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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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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Colin　Smith英译，（London；　1962），第309页注。　　　　
　　　　“道德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谈话），载《新闻周报》，期2937（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9页　et　in　PPC；第250页。　　　　
　　　　汉娜·阿伦特：“80岁时的海德格尔”，载迈克尔·默里（Michael　Murray）主编：《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New　Heaven；　1978），第295页。　　　　
　　　　让—保罗·萨特：《战争日记》（The　War　Diaries），Quintin　Hoare英译，（New　York；1984），第185—186页。　　　　
　　　　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曼海姆（Ralph　Manheim）英译，（Garden　City；　N。Y。；　1961），第166页。关于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人们已做了大量研究，英文文献主要可参看《批判研究》（Critical　Inquiry）的一期特刊（第15卷第2期，1989年冬季号），其中载有戴维森（Arnold　I。　Davidson）、哈贝马斯、德里达等等学者的文章。　　　　
　　　　萨特：《战争日记》，第186—187页。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Frank　A。　Capuzzi等英译，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Marin　Heidegger：Basic　Writings）（New　York；　1977），第208页。　　　　
　　　　同上书，第209、216页；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John　Macquarrie和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62页。　　　　
　　　　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上述英译文本，第212页（关于存有的神秘性）、第216—217页（关于先在）。可参考海德格尔：《原因的实质》（The　Essence　of　Reasons），Terrence　Malick英译，（Evanston；　Ill。；　1969），第127页：“自由是诸因之因。”（Freedom　is　the　reason　for　reasons。）参考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on　Metaphysics），Ralph　Manheim英译，（New　York；　1961），第128页。从他1929年关于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见第5章）来看，海德格尔曾获益于康德是很显见的。相反，关于海德格尔对尼采的承继却有争议，因为这方面的文献根据比较难找。但我同意戴维·法雷尔·克雷尔（David　Farrell　Krell）的看法，即“《存在与时间》的每一页”都既表露着又隐匿着尼采的影响。海德格尔的这部巨著避开了关于意志或意愿的任何公开的讨论，但过了几年后，海德格尔在概述尼采的权力意志观点的时候，通过把权力意志描绘成“人们对于自己的决意”，终于将它同《存在与时间》的一个主题联系了起来（参见海德格尔：《尼采传》，David　Farrell　Krell英译，卷1，第40、48页注247）。当然，海德格尔的确在他关于尼采的那些著名的讲演（主要发表于1936至1946年间）里有力地批判过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但是这种与海德格尔自己思想的“转折”（我将在下面讨论这一点）相联系的批判，在我看来，既是对海德格尔和尼采之间深刻的（往往是默默无语的）对话的一种深化，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掩盖起来的自我批评。［我这里的解释参考了汉娜·阿伦特的看法，并参莱因纳·舒尔曼（Reiner　Schurmann）：《海德格尔论存在与行动：从原则到无政府状态》（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　From　Principles　to　Anarchy）（Bloomington；　Ind。；　1982），主要见第245—250页。］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7页（关于Dasein的定义）、第340页（关于采取行动）、第437页（关于选择一个英雄）。在法国，第一个使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综合时兴起来的是亚历山大·柯耶夫（Alexandre　Kojéve）。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认为在马克思和海德格尔之间有可比性的，绝非只有柯耶夫、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等人：整整一代激进的思想家，从赫伯特·马尔库塞到吕西安·戈德曼，都感到可以把海德格尔和马克思调和起来，这部分地是由《存在与时间》中的某些关键性表述的纯粹抽象性造成的。　　　　
　　　　阿伦特：《意愿》（Willing）（New　York；　1978），第173页。　　　　
