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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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在全国一定层次的共产党员干部中，为这起冤案所有的受害者伸张了正气。　　　　
　　　　1980年4月18日，装甲兵党委才姗姗来迟地作出了一个《关于丁铁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冤案的平反决定》，但又迟了将近八个月——即当年12月11日，才让这个《决定》与受害人丁铁石见了面。尽管如此，在党中央坚决平反冤假错案精神的强大压力下，这个《决定》也不得不承认：　　　　
　　　　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等，主要是受其兄丁溪野同志冤案的株连。在“四清”运动中，先是沧州地委“四清”工作总团党委非法进行审查，1968年6月19日由原装甲兵科研院牵头会同河北省黄骅县公安局军管小组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及协和医院等单位，不顾公安部1957年1月关于丁溪野同志没有政治问题和反革命问题的正确结论，重新提出了早已否定了的丁溪野同志的问题并将其逮捕、进行陷害。　　　　
　　　　原装甲兵科研院，将丁铁石同志与其兄丁溪野同志的所谓的“反革命”案牵连在一起，进行陷害。在此期间，严重违反党的政策，实施封建法西斯式的逼供信，造成了一起所谓“伊玛尼党”、“回教国”反革命案件的大冤案。并且株连了其爱人白琴、儿子丁中刚、弟弟丁坚、弟媳李葵南、战友刘桂轩、周绍先等同志，使他们政治上受到陷害，身心遭到摧残，丁溪野同志被迫害致死，后果严重。　　　　
　　　　……　　　　
　　　　事实证明，丁铁石同志的政治历史是清楚的，是没有问题的，所谓丁铁石同志密谋组织反革命“伊玛尼党”、极力策划建立反革命武装、勾结汉奸、妄图建立“回教国”、是“回教国”国王，以及“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特务嫌疑”等，完全是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所谓丁铁石同志的“反革命”案，纯属冤案。他是受了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装甲兵的代理人黄志勇等人的迫害，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挽回影响。凡因此案所形成的一切材料，根据规定，予以清理销毁。对因丁铁石同志的冤案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战友等，应按党的政策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　　　　
　　　　撤销原装甲兵科研院党委1970年8月5日《关于对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装甲兵党委1970年8月15日《关于丁铁石问题的处理报告》和装甲兵党委1975年8月31日《关于丁铁石同志问题的平反决定》。　　　　
　　　　为彻底平反这起大冤案，公安部在1983年4月5日，又特地向基建工程兵党委并总政治部、哈尔滨市体委党委并市委、协和医院党委并医学科学院党委、卫生部和哈尔滨市第一二医院党委，发出了《关于公安机关在对丁溪野同志进行工作中株连和影响其亲属的情况说明》。这《情况说明》说——　　　　
　　　　为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彻底消除对其亲属的影响，公安部曾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六日发出了《关于平反丁溪野同志冤案和消除其受株连亲属丁铁石、丁坚等同志受影响问题给有关单位的信》。　　　　
　　　　最近，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同志给公安部领导同志写信，随后又来访。谈到：公安部平反信后，他们所在单位分别落实了政策，消除了影响，表示感谢。同时提出：由于此案，使他们受了长达二十八年的株连，政治上、工作上，待遇上都受到影响，曾因此被审查、撤职、降级和压低级别，在屡次的调级中也都受影响。但向本单位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单位以人事中、档案中没有记载而不好考虑。因此，要求公安部进一步说明他们受影响的情况，以使他们遗留问题得以合理解决。　　　　
　　　　根据复查材料和有关公安机关的档案记载，丁铁石等四同志提出的上述受株连影响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当时，公安机关对丁溪野同志是作为重要反革命案进行侦查的，工作中有扩大化问题，株连了他们。因此，他们政治上受到怀疑，使用上、待遇上受到影响，而这些在他们的档案里是不可能有记载的。对此，公安部除承担责任外，建议他们所在单位，考虑解决他们的遗留问题。　　　　
　　　　特此函告。　　　　
