信，开宗明义地要他火速赶回学院，参加开除其党籍的会议。这大大震怒了丁铁石，他即刻登上北上的列车。
丁铁石一到了哈尔滨，就有人悄悄告诉丁铁石：开除他党籍的支部会早开过了！据这些知情人说，在1961年1月即将放寒假时，由班政委兼党支部书记张××主持了进修一班的党支部会，班主任李××和全班在校学员都到了会。张××宣布了丁铁石的“错误事实”，还是1959年秋天把丁铁石定为“彭黄分子”并撤销其进修一班党支部副书记的那些事——
①彭黄分子；②严重不服从命令的个人主义；③1959年暑假前支委会决定请“右派”教员在下半年讲课，是公然反党……
张××刚说到这儿，还没来得及要大家讨论表决，在丁铁石被撤销支部副书记之后被选为支部副书记的田申——著名剧作家、作家和诗人田汉之子，就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召开这样的支部会。
田申说：开除党员的党籍，如果不是在战火分割或秘密工作的特殊情况下，必须让其本人到会。他说着，就从衣兜里掏出一本《党章》念了起来：“‘在党组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现在你们既然要开除丁铁石的党籍，就应该让他回学院参加会议并听取他的申辩，这才符合《党章》的要求，否则就是非法的！”
发言同志很不少，直说得张××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临末了，他还是强要大伙举手表决，结果大多数人举手反对，使一心要开除丁铁石党籍的人没能达到目的，只得放寒假，让大家回家了……
丁铁石听了知情人的这些叙述，才恍悟到怪不得向××要他的秘书，在学院放寒假之前像秦桧连发十二道金牌似地，连二连三地给他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到学院，“原来如此”！
现在他回来了。全班的学员又都放假在家，准备过春节，开不成党支部会，“把他催了回来干什么？”
他想错了！存心要整人的人总会“妙计横生”的：支部没法形成决议，还可以召开别的会议。
丁铁石回到学校的第五天，学院装甲兵系开了个党委会，到会的有装甲兵系和进修一班的领导六个人，外加沙×带来的筹建装甲兵工程技术学院的十六七个人，会议由沙×主持，叫丁铁石也到会。沙×宣布丁铁石的“错误事实”，比撤销丁铁石党支部书记的决定以及张××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支部会上所说的那几条，大大地加重了砝码。沙×说丁铁石：
第一，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野心的反党分子！
第二，历史上个人主义严重，是个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
第三，组织观念极为薄弱，在装甲兵内部大搞宗派活动！
第四，彭黄集团的忠实分子！
沙×宣布完毕，既不要大家讨论，也不让丁铁石申辩，就要大家举手表决。当然，这是早就串通好的，除了丁铁石一人外，其他“一致通过”这个开除丁铁石党籍的《决定》。丁铁石起立高声反对。他说这是强奸民意，违反《党章》。他说沙×不是学院的领导，也不是系的领导，凭什么主持这个宣布开除他党籍决定的会议？他说认定他“分裂党的组织，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有强烈的个人主义野心，典型的民族反动分子，大搞宗派活动，彭黄集团分子”，等等，有哪一条事实根据？！
丁铁石刚说到这，学院装甲兵系主任徐介藩忙打断丁铁石的申辩说：“向××副政委给你打电话叫你回来开会，你怎么也不回，这就是反对领导！”
丁铁石说：“向××既不是南京军事学院的领导，也不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怎么能说是我反对领导？！至于说我是‘彭黄集团分子’，有什么根据？我有生以来与彭老总、黄克诚同志未有过任何个人之间的交往，总共只坐在台下听过彭老总的三次报告，包括1958年夏天彭老总来咱们学院视察的那一次。
“那一天，学院院长刘居英、政委谢有法一改日常铺张浪费讲排场之风，特地把讲台上的大红丝绒台布换成一条朴素的黄军毯，在讲台前后躬身欠腰地连声呼叫彭老总为‘我们敬爱的首长’，而我这个坐在台下十几排之后听报告的普通学员，倒成了‘彭黄集团分子’，这是哪家的王法？！”
“对所有这些诬蔑陷害，我保留申诉权！”
丁铁石滔滔不绝，直说得沙×，徐介藩等人无言以对。
时值1961年即辛丑年春节，远离南京老婆孩子的丁铁石，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招待所里住着。有时候，他也到大院里转转，人们都忙着过年，合家团聚，几乎没人敢搭理他。他在招待所里冷冷清清地住了三个月，一直住得神经极度衰弱，每天早起都头脑昏沉沉、眼前闪火花，也没等到任何地方的任何通知，只得抱病再次进城，再次找到总政治部监委会。刘处长对他说：“已经和装甲兵党委说通了，开除党籍是不行的，改为党内严重警告，你看怎么样？”
“凭什么给我‘严重警告’？”
“算了，老丁。他们是党的一级组织，也总得给他们一个面子吧！”
“什么‘面子’？是党的组织原则重要，还是个人的‘面子’重要？”
“算了吧，老丁！自古以来，哪个朝里没有屈死鬼！”
末了刘处长又说：“这些日子你的健康欠佳，你去杭州西湖边上疗养一个时期吧……”
1962年春天，在杭州疗养了三个月的丁铁石回到了北京装甲兵大院。他被装甲兵干部部分配到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担任组织计划部副部长，由原来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军职的副主任，降为这个副师职的副部长，还能奈谁何？