　　　　德里达：“人的结局”，参见注释前文，第130页。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10页。　　　　
　　　　上书，第240、199、213、222、223、238、241、237页。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狂想》版画（Caprichos　Plate）第43页，“理性的沉睡导致恶魔横行”（El　sueo　de　la　razon　produce　monstruos）。　　　　
　　　　

第二章　等待戈多注释（2）

　　　　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参见注释前文，第232页（关于悲剧）和第219页（关于荷尔德林）、第223、240、242、236页。我把海德格尔在第219页提到的荷尔德林和德国年轻一代与死亡的对抗看成是他对战争曲折隐晦的表达；还可以把第232页他对索福克勒斯看似一带而过、实则意义重大的讨论与《形而上学导论》（第122—138页）中他对安提戈涅（Antigone）深思熟虑的论述进行对比：海德格尔的《导论》中这些异乎寻常的篇章构成悲剧性“暴力”的一个象征，同时也是为它所作的道歉。单单这个悲剧性暴力就可以确保类似古希腊（现代德国？）那样的文化成就“真正的历史辉煌所需要的根本条件”。　　　　
　　　　MC，第336、337、339页；英译，第325、326、328页。　　　　
　　　　“道德的回归”（谈话，1994），参见注释前文，第39页；英译见PPC，第250页。　　　　
　　　　“真实的理性代价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iet？），《探索》（Spuren）1—2（1983）；英译，载PPC，第21页。　　　　
　　　　“性与孤独”（Sexuality　and　Solitude）（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3页。在40年代末期，梅洛—庞蒂同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倾向比萨特强烈得多，可参看他1947年写的一本称颂莫斯科审判案的书《人道主义与恐怖》（Humanism　and　Terror）。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也对萨特的自由概念提出了含蓄然而尖锐的批评：参见该书论“自由”的最后一章。关于梅洛—庞蒂认为“先在”是“可操作的意向性”（Operative　intentionality）的独特见解，参见《知觉现象学》，第17—18页。　　　　
　　　　“一次谈话”（1982），载PPC，第21页。梅洛—庞蒂在1947年至1950年间开出的课程（在高师和其他一些地方）里开始讲述索绪尔，参见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现象学与结构主义之间》（Maurice　MerleanPonty：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London；1985），第105页。比较福柯为乔治·康吉兰（Georges　Canguilhem）的英文版《正常与病变》（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所写的导言，卡罗林·R弗希特（Carolyn　RFawcett）与罗伯特·S科恩（Robert　SCohen）译（New　York；　1989），第23—24页：“现象学可以把身体、性经验、死亡、感性世界真正引入分析领域。”尽管如此，即便对梅洛—庞蒂来说（在福柯的评论中他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我思（the　cogito）仍然是核心”（这点——如果作为一个术语学问题就好了——是确实无疑的，至少在知觉现象学中如此）：“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生命科学的特异性，都无法与它们的基础角色妥协。”　　　　
　　　　对比一下德里达关于他自己思想探险历程（他曾更倾向于接受胡塞尔和现象学）的回忆，是值得的。参德里达：“一个抑音节的时间：标点符号”（The　time　of　a　thesis：　punctuations），载阿兰·蒙特费奥尔（Alan　Montefiore）编：《今日法国哲学》（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Cambridge；　1983），主要可参阅第38—39页。　　　　
　　　　萨特：《反犹分子》（AntiSemite　and　Jew），G。　J。　Becker英译，（New　York；　1948），第90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H。　E。　Barnes英译，（New　York；　1956），第259页。　　　　
　　　　同上书，第260页。　　　　
　　　　同上书，第260—261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43页；英译，第26页。　　　　
　　　　萨特：《存在与虚无》，第379页，并参见第405页有关施虐淫的一段文字。　　　　
　　　　SP，第202页；英译，第200页。“论道德谱系学：关于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概述”（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谈话，1983），载TFR，第351页；FD，第519页；英译，第265页。那种钥匙孔意象曾附带地（而且不知何故）出现在福柯早期发表的一段批评萨特的文字里：参见RE，第109页；英译，第68页。虽然我不同意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结论，马丁·杰伊（Martin　Jay）发表了一篇有关福柯的“凝视”（the　gaze）的有趣文章：“在凝视的王国中：福柯与20世纪法国思想中的视觉诋毁”（In　the　Empire　of　the　Gaze：　Foucault　and　the　Denigration　of　Vis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ench　Thought），载FCR，第175—204页。