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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 北京法源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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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好像有一点为难，想了一下，最后说：
“真正的唯心是破除我执，释迦牟尼与何罗逻仙人辩道时说：‘若能除我及我执，一切尽舍，是名真解脱。’我执就是主观的心，善如果没行出来，只凭主观的心认为已经是善就善了，这是唯心的魔道，不是唯心的正道。唯心的正道是破除这种凭想凭说就算行了善的魔道。真正的唯心在告诉人什么是唯心的限度、什么是光凭唯心做不到的。比如说吃饭，必须吃，想吃和说吃并不算吃，一定要有吃的行为；善也是这类性质，善要有行为，没有行为的善才真是伪善。”
“法师这一番话，我很佩服。只是最后免不掉有点奇怪，奇怪这些话，不像是一般佛门弟子的口气、不像是出家人的口气。我说这话，是佩服，不是挖苦，请法师别见怪。”
和尚笑起来，又合十为礼。然后伸出右手，向庙门外面指一指：
“现在北京城都在过年，大年初二，外面正在赶热闹，而你这位年轻朋友居然有这么大的定力，不怕寂寞，一个人，到这冷清清的千年老庙来研究古碑龟趺，一看就不是凡品。”
青年人笑了一下。这时候，一阵鞭炮的声音，在附近响起。远处里还传来零落的响声。
“听先生口音，是广东？”
青年人的笑容转成了窘态。他听了大多次的挖苦他们口音的谚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何况他到北京来，一比之下，官话更是不行。
“是广东南海。”
“法师呢？”
“先生听不出我口音？”
“我第一次来北方，分不出口音，只觉得法师官话讲得很好。”
“说了先生不信，我也是广东人。”
“也是广东？”
“是广东，广东东莞。”
“那我们太近了。法师的官话讲得没有我们家乡味，为什么讲得这么好？我们讲广东话可好？”
“惭愧，我不大会说广东话，我生在北京，并且一直住在北京”
“尊大人一直住在北京。”
“我们这一支，一直住在北京，已经两百五十多年了。”
“这么久了？”
和尚点了点头。
“两百五十多年前，广东人就老远到北京来，那一定是在北京做官的。”
“那倒不是，先祖是陪做官的来的，做官的被皇帝杀了，先祖偷了做官的尸首，埋在北京，一直在墓旁陪着到死，从此我们这一支就住在北京，没再回广东。”
“咦，法师说这做官的，被皇帝杀了？……这做官的也是东莞人？”和尚点点头，露出一种会意和等待的眼神。
“是袁崇焕！袁督师袁崇焕！”
和尚笑了：“我说先生一看就不是凡品，果然说得不错。先生这样年轻博学，真叫人佩服。不错，是袁督师袁崇焕。”
“那我知道法师贵姓了，法师可姓佘？人示佘？”
“怪了、怪了，先生不但博学，而且多闻。先生怎么知道我姓佘？”
“我早就听说袁督师冤狱被杀，弃尸西四甘石桥，没人敢收尸，他的仆人佘氏半夜偷了尸首，埋起来后，一直守墓到死，死后也埋在坟边。佘家后来代代守墓不去，今天真是幸会，碰到了老乡亲，又碰到了义人之后。”
“先生说得都不错，现在袁督师的坟还在北京，在外城东边广渠门里广东义园。”
“我去过了。”
“去过了？先生真是有心人。”“袁督师是我们老广第一个影响中国政治举足轻重的人物，明朝不杀他，满洲人就进不了关，中国整个历史都改写。并且若照袁督师的战略，明朝就不会浪费一半多的兵饷来防御辽东，就不会弄得民穷财尽，引出李自成进北京。袁督师大重要了。”
“袁督师是大人物，叫人崇拜。”
“法师令先祖能够对袁督师守死不去，也叫人崇拜。”
“那是袁督师人格感召的结果。”
“人格感召一般来说，有一个限度，但是令先祖竟冒死偷尸首埋起来，并且照顾在坟旁边，一直到死，这是忠肝义胆。”
“承先生过奖。但有更忠肝义胆的。袁督师下狱以后，忽然出来一个书生，叫程本直，一再为袁督师喊冤呼吁，结果被崇帧皇帝给杀了。他的尸首，后来也由先祖埋起来，就埋在袁督师坟的旁边……”
“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这位程先生的墓碑边上有人题了十个字，叫‘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是不是？”
“对了，你先生真是好记性，这位程先生跟袁督师不但素昧平生，甚至可说还有点不愉快，因为他三次求见袁督师，袁督师都没见他。袁督师被捕以后，他一再替袁督师喊冤，结果被判死刑。他死的时候，说我不是为私情死的，我是为公义死的。先祖是跟袁督师多年的仆人，他为袁督师做的，私情的原出占得很重。但这位程先生做的，却全是争正义、争公道，在皇帝发了大脾气要杀人的时候，他为袁督师仗义执言，他的为人，可真有性格。可惜他只是一个布衣，没地位，也没什么名。由这位程先生的事，可以想到袁督师的伟大，感人至深。我还记得程先生呼冤书里的几句话，他说：‘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这就是你先生看到的‘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的渊源。”
“噢，原来是这样。”
“程本直说袁督师‘一大痴汉也’，这五个字用得真妙。”
“法师也认为是？”
“照世俗的标准，当然是。当时明朝已经那样腐败，是非不明、宦竖当道，守东北的大将熊廷粥，刚冤枉杀淖，传首九边、田产籍没、家属为奴。而袁督师却还来跳这个火坑，他不但不买朝廷里奸臣的账，并且杀了毛文龙，断了奸臣贪污的财路，这样做人，岂不正是傻瓜干法？从袁督师死了以后，我们广东人，再也没有在朝廷里有那样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也没人要做一大痴汉了。”