他一肚子明白：尽管在庐山会议后这一连串的纷纷扰扰中，一直对他找茬儿的人们虽然避口不再提起沙×已露了出来的“民族反动分子”那样的政治问题，然而实际上还是那一串不定时炸弹中的一个对他炸了一下。炸他的人们心照不宣，被炸的人则有苦难言。他口含这咽不下吐不出的“苦”，一会儿去内蒙古东部的牙克右抗装甲冷冻试验，一会儿又被派去南方雷州半岛海峡搞水陆两用坦克的测验，呕心沥血，奔忙不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一连串的不定时炸弹连续爆炸，多少人受尽屈辱，命丧黄泉
1964年春天开始，全国大搞“四清”。中共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的一些人，又翻起了这本早被公安部否定了的“丁溪野组织‘伊玛尼党’反革命组织”的旧账，而且增添了“丁溪野在抗日战争中勾结汉奸制造‘侯庄惨案’”、“煽动回民闹事”、“在沧州地区扩大了回汉民纠纷”等新罪名。增添这些新罪名的惟一根据，就是“侯庄惨案”。
所谓“侯庄惨案”，就是1943年秋后到1944年，分属沧州地区几个不同县份的侯庄、段庄、丁庄子、王古宅、张官等村庄的回汉民之间发生的一些纠纷。在侯庄回汉民打群架时，有的汉民把血淋淋的猪头，挂到清真寺的大门上，引起全村回民的激愤，从而发生了械斗，双方互有伤亡。对这类小打小闹的事，如能及时调解，本不难和平解决；但有些村干部“激情”有余而政治水平不足，有的干部也抱有偏见，排解纠纷时很不公正，以致旧怨未消又添新仇，事端不断。而这时，丁溪野早已离开了沧州地区，并已到了延安，正在延安以北数百里、位于陕北最西北角的定边的中央民族学院教书，所有这些纷争，都与他八百杆子也挨不着。
但是，急于想立“政治大功”的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照样两次派人去哈尔滨“查办”。“查办”的惟一结果，是让已经成为哈尔滨市园林工人的丁溪野，于1965年退休。
第二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倒给沧州地区原“四清”工作总团的一些人，又点了抢立“政治大功”的希望之火。
1966年8月的一天中午，全家已迁回哈尔滨、本人亦已在哈市园林处退休的丁溪野，正与一家人在家吃午饭，突然闯进去几个陌生人，口称“调查问题”，要找丁溪野谈谈。丁溪野没有半点犹疑，立即放下吃了一半的饭碗，随着这几个陌生人出了家门，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
一家人有过“三反”期间丁溪野被逮捕、全家人被赶下农村的伤痛，这时不禁更加忧痛。孩子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又被弄到何处去。不久，他们全家人就接到哈市“革命派”的通知，说他们全都成了“反革命家属”，随之被勒令赶往农村，而且一年之内被逼着搬了三次家。丁溪野的老伴刘兰田领着三个不成年的孩子挤在一间不能开窗的泥土小屋里，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们要去生产队劳动，生产队说他们是“反革命家属”；不给安排活。两个小男孩被称为“反革命狗崽子”，别人要骂就骂、想打就打，小学没念完就被赶出了学校。更不能让他们忍受的是每隔三五天，他们家就要遭到一次半夜三更“查户口”的惊扰。这些人来到屋跟前，先在外面把门窗敲得震天响，闯进了屋子就用手电筒到处乱照乱翻，已快六十岁的刘兰田被吓得小便失禁；每被惊吓一次，她好几天都不能恢复常态。每次“查户口”的人一离开，全家人就抱在一起痛哭，常常哭到天明。丁溪野的大女儿丁威和她的两个弟弟常常忧伤自语：爸爸到底去了哪儿？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他们的爸爸已被关进了沧州地区黄骅县公安局监狱，同年12月15日转为正式逮捕。黄骅县公检法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他进行了长时期的封建法西斯式的审讯逼供；不但狠抓“伊玛尼党”不放，还搞出一个“回教国运动”。这“回教国”“国王”就是丁铁石，“总理”是丁坚，“国旗、国歌”也都齐备了，“国都”将设在兰州。
这消息传到了装甲兵，装甲兵“斗罗筹备处”的造反派头头们如获至宝，很想在“伊玛尼党案”上“扩大战果”，给当年主持全国公安工作的罗瑞卿，扣上“包庇反革命组织‘伊玛尼党’”的特大罪名。他们这个计谋，得到了后来成为“四人帮”分子的装甲兵政委黄志勇，以及“夺权”后由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成了全院第一把手的宋昆的全力支持。他们让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牵头，并让这个科研院的计划处长，装甲兵学“毛著”的尖子田永兴中校，担任这个“专案的”总组长，会同哈尔滨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军管会等，发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丁坚担任副秘书长的哈尔滨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丁坚的妻子李葵南担任主治医师的哈尔滨市立第二医院，丁溪野的老战友刘桂轩当经理的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丁铁石的妻子白琴担任副院长的北京协和医院（当时已改称“反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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