　　　　这些单位接到公安部的函告后，都比较认真地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至此，这个长达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才算被完全彻底平了反。丁铁石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后勤部政委，并被选为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1987年2月离休；丁坚在1979年哈尔滨市公安局为丁溪野平反昭雪的同时，也被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了在1952年以前的职务，1980年改任哈尔滨市税务局副局长，1981年调任哈尔滨市体委主任和党委书记，1985年7月离休；白琴于1983年在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岗位上离休后，一直担任民办京华医科大学的理事，为栽培不花国家一分钱的医学人才而发挥她的余热……　　　　
　　　　1996年5月31日，八十一岁的丁铁石病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相继发了消息。6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其后，由战友和亲友组成的长长的送葬队伍向卢沟桥回民公墓进发。人们缅怀这位著名回民支队政治工作奠基人、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以及二级红星功勋章的副兵团级军事干部的高风亮节。从这位参加革命六十一年身经百战、株连冤案二十八载忍辱负重的丁铁石身上，从丁氏家庭男女老幼半个世纪以来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为党的事业所遭受的挫折和厄运、所作的贡献和牺牲来看，谁都会说：“这个丁氏回民大家庭，不愧是一个忠勇之家，爱国之家、革命之家！”　　　　
　　　　日月不息，天网恢恢；换其哉，生灵涂炭；复其哉，社稷生辉！恣意行凶作恶的歹毒之徒，尤其田永兴、王子耕这类就是在国民党特务中也该被算作最歹毒的人，如果还活着，如果又恢复了若隐若现的人性，就该有晨钟暮鼓式的忏悔。不然，他们的子孙如果得知其先人曾有如此人生劣迹，这些无辜的后生也许会感到自己的头顶上空，老有一块不祥的招人羞辱的阴影……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一）

　　　　“文化大革命”后期，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长短不一的一本小说，有多种手抄本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中秘密流传。它就是后来正式发行的《第二次握手》，并被拍成了同名电影。但这部作品产生的过程，及其作者张扬遭受过何等劫难又如何获救，恐怕知之甚详的人就不是很多的了。　　　　
　　　　作家张扬，1944年出生于湖南。新中国建立后，他的家庭由于阶级出身的差异，属于抬不起头、过着凄苦日子的那一类。1963年年初，19岁的张扬奉父母之命，去天津探望由天津公安局帮助查找到的从未见过面的亲伯父，顺路经北京看望惟一的舅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一位成果丰硕的化学家。　　　　
　　　　张扬临离长沙时，他的姨母和母亲说起他从未听说过的关于舅舅的一段往事。其大意是：1951年的一天，舅舅下班回了家，舅母将饭菜端上桌，推开书房门叫舅舅吃饭，只见舅舅的全身像凝固了似的，全神贯注地脸向着窗外。舅母返身拉开客厅门，发现外面站着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客人。女客人很有礼貌地说出舅舅的名字，问是否住在这里，舅母答“是”，并邀请她进屋。但这位女客人谦辞，站了一会儿便向外走去。她走了几步又在门口停下脚步，转身询问随后相送的舅母：“请问：您是他的夫人么？”舅母答道：“是呀！”女客人轻叹一声——“您多幸福啊”，转身离去。　　　　
　　　　舅母回屋，在饭桌上问舅舅：“刚才那位女客人是谁？”舅舅说：“她就是×××呀！”舅母恍然大悟：“原来是她！唉，你为什么不请她进家来呢？”　　　　
　　　　……　　　　
　　　　这个曲折离奇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了张扬。他从舅舅的苦学求成的经历，联想到科学家对人类社会的令人崇敬的贡献，以及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争得的荣誉。他认为，从这样一群具有真正聪明才智的知识分子身上，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文明水准。　　　　
　　　　完成了探望伯父和舅舅、舅母的使命回到了长沙，张扬就着手写他已构思好的小说。他写了一万多字，只是个短篇，取名为《浪花》，意为洁白的浪花即意味着水的纯净。　　　　
　　　　1965年9月，张扬到湖南省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插队。他一面劳动，一面充实改写他的《浪花》，一下扩展成十万字，易名为《香山叶正红》，同时改变了原来悲剧性的结尾，着力描写了周恩来总理与我国科学家之间，情真意笃的笑语交融。因为很多真实的故事使他深深地感受到，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十分尊重和爱护广大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在他这部有关科学家的作品中，出现周总理的这种形象，是自然而然的应有之笔。　　　　