1983年福柯在谈论“确实性”的时候，不仅抨击了萨特的确实性观念，而且也抨击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观点。由于海德格尔关于“确实性”的论述特别强调良心的召唤和内疚的向心性，福柯的反感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福柯在谈话中始终没有讨论羞耻或内疚，而只是以试图迫使我们为某种“真实的自我”所约束（这一点，海德格尔的确未曾做过，但萨特却肯定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方式，对海德格尔和萨特提出批评。十分奇怪的是，原谈话录音（现存巴黎米歇尔·福柯中心）在公开发表时，其中有关海德格尔的内容被删去了。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43—44、45页；英译，第26—27、37页。路易·阿尔都塞当时是教师，而让·拉普朗什（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则是阿尔都塞派去防止福柯自杀的人。　　　　
　　　　“一个面临无限要求的有限制度”（Un　système　fini　face　à　une　demande　unfinie）（谈话，1983），载《岌岌可危的社会安全》（Sécurité　social：　lenjeu）（Paris；　1983），第63页。“如此质朴的快感”（Un　plaisir　si　simple），载《盖皮耶》，第一期，1979年4月，第1、10页；英译载《法格莱格》（Fag　Rag），第29期，第3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44页；英译，第26页。　　　　
　　　　“如此质朴的快感”，参注释前文，第1页；英译见第3页。　　　　
　　　　“绝不妥协”（Non　aux　compromis），载《盖皮耶》，第43期，1982年10月，第9页。另可参见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第65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另可参见班盖“学习时代”一文。毕竟，如德费尔所言，高师的一些教师和管理人员本身就是同性恋者。　　　　
　　　　1990年3月12日埃德蒙·怀特的谈话。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参见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1945年后乌尔姆街的高师人：共产主义的一代”（Les　Normaliens　de　la　rue　dUlm　après　1945：une　génération　communiste），载《世界现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du　monde　moderne），第32期，1986年10—12月，第574页。　　　　
　　　　“为了一种不舒服的道义”（Pour　une　morale　de　linconfort），载《新观察家》，第754期，1979年4月23日，第83页。CF（谈话，1978），第20页；英译，第52页。艾里邦对福柯在法共的情况作了极好的阐述，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0—78页。　　　　
　　　　CF（谈话，1978），第19页；英译，第51页。福柯在这里说，他是在1950年加入法共的。艾里邦也接受了此说。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解释说，福柯卷入法共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他个人对法国印支战争（1946—1954）的反对态度。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2页。弗利德里希：“法国的权力哲学家”（谈话，1981），参见注释前文，第148页。　　　　
　　　　CF（谈话，1978），第22页；英译，第53页。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6—77页。在我们1991年11月4日的会谈里，德费尔强调了福柯对反犹主义的憎恶的重要意义。关于“医生阴谋”和1952—1953年间苏联的反犹运动，参见麦德维杰夫（Roy　A。　Medvedev）：《让历史来审判》（Let　History　Judge），Colleen　Taylor英译，（New　York；　1971），第494—497页。　　　　
　　　　德费尔在1991年11月4日的谈话中，回忆了福柯在拒绝陪他一起去中国旅行这件事。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8页；英译，第58页。　　　　
　　　　福柯1978年为康吉兰《正常与病态》一书的英文版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页。　　　　
　　　　同上书，第9页。　　　　
　　　　关于福柯对卡西尔和新康德主义的一般看法，参见“一段无声无息的历史”（Une　histoire　restée　muette），载《文学半月刊》，第8期，1966年7月1日。福柯在此文中高度评价了卡西尔《启蒙哲学》（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的法文版。关于福柯对卡瓦耶的看法，参见他1978年为康吉兰写的“导论”，参见注释前文，第8—9页，第14—15页；以及“一次关于政治和伦理的会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ER，第374页。　　　　
　　　　康吉兰：《正常与病态》（Paris；　1966），第139页。福柯在他的“导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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