“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入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谈到这里，一个小和尚走了过来，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在眉清目秀外、却又有着一股英气、他向和尚合十为礼：
“师父，万寿寺的法海和尚来说，他们寺里要为宫里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想请师父走一趟，替他们捧捧场，不知道师父肯不肯赏光？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初五没空，我们自己也有佛事要做，走不开。”
“你答得很好。”
“可是他说他要见你。”
“你说我这边有客人，走不开。”
青年人赶忙向和尚摇手：“法师，我没有事，我只是随便走走，你请便、你请便。”他把右手侧向前，掌心向上，做了请便的姿式。
“不要紧，”和尚举起右掌，向着青年人。“我不太想见他。”转过头，“普净，你答得很好，就照你那样说下去，把他送走。”
“可是，他说要见师父。”
“普净，你自然有办法。你去吧。”
小和尚面露了慧黠的笑，向青年人也打个招呼，转身走了。和尚望着他的背影，欣赏地笑着。
“我这个小徒弟，父亲母亲全在河南旱灾里饿死了，他八岁就被哥哥带着，千辛万苦逃荒到京师，走到这个庙门口，他哥哥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一下就来，你饿了，先吃包袱里的窝头，他说只有一个窝头了，我等你回来一起吃。他就坐在门口等，等到快天黑，哥哥还不回，他急了，在外面偷偷抹眼泪。被我看到了，问他，他只知道是逃荒来京师的，不知道京师有没有亲戚，打开包袱一查，里面卷了一封信，是他哥哥写的，写给庙上和尚，说实在没能力照顾这个小弟弟了，请求庙上收容这个小孩，算做许愿许进来的小和尚。当时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庙上。他倒也有宿慧，听话，不打扰人，自动搬桌子扫地，好像并不白吃这碗饭。只是晚上常常偷偷流泪；有时在庙门口张望，等他哥哥回来接他，但他哥哥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八年下来，他在庙上自修，书念得很不错，人也聪明伶俐。”
“我刚看他，就是一副聪明相。”
“刚才是万寿寺的和尚来，万寿寺先生知道吧，就是西直门外那座大庙。”
“我没去过，听说过。”
“那庙可比我们这座小庙神气多了，光后面千佛阁，就有佛像好几千，其他可想而知。刚才说的宫中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李总管先生听说过吧？”
“莫非就是李莲英？”
“就是他。他现在是中国第一红人，皇太后信任他，一切言听计从。他为他母亲做佛事，由万寿寺来办，万寿寺想约北京各庙的和尚来捧场，我们不能参加这种谄媚权贵的事，所以才有刚才的一场。”
“法师的作风很不简单。”
“出家人，按说看破红尘才对，可是北京的许多出家人，也许离京师官场太近了，竟染上了势利眼的毛病，见了大官一副脸、见了小百姓另一副脸。不过出家人势利眼，也由来很久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为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下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入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的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力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他死那年我二十四岁，经史子集倒念了不少，我走的路，也是中国一般知识分子走的老路，就是念古书、应科举。可是九江先生的身教，却给我极大的影响，尤其他死前用火一本一本烧掉他一生的心血，左一本国朝学案、右一本国朝名臣言行录；左一本蒙古记、右一本诗文集……烧得满地都是灰，看得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劝也劝不住。九江先生立身极为严肃，他临死以前烧他一生著作，态度平静而坚决，他古书念得那么好，科举也考到进士，可是临死前，却用行动表示了这些都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路，人该尽弃俗学，以行动救世。他这些意思，并没空口要我们学生如何如何，相反的，他说得很少。只在最后临死前来了这段不言之教，等于现身说法。他虽在死前三十多年就离开科举与官场，可是下半生三十年的讲学著书生涯，他竟也在死前加以否定，认为不切实际。他这一烧一死，使我根本上受了大刺激。九江先生死后，我到北京来，开开眼界，也深刻想了想中国的前途，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逛国子监，这是中国养成知识分子的最高学府，我走进大门、走进琉璃坊，看看钟亭鼓亭，又看到蒋衡写的那些石碑，想到他花了十二年的时间，写这八十多万字的十三经石碑，第一流聪明才智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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