　　　　他对这一次的充实改写很满意。但他只给为数寥寥的几位好友浏览消遣，根本没有发表的意念。因为“千万不要忘记”又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和文艺作品，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尽管他的这部小说，是歌颂共产党、赞颂社会主义的，但那些被“批倒批臭”的作品，有哪一部不是歌颂共产党和赞颂社会主义的呢？只要有人存心让一位作者下地狱，从这位作者的某部作品中，总会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骨刺来。　　　　
　　　　1967年夏，武斗的枪炮声响遍三湘四水。张扬躲在生产队的一座土屋中，继续改写了这部作品的第三稿。　　　　
　　　　1968年，浏阳的一名既敏感又偏激的中学生、又是一名红卫兵的小头头，给张扬写了封信。他在信中猛烈抨击了“非神学的圣经”、“林立的偶像”和“蒙泰里尼式的红衣大主教”。　　　　
　　　　据分析，所谓“林立的偶像”，是指林彪搞起来的个人迷信狂潮；“蒙泰里尼大主教”，本是世界名著《牛虻》主人公牛虻的非婚生父，在这里也指的是林彪；“非神学的圣经”，则指的是“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老三篇”等等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罢了。张扬给他回了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但张扬提醒他：为防不测，不得保存信件。　　　　
　　　　1969年冬，“一打三反”轰轰烈烈。浏阳县当局早就密切注意这位中学生“反动言行”的人们抄了他的家。谁知他并未接受张扬的劝告，一千多封“黑信”被抄走了，其中包括张扬的几封回信。这位中学生和他的一些“红卫兵同伙”成了“现行反革命小集团”，统统被抓了起来。张扬闻讯自知在劫难逃，立刻披星戴月“潜逃”到长沙，得到一些“哥们儿”的掩护，在工厂、旅店、农村东躲西藏。同时，断断续续地改写这部小说。　　　　
　　　　经过修改，这第四稿比前两稿精练了许多，由十万字上下精练成六七万字，恰好写满那个塑料皮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他把书名改成《归来》，意即于海外学成业就的许多科学家，都陆陆续续地回归已是社会主义的祖国，将个人的一切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和同胞。　　　　
　　　　197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扬从长沙去别处看望一位朋友。他预感可能出事，便将随身藏着这部书稿的挎包，存放在一位姓陈的知青伙伴家，身无“牵挂”地去看望那位朋友。果不其然，浏阳来的警察正在那位朋友家等着他。他立即被铐起双手。但他没有任何生活用品，警察索性把他押回长沙他的家，既取生活用品，又顺便抄抄他的家。　　　　
　　　　随后，他被警察押解到浏阳蹲大狱。虽然，他从未见过拘留证或逮捕证，但罪名却有了一大串——“恶毒攻击林副统帅”、“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货真价实的现行反革命”……　　　　
　　　　1971年9月13日之后，“林副统帅”就不再是“亲密战友”了，张扬也和赣州的女青年李九莲一样，被继续不见天日地关押着，直到1972年12月29日才被开释，他白白地被关押了两年又十个月，有冤难申。　　　　
　　　　他回到了浏阳县大围山区的中岳公社南岳大队书塘生产队后，将小说全文扩展到二十万五千字。　　　　
　　　　这时候，张扬却不知一场更大的灾难即将临头。自从他1970年2月，被两个警察铐进浏阳大狱之后，他的弟弟从陈姓知青朋友家中取回第四稿《归来》，又借给了自己的一位好朋友，而这位好朋友又有好朋友。他们有的照抄《归来》，有的讹抄为《归国》，还有人把它们传到了北京。传到北京标准件厂机械修理工刘展新手中的一本，都已破得没有了封面。刘展新细心地通读了全文，又多次悉心研究，自个儿给这部书稿起了个名字，叫《第二次握手》。《第二次握手》被传抄到华北、东北、西北，传看的人越来越多。　　　　
　　　　1974年，邓小平复出，并代替病情日趋严重的周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事务。湖南省有关部门在其《情况简报》中，反映说《归国》是一本“坏书”，但并未导致大搜查大搜捕。同年10月初，《北京日报》在其第960期《内参》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广泛流传的“严重情况”。姚文元看了这份《内参》后，于10月12日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请找一份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北京日报》立即给他送去了一个手抄本。　　　　
　　　　10月14日下午4点钟左右，姚文元再次给《北京日报》打了电话。他说：“我翻了一下，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尧、吴有训。写了许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时，可请公安部门帮助查！”　　　　
　　　　姚文元的这个“指示”，很快就被传送到了“四人帮”死党刘传新掌管的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专案组查明了张扬的下落，即刻给湖南省公安局发出如下公函：“按照姚